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

　　42万字的《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对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杰出贡献，是他的创作生涯中断数十年后反思“文革”的血泪之作，在其文学成就上占据特殊地位。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1978年12月1日，年逾古稀的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并写下第一篇《谈〈望乡〉》，从此一直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150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30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历时8年。

　　纪念巴金，《随想录》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不应过多苛求他们的个人责任

　　○在缠绵病榻多年后，巴老终于离开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位中国文坛硕果仅存的大师的谢幕，我们应该如何纪念他，如何客观评价他的文学艺术成就？

　　●谈巴金艺术成就，我是文学门外汉，不能置喙。我觉得，更值得重视的是他晚年呼吁“说真话”，而且不停留在呼吁上，而是坚持自己说，至少不参与说假话，说空话，自欺欺人。至于巴金这一代老人的思想地位，更多应正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步之初的艰难曲折，既不应过多苛求他们的个人责任，也不应漠视包含这些知识分子在内几代知识分子在五四以后走过的弯路。

　　《随想录》是起点，不是高点

　　○巴金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的主题就是反思“文革”，提倡“说真话”，学术界公认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其中体现的反思及忏悔意识令人钦佩，还有他一直关心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建立，可谓了却了一桩心愿。特别是40多万字的《随想录》，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作为当代知识分子良知代表性人物的巴老的真诚与高贵品格。

　　●《随想录》出现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是这一批文化老人刚刚开始反思的一个标志，是起点，不是高点。

　　《往事与随想》是一个知识分子对那个病态时期的实录。历经苦难之后，赫尔岑把知识分子阵营里面各种复杂、暧昧、交错、重叠都揭示了出来，他提供的历史信息之丰富，不亚于马克思所言“巴尔扎克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他不仅仅写了俄国的知识分子，他还写了19世纪活跃在欧洲各国文明首都的多国知识分子。我们自己经历的百年巨变是超过欧洲当年那些知识分子群落的，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这100年苦难的精神记录还没有一本超过《往事与随想》。因此，我以为巴金写作《随想录》是值得尊敬的一件事情，但不应仅仅停留在对《随想录》的赞美上，而应以此为起点往深处开凿。

　　巴金为什么在暮年竭尽全力要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出来？他在《往事与随想》看到了自己走过的历史，看到了自己在这部历史中的位置。对照两者差距，不必苛求巴金个人，这是两个民族精神发育的差距。尽管在时间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早于巴金《随想录》100年，而我们所经历的要比俄罗斯当年赫尔岑所经过的更为惨痛，但是，知识分子对这个百年惨痛的反思，却落后于赫尔岑的记录。

　　有勇气正视走过的弯路

　　○巴金在1998年曾对新华社记者说，他一生没写什么东西，只写了《随想录》这一部作品。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条信息。巴金那么看重《随想录》这本薄薄的小书，而被推崇为百年经典的早期作品，他却不放在眼里。左翼知识分子在这里开始了反思，虽是起点，却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思想价值超过早期作品。对巴金最好的纪念，是拨开埋没《随想录》思想起点的鲜花、掌声，从《随想录》出发，把巴金的未尽之言说出来。

　　○但有学者曾向巴金求证，他早年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始终没有回应。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必争议。不光是巴金，连鲁迅都在1930年代自称是“个人的无治主义”，这和巴金等左翼作家信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是一回事。这就牵涉到五四以后这一代左翼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民主自由有什么差距。这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苛求他们，没有理由以后知之明去苛求前人。我们自己如果生活在80年前的环境中，也可能要重复他们的错，甚至还不及他们。但是，当一个民族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之后，应该有勇气正视此前走过的弯路。（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