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
——《随想录》
在文学馆的大门口，有块花岗岩巨石，正反两面分别镌刻着巴老的两段话，其中有一句是：“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那儿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
鲁迅曾把翻译家比做普罗米修斯，说翻译家把异域的文学作品译介给本国读者，就如同普罗米修斯把原属于天国的火种偷出来，送给人类。因为火是启蒙的象征，它点燃的不仅有薪柴，还有智慧，它煮熟的不仅有动物的骨肉，还有人类的文明。
新文学，用梁实秋不无极端的话来说，是用汉语写的外国文学；因为新文学的主题、体裁、风格等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下发轫并成型的，这跟外国文学的汉译具有亦步亦趋的关系。早期的新文学作家几乎都同时是翻译家，鲁迅和巴金更是翻译大家。鲁迅一生创作的总字数约为700万，翻译的总字数接近于这个数字；巴金一生写了上千万字，译了数百万字。可见，翻译在他们的文学生涯和文学成就上的分量。当然，翻译（包括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的意义当然不止于分量。翻译帮助他们获得了新的思想、新的手段和新的语感，使他们在中国文坛上开辟了一片葱茏而肥沃的新天地。
鲁迅和巴金都深谙外语，而且不仅一种，巴金掌握得相当好的外语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和世界语等。他们都曾在洋学堂里直接求学，直接阅读洋人的作品、吸收洋人的东西；但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在自己享受的同时，还不忘把精美的外国文学美味转做成汉语菜肴，无私地输送给饥肠辘辘的中国的文学食客。他们认为，翻译同样具有呐喊、呼唤、示范、启蒙和革命的功能，可与创作同日而语。所以，他们亲自动手，牺牲宝贵的创作时间，翻译了大量作品。他们的翻译不仅与他们自己的创作血肉相连，而且，他们同时代的和后来的作家们正是通过他们的翻译了解并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明成果。这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样的翻译初衷，在今天职业化的翻译家中，是罕见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巴金那段话中的“新文学”改成“翻译”。
巴金翻译的处女作是英年早逝的旧俄作家迦尔洵（1855－1888）的小说《信号》，那时他只有18岁，那时他还不懂俄文，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巴金首先掌握的外语是英语。但我发现，巴金翻译的英语原创作品与其说多，还不如说少，只有美国进步作家柏克曼著的《狱中记》（1935年）和英国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著的《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1948年出版）等寥寥几部。英语是桥梁，但对巴金而言，那不是通向英语文学的桥梁，而是通向别的语种的文学。这不仅是因为他没有去英国或美国留学，还因为他所期待的文学不在美国，而在欧洲和俄国。一开始他以为革命思想在法国，所以他选择去法国留学；但后来，很快，他就发现，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文学在苏联。因此，他翻译的法国文学也不多。相反，在他还没有学俄语的时候，就用英语和法语转译了许多俄罗斯作品，他一生翻译最多的就是俄罗斯作品。
鲁迅、巴金他们的翻译更为关注的与其说是外国文学的艺术形式，还不如说是涉及社会、思想、人性和人生等方面的内容。因为他们感到苦恼、徘徊甚至软弱，他们向异国寻找的与其说是写作的资源，还不如说是心灵的支援。虽然巴金最初“试译”（他一辈子喜欢用这样的谦辞来形容自己的翻译）的是小说，但他早年翻译的作品除了文学，还有很多思想性和理论性的东西，尤其是关于人生哲学的读物。如，他以单行本出版的第一本译著是1927年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的《面包略取》，这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克鲁泡特金的名作。在他处于青春迷茫状态时，曾读到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从此迷恋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克鲁泡特金的学说。1928年8月，巴金在法国写成了第一部小说《灭亡》，发表时第一次使用了“巴金”这个笔名。为纪念不久前投水自杀的他在法国拉封丹中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他采用了“巴”字，而“金”则取自克鲁泡特金。那时，他刚刚翻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
巴金曾说，是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文章使他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开始明确了献身社会变革的信仰，他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那么，作为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思想领袖的克鲁泡特金就是巴金“精神上的父亲”。1928年之后，他又陆续翻译发表了多部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如，1929年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的《蒲鲁东的人生哲学》。1930年，他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又名《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933年由上海新民书店出版。1937年，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出版了他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有人译为《一个反抗者的话》或《告少年》）。此外，还有193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我的自传》。
解放之后，巴金虽然没有放弃俄罗斯文学翻译，但放弃了对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译介，甚至在谈到自己笔名由来时也支支吾吾，说那是应了一个学哲学的朋友的建议。青春感伤的迦尔洵曾经是他的隔代知音，仿佛是为了还一个愿似的，1950、1951年，他居然连续出版了两本薄薄的迦尔洵的小说集，即《红花》和《一件意外事》。不过，那只是解放初才有的便利。几乎同时，他翻译的重点对象转向了被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鼻祖和第一把交椅”的高尔基，翻译了高尔基的大量作品，《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屠格涅夫》、《爱的故事》、《草原集》、《高尔基早期作品选》等。
到了晚年，巴金以古稀高龄，发愿要完成翻译赫尔岑长达百万字的巨著《往事与随想》。这是他的衰年壮举，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翻译本身，而且在于它直接催生了巴金自己的最后一部巨著《随想录》。（编辑：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