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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归联”与它的日本老兵们

2005-07-14 15:28:14 朱红军 李盛 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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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讯 2005年6月,当大河原孝一、高桥哲郎等4位日本侵华老兵再次踏上去中国的谢罪之旅时,更多熟悉的名字,藤田茂、富永正三……没有出现,因为他们的接连去世,忏悔者的身影日益孤单。而一直站在日本谢罪老兵背后,为还原侵华历史鼓呼不断的“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由获释回国的日本老兵组成,简称“中归联”),解散也已3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归联”和它的老兵们,在日本究竟以怎样的姿态生活并战斗?

  艰辛

  从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鹤港需要4天,这是一条特殊的航线。

  1956年6月21日,因中国政府本着最大的宽容和善意宣布对在押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准许他们获释回国,高桥哲郎、大河原孝一得以登上返乡的“兴安丸号”。

  生活的艰辛成为这些老兵们归国后首要跨越的障碍,甚至在7月3日“兴安丸号”登陆后,他们踏上故国的第一刻起便显得异常真切。

  到达舞鹤港后,当日本警方为迟归的军人奉上“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服和军靴时,队长国友俊太郎大吃一惊,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拒绝接受。

  3天后,日本政府计划发放的撤侨津贴也因为老兵们的激烈抗议而临时升为2万日元/人,但这远不足以补偿11年被战争荒废的青春。

  他们需要更公正的战争赔偿,需要日本政府更为妥善的安置。登陆的第二天,老兵们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向日本政府申请战争赔偿和战后生活救济、津贴,占去了大幅内容。是为“舞鹤方针”。

  “中归联”的成立动议于4天的航程之内,它被寄予“团结就是力量”的期待。在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中,他们选择了文艺汇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东京千代田区公会堂被《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所淹没。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善意,回应寥寥。

  其后的生存景况可想而知。据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当年全国平均的家庭收入为3.2万日元,而中归联会员在1960年的平均收入才为2.4万日元,显然,他们的生活处于社会的中下水平。

  鸭田好司,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军士,返回日本神奈川县后,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勉强度日,过着退休老人的生活”。

  贝沼一郎,关东军宪兵队教练队成员,回国后,在农村,他找不到事做;去了东京,依然找不到工作。最后好歹找到钉纽扣和绣袜子的活,却每天都要干到深夜。因为穷,每天只吃两顿。

  为此,中归联开展了一系列旨在相互帮助的活动,如:中归联销售部集中各地归国战犯生产的物资来销售;中归联互助会组织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会员出资成立中归联金库,将筹集的资金贷给希望创业的会员,以及经济状况困难的会员。

  因为在苏联和中国11年的改造经历,他们被视为异类,在试图营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扰。警察时常会来进行所谓的思想状况调查,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信息。一些归国战犯在公司里、在社会上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贴上“赤色分子”、“过激分子”的标签。

  老兵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曾在中国东北鹤岗煤矿工作的松本千代男,现居千叶县,战败回国后,经熟人介绍,接受了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的就业考试。在获得了内部录用正要上班的时候,公司不告知他任何理由就取消了他的录用资格。

  由于担心从中国归来这段经历会被人问及,他当了一阵子不需要出示履历书的临时工。之后他进了亲戚经营的药品批发公司。但是,每次调转工作的时候,素未谋面的当地警察都会问他:“听说你曾在中国逗留过?”

  忏悔

  山东省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赵冬苓,2001-2002年间多次赴日本拍摄采访,“中归联”和老兵是她无法回避的采访对象。

  许多故事她没有拍进纪录片,而选择了以采访手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他们一次次地来华谢罪,但谢罪背后的艰辛和内心的折磨,被生生隔绝在了日本,无人知晓。”她对记者感喟。

  老兵汤浅谦战后多次重返中国山西,当年作为随军医生,曾在这里从事活体解剖工作,50年后他始终没勇气在山西说出这段罪恶。他无助地询问赵冬苓,万一受害者的亲属认出我呢?他正襟危坐,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

  赵冬苓依然铭记一次近乎恐惧的经历。那是中归联安排的一次采访,对象是参与当年731细菌战的一位士官。“他机械地坐在对面,机械地重复着谢罪的字眼,两眼空洞,身体枯朽,像一具没有血肉和情感的尸体。”

  “有时是憎恶,有时是尊敬,但更多的时候,是怜悯:为一颗颗被战争毒害并负罪终生的灵魂,为在巨大的战争机器中挣扎的弱小的人,为用了60年的光阴,仍然摆脱不掉那场战争的阴影。”她在采访手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从1956年成立,到2002年解散,“中归联”这个组织一直是日本老兵们赖以打捞灵魂的依靠。

