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

　　——《随想录》

　　巴金的逝世，意味着那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彻底离开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只能在书本上见到他们了。他们退出现实，是为了更好地进入历史。尤其是巴金，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象征——他的逝世，只会使这个象征意义变得更加显著。这个活了一个多世纪的老人，他的写作史和生命史，其实像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一样复杂。他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也曾亲赴抗美援朝战场；他在荒唐年代曾经怯懦，但他后来也曾为自己的卑怯忏悔……他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他更是一个热情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

　　这样的作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代，已经快要绝迹了。现在的中国人，普遍忘性大，对历史的创伤、对现实的苦痛，越来越漠不关心；愿意背负历史重担的作家也越来越少。就此而言，巴金作为一个榜样，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尊敬和推崇。

　　我们之所以会对巴金的离去感到沉痛，以我个人的理解，不仅因为巴金在早年写出了《家》、《春》、《秋》这样的名著，还在于他在晚年的时候，写出了《随想录》，成了一面反思历史、悔悟自己的旗帜，并为当代中国建立起了一个面对苦难、抵抗遗忘的榜样。因此，晚年的巴金是幸运的，历史给了他还债的机会——“讲真话”。他自己也说：“《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老托尔斯泰给我指出了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相比之下，许多与巴金同龄的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

　　《随想录》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巴金使自己的创伤记忆成了一份历史备忘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书面的醒世恒言。

　　细心的读者一定记得，巴金还是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人。能像巴金那样站出来清算自己曾经有过的卑怯，要有难得的勇气。巴金的还债方式是“讲真话”，他认为自己欠的债是一个“假”字——当时整个社会充斥着谎言，自己也深陷其中，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这的确叫人心寒。而巴金晚年能对“精神奴隶”的内涵进行反省，能对虚假和谎言作出批判，这种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常常在想，一个民族缺乏什么，就应该学会积攒什么，这样的民族才会有希望。讲真话、反奴性的事业并没有完成，谎言和虚假依然存在，但我们已经没有巴金。

　　两年前，我曾经听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对我说，晚年的巴金，哪怕是在病榻上，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如何还历史的债，而且放不下建“文革博物馆”这一倡议。如今，他自己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但他的文字、他的精神，还有多少能留在现实中，还有多少能被现实中的我们传承？我的看法并不乐观。今天的中国，各方面都在以加速度前进，尤其是消费主义的大跃进，更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推倒历史、从头再来，但因为有像巴金这样的人存在，历史的问题就依然会不时地跳出来折磨我们。

　　我想，我们之所以记住巴金，是因为巴金记住了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没有遗忘巴金，是因为巴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反抗遗忘的人。（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