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下午，一名骑车人冒雨经过福建厦门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时，因自行车前轮突然陷入一水坑，身体失去平衡摔倒。新华社发（柳涛／摄）

　　5月10日，路上大坑被填平。

　　南方网讯　5月10日，一组骑车人暴风雨中突遇马路陷阱栽跟头的新闻照片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这组照片随即引发了关于记者在传达新闻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进行平衡的热烈讨论。这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出自《东南快报》摄影记者柳涛手中的相机。

　　昨晚（16日），新闻及摄影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客新浪聊天室，与各位网友就这一话题进行了交流与反思。当事人柳涛也通过连线的方式讲述了事件的详细经过及自己的感想。

　　反思一：新闻与公德 后者重于前者

　　通过让人摔倒来警示社会把坑填上，没有这个必要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面对很多事实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两难选择，首先要想到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职责，第二想到作为记者的基本职责，这个不能够颠倒。可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是能够分清楚的。当然在极个别情况下要权衡利弊，小利和大利的问题，如果你拍摄这个镜头，能够警示千百人，挽救千百万人生命，这个情况下也许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看来这件事还没有这样大的价值，有必要叫一个人或几个人连续摔倒来警示社会把这个坑填上，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必要。

　　当遇到人的生命或者人身体受到一定伤害的情况下，又没有别人救助，记者第一位任务不是报道，第一位任务是救人。这个道理我觉得能够分清楚。比如前面那个坑非常深，是会淹死人的，难道你要等那个人淹死以后拍摄他淹死过程告诉大家不要往前走？我国其他的一些新闻报道也有这样的事，不大重视人的生命，我们称作“冷血新闻”，这种新闻挺多的，比较典型的“人乳宴”的新闻，记者去了还挺客观，首先问：经过卫生检疫了吗？经过卫生检疫了。第二句问：经过工商部门批准了，或者违背工商部门法律法规了？记者说查遍所有文件，没有，于是开始报道。我们记者在报道的时候有点冷血，我们目前存在普遍现象，记者报道事实的时候有点过于冷血，这首先要进行道德判断，母亲的奶汁是喂孩子的，没有想到不能作为商品出售吗？而记者第一想到卫生不卫生，记者的职业意识里面有点令人悲观。

　　●王文澜（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日报社摄影部主任）：如果我是摄影记者的话，不会那么去拍摄新闻。当然我要是图片编辑的话，我也不会去发这组照片。

　　反思二：新闻从业者需补伦理道德

　　许多新闻从业人员在职业伦理道德教育上有缺陷

　　●曾璜（新华社特稿社图片编辑）：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在职业的伦理道德上的教育是有缺陷的，因为中国的媒体疾速发展，使非常多的没有受过新闻或者没有受过传播学训练的人进入到新闻领域，进入到媒介产业里面来，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缺课的，这里面甚至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谈到了，这张照片引起问题并不单单是摄影记者，实际上跟图片编辑也有关系的。

　　我建议网络从业人员应该好好补新闻从业伦理道德这一课。同样，新闻界绝大多数新闻摄影从业人员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这是我们中国整个新闻界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在从业人员方面进行这方面的职业教育。

　　柳涛这个事件出来之后，我发现我们中国的社会对影像获取和影像使用伦理道德的考虑上已经非常的强了，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事情。我们新闻摄影从业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行为常常落后于社会对他们的要求，这是我们首先面临的一种现实，所以，我希望我们新闻摄影界应该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改善我们现在摄影记者的从业标准。

　　反思三：除了道德还要补法律课

　　记者抓拍路人摔倒可能还涉及隐私权的问题

　　●曾璜：这件事情还延伸到名誉权的问题，可能还延伸到隐私权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你的影像中间使一个人处于一个非常滑稽、可笑，影响到他在社会上的形象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起诉你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问题。这里面不单单是简单的伦理道德问题，还涉及到法律问题，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新闻摄影界需要考虑和补课的地方。《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专业守则》一共11条，其中第11条正好适应这个情况，“新闻照片的影响力及其价值固然是不能轻视的，但没有一张照片比一条人命重要。”可以这样说，如果在人命与照片间二者选其一的话，绝对不可以以牺牲人命换取一张照片。

　　我注意到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以局部的牺牲，以少量人的牺牲来换取有关方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避免更多人这方面的伤害。这种观点我不同意，我们强调“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整个社会宏观范围之内，实际上已经为规范我们摄影记者的职业行为，包括讲的职业素质教育的欠缺提出要求了，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应该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当中。

　　反思四：引发大讨论还要感谢柳涛

　　大家都关注了，这个问题等于解决了一半

　　●陈力丹：通过这件事，我觉得主要反映出我们整个行业在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上面不是缺一点点，而是缺很多。不仅这一件事情，包括我们新闻行业很多其他事情，被多数新闻从业者认同，但实际上不符合国际惯例，甚至违背国际惯例，比如偷拍偷录、媒介审判，还有媒体自己制造事实，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违规。目前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媒介竞争的武器，不认为是错的。这种东西我想也是一个需要进行比较系统化的职业规范和职业意识的教育，需要有那么一个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刚刚开始。