  2002年的东京银座,福原大厦。三楼一间办公室被隔成两半,其中的一半就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房间里只有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四把椅子、两套卷柜,还有两位老人:会长富永正三、事务局长高桥哲郎。

  近半个世纪里,正是在这样一种近乎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中归联和它身边的1000余名前战犯,以罕有的勇气和坦诚,直面战争罪恶,致力中日友好。

  从1950年代起,“中归联”发起了查找中国烈士(指被劫虏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组织查询、募捐、签名、护送遗骨回国,争取了1500人签名,奔走筹募60万日元捐款(占17个友好团体募捐总数的1/3)。原侵华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获特赦回国后,担任了中归联的会长,曾6次护送遗骨及率团访问中国。1982年88岁的藤田茂溘然长逝,弥留之际,特意嘱咐把一套中山装穿在了身上。衣服是1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总理亲自邀请他率团访华,接见他时赠与的。

  1965年9月,藤田茂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向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献了铜碑,碑文写着:“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誓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

  藤田茂请求把铜碑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于种种原因,立碑未能遂愿。

  1968年7月7日至8月15日,中归联倡导了“中日不再战运动”。广大会员纷纷响应,发表了反战报告,并召开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国民大集会,为中日建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70年代开始,老兵们不断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来反省过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以中归联名义编辑出版的书有《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三光》、《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不忘侵略屠杀的天皇军队——日本战争手记第2集》等;以中归联会员个人著作出版的书,不下几十部。在中国抚顺关押改造期间的战犯忏悔录精选《三光》出版后,仅10天内就印刷了6次,发行了5万册,半个月内便抢购一空,占战后图书出版的第二位。

  藤田茂第五次来华时,曾对抚顺管理所的中国管教们说:“我已经80多岁了,希望先生们能满足我的这一愿望,否则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来面请了。”

  1984年10月下旬,应中归联之邀,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率原抚顺、太原管理所代表团来到了日本。中归联打出了鲜明的横幅:“热烈欢迎老师!”

  在中归联的推动和组织下,一个世界监狱改造史上的奇迹出现了:从中国回国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中只有1个人背信弃义,走上了背叛和平之路。

  未央

  2005年4月,84岁的盐谷保芳第20次来华谢罪。盐谷名片上写有“中日友好亲善访中第20次”,其名片上的数字是随访华次数而变的。

  为什么年年来?盐谷解释说“不来就闹心”。他相信灵魂存世,“是那些灵魂催逼我年年往返。”

  但他不知道,生命的极限是否允许第21次、第22次的到来。

  1956年,中归联会员回国平均年龄是37岁,49年后的今天,很多会员相继去世或下落不明。截至1996年,归国战犯健在的还有484人,而2002年时,活着的仅剩100多人,其中最年轻的也已年逾80,很多人目前已卧床不起,能够回忆并讲述过去的只剩下30多人。

  2002年初,中归联最后一任会长富永正三也去世了,中归联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命运。但实体可以消弭,而精神必须永续。

  2001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病重之时,大河原孝一前往探望时曾坦言,中归联难以为继,解散已是迫在眉睫。病榻之上的金源殷殷嘱托,中归联的精神要继承下去。

  2001年秋天,赵东苓去日本采访,在东京中归联总部办公室,在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屋内列席了他们最后的会议。老兵相见不胜唏嘘,熟悉的面孔又少一半。

  这些老兵弥留之际的最大努力是让子女和孙辈接他们的班,永远和中国人民友好。这愿望已经并正在开花结果。曾搞过细菌战的原秀夫,让儿子上大学专修中文。越正男给女儿起名真理子,给儿子起名友好,教育子女和中国人民永世友好下去。大河原孝一的男孩名“卫”,保卫和平的卫,女孩的名“好”,日中友好的好。他曾带着儿子、女儿和女婿古泽武治参观战犯管理所。

  古泽武治告诉大家:他和大河原孝一的女儿是在为日中友好共同战斗中相识相爱的,他和她将把父亲的教导传给下一代!

  2002年4月20日,在中归联解散大会的当天,以熊谷伸一郎为首的一群有着同样志向的年轻人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记录侵略战争证词,编写季刊《中归联》,继承了反战老兵们认罪的夙愿。

  继承会成立后,28岁的熊谷伸一郎担任主席。他联合了一批青年,迅速在日本全国发展了11个支部,会员达到400多人,所有的会员都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工作,活动经费完全靠会员和老兵们的捐助。

  他们正试图证明: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特殊人群的故去而消失。

  (马哲、黄兆林、周密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部分参考了杨瑰珍、袁韶莹、赵冬苓、富家正三等人的相关著作)(编辑:胡曼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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