在我们急于应对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时，困扰富裕社会的另一重要问题———社会心理问题与精神疾病也相伴而来。来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相关报道表明：目前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出现抑郁症状后从未就医的占60％左右，9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因此，精神疾病可能成为和谐社会威胁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

    个体的心理问题从来就不只是个人人格障碍和适应能力的问题，隐匿在背后的社会心理问题以及导致这一问题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宏观社会环境才是其关键因素。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对人们的社会影响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由于表现得更为充分而突显出来。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所导致的社会分化与不平等虽然也曾经引发了很大的心理失落与不满，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分层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流动机会多、渠道广，与希望相伴的失望或多或少容易被淡化、缓解。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阶层表面化、定型化、阶层门槛越来越高，社会流动速度降低、机会变少、流动的成本加大成为事实之后，对于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影响才显得更为严重。由此而致的社会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建立在社会比较基础之上的由利益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改变自身社会处境、达成向上社会流动的乏力感与心理无助感；权力与利益受损引发的躁动与无奈；缺乏话语权力与表达机制的压抑与郁闷；社会抗争过程中的非理性与不合作行为。越来越严重的心理挫败感成为特定时期社会心理的律动节奏，自然也成为个体与群体精神问题的主要社会根源之一。

    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的心理问题与精神疾病，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层面上的技术努力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要真正解决问题却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从改善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处境和社会环境入手，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意味着我们在追求和谐社会时至少应该考虑如下问题：建立必要的利益分享机制，增进不同群体尤其是日渐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表达能力，使不同群体的利益能够被充分地反映；在社会资源分配时，贯注社会公正原则，促进相应的利益共享机制，使不同利益群体能够同样享受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果；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协调与规范不同集团的矛盾、冲突；扩大社会流动途径，增加个体和群体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其不利的社会处境的机会；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构建必要的社会支持体系，使弱势群体能够得到足够的社会关照。

    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重要内容。精神疾患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社会心理问题与时代症候的反映与投射。因此，意识到这点并付诸相应的努力对于缓解个体的心理压力、促进其心理健康与和谐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