　　我想这次讨论本身，能有一部分人，能持某一种观点我觉得是非常让人欣慰的事情，过去这样的事情人们不会怀疑，认为是正常的事情，现在人们提出怀疑，说明我们整个社会道德意识、公德意识前进了，是好事。我的意见不要责备柳涛怎么样，某种意义上感谢柳涛，他让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等大家关注了，这个问题等于解决了一半。

　　摄影记者柳涛自述：若危及到生命我肯定先救人

　　●拍了40多分钟

　　5月9日下午2点左右，我在报社看到要下大雨，我想作为摄影记者不能坐在家里，得出去看看。本来是想通过天气来拍一些雨中的人，因为下暴雨可能有一些大树、广告牌，很容易被摧坏。

　　出去以后，三点左右雨特别大，走到一个路口，积水很多，拍了雨中一些片子，扛不住去躲雨。躲雨的人很多，他们说前面路上有坑，有很多人摔倒。

　　我一想，拍一些摔倒的人也挺有意思。我躲雨的地方比较远，那个角度太小，拍不上，拍上也不知道在哪里。于是，我换了一个保险镜头，下去到了路边。刚开始并不知道坑在哪里。一个一个行人从眼前经过，但没有一个摔倒。等待了很长时间，也没看见有人摔倒。

　　●得到一张好照片

　　一个戴白色帽子、打着伞的人骑自行车从眼前经过，就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骑车的打着伞的那个人。他过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摔，就听到砰地一声，我的右手下意识地按下了快门。

　　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摔倒的，更别说盯着取景镜头抢拍。等我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慢慢爬起，他的车没坏，人也没受伤，朝我望了一眼，就走了。有些网友说我见死不救。如果那个人有生命危险，我肯定先救人而不是拍照。拍照总共用了四十多分钟。随后我查看自己刚拍的照片，连自己都被镇住了，那个人不是预料中的从侧面倒下，而是向前倾，这种冲击力效果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当时非常兴奋，知道自己拍到了一张难得的好照片。

　　●路口放了提示牌

　　接下来又有一个人摔了，但是不像他那样，还有几个人跌倒。看到这种情况以后，我心里也不舒服。刚开始到旁边找了一个很长的棍子，本来想插进去，一看都是水泥，插不进去。没有办法，走了一段路到工地上找一个路障放那边去了。等到雨停以后吓一跳，路中间很多坑，三四个坑，比这个坑还要大，还要深。

　　第二天，雨停了。我又来到路口，发现那样的小坑还有三四个，幸好已经被人填平了，我心里有些安慰。

　　●这个教训很深刻

　　当天，我和平时一样，把这一系列的照片放在编辑的稿库里面，也并不知道编辑会用哪些。当时我想，要是这些图片全部出来就足以说明我这个照片不是摆拍的，不是找人作秀。

　　其实看到有人摔到，我心里真的不舒服，的的确确不舒服，因为我是记者，那么多人看你，还有路边人看你在拍。作为记者也好，作为旁观者也好，这次对我来讲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以后要是真的还遇到这样的事，只要不危及生命，我要尽量做出更多的牺牲让更多人不再牺牲，补救错误稍微好一点。实习记者肖丹整理

　　链接·典型案例

　　普利策奖得主卡特自杀身亡

　　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以作品《饥饿的小女孩》赢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但他最终因为无法承担社会舆论的指责而选择自杀，终年33岁。他所遭人指责的，不是为他带来荣誉的职业行为，而是本应高于职业行为之上的“人的行为”——救饥饿的小女孩于鹰口之下。

　　1993年，卡特和西尔瓦一起去拍摄遍地饿殍的苏丹叛乱活动。为了让自己从成堆的快要饿死的人的悲惨景象中放松一下，他走进了灌木丛。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正当他蹲下来拍照时，一只大鹰落在镜头里面。卡特小心翼翼地选好角度，尽可能不让那只鹰受惊。后来他说，他在那儿等了20分钟，希望那只鹰能展开翅膀。拍完照片后，卡特赶走了大鹰，注视着小女孩继续蹒跚而行。然后他坐在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

　　4月18日，他的密友奥斯特布鲁克在托可扎被枪杀的消息击溃了卡特。他认为去挨枪子儿的应该是他。卡特从莫桑比克工作回来时，把一包未冲洗的胶卷落在飞机座位上。他恨不得去死。

　　7月27日是卡特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向朋友们倾诉他的苦痛，有人劝他去看精神医生。晚7时，卡特开车来到小时候经常玩耍的河边。他用胶带把一截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穿着没洗的牛仔裤和T恤衫，他启动了车子，然后打开身旁的随身听，用一只袋子枕在脑袋下面当枕头。（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