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代价。

　　——《随想录》

　　我对巴金是怀有敬意的。他是一个富有良知，富有道德感、责任感，富有人类美好感情的作家。毋庸讳言，在他善良、真诚的性格中也有相对怯弱的成分。他年轻的时候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对真理的追求，我觉得到后来他慢慢地丧失了，他变得不那么勇敢了。所以才会有后来他的《随想录》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忏悔。他的反思我觉得是真诚的、勇敢的，然而是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我不同意人们给予《随想录》这么高的评价。《随想录》表现了一个老作家的良知，但是他在理性认识上，我觉得没有达到他理应达到的深刻。在反思“十年浩劫”的时候，他没有触到造成整个民族性灾难的根本性原因，并予以深入发掘。在他的文字中，夹带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缺乏自己的独立话语。我们理应向他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

　　当然，巴金的反思比较早——比较早地反思了自己和民族的灾难，而且即使是这种不够彻底的反思，当时也有一些文字不能发表。这正是巴金留下的空白，亟待我们继续作出修正和填补的地方。

　　在《随想录》中，巴金勇于自我解剖，的确是他比其他作家可贵的地方。我们的作家总是强调批判社会、批判别人，唯独不批判自己。巴金可贵的地方就是能从理性和情感的方面，对自己做出反省，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他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和《随想录》在同一方向上的努力，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作家良知的表现，也是历史理性的表现。他执着于民族的苦难的记忆，这点非常难得。对于这段中华民族的黑暗历史，现在的作家没有几个像巴金这样刻骨铭心。他提出“文革博物馆”，正是要记住我们民族的苦难记忆，他要以自己的写作为我们的苦难作证——因为记住是不断深入反思的基础。

　　但是巴金没有后续的行动，所谓没有后续的行动就是该沉默的时候他没能保持沉默。而且，他的反思在《随想录》那里停顿下来了，此后的写作没有进一步的深入和发挥，没有提供新的思想要素。

　　回顾巴金一生，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年轻的思想战士，真理的追求者，为人类幸福而写作者，成为一个纯作家、一个一度跟风的作家、一个理应保持沉默未能保持沉默的作家，或者说成为一个无法保持沉默的人，这一点我深表遗憾。我认为对巴老的最好的纪念应该是挖掘他个人身上的悲剧性——他的《随想录》也清楚地记录了这个悲剧。因此对他的纪念应该回到青年时代的巴金。其实，巴金在文革结束后每前进一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是向青年时代返回一步。文革结束之后，他努力一步步地找回自己。

　　巴金作为一个善良的、真诚的、富有良知的作家，也是反映着我们道德存在的一面镜子。作家应该讲道德，而现在有把道德放逐的倾向。所谓道德，就是追求社会的自由、民主、公正、公平，追求人类的幸福；道德意涵了善良、真诚、热情、同情心、社会责任感。这是作为作家的起码的道德，也是最高的道德。巴金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家，他永远把道德良知置于文学之上。记念巴金，最急迫也是最切近的一点，就是努力恢复我们的文学的良知，民族的良知。（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