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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苦不堪言 反拐遭遇“内忧外困”

2005-01-20 10:05:52 南方周末 作者曹勇马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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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讯 内忧外困的“王打拐”

  和昆明刑警赵建国一样,人称“王打拐”的云南省昭通著名打拐警察王一民用“内忧外困”来描述他近来的状况。自1998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行专项的打拐工作,每次打击都或多或少有所斩获。

  “但问题在于,这些打击都是临时性的,因此导致打拐工作的随意性很大。”王一民说,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云南贩卖幼童形势之所以特别严重,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就由于较长时间没有进行这样的打击。

  王一民提出疑问,2004年“百日会战”打拐大行动,固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是不是有“一阵风”的嫌疑?

  在打拐机构的设置上看,一般县级以上的政府有一个打拐领导办公室,设在公安局,但大多数打拐办一般情况下有牌无人,在需要打击的时候才临时从各部门抽调几个人。王说,有可能每次抽调的人都不一样,这样的打击没有连续性,也不利于案件的侦破(有些案件办了一半,人员换了,又得重新追查)。

  而且,云南警方内部掌握的数据说,贩卖幼童案的立案率不到25%,具体到昭通等地区,立案率甚至更低。

  王一民说,在一些地方,本来一些案件完全可以向省公安厅申请督办,以求获得更大的破获机会,但由于某些领导的认识不足以及诸多“其他考虑”,往往被压下来作一般案件处理,以至至今尚未告破。

  所以,出现贩卖幼童案久打不绝,民间称之“打拐打拐,越打越拐”的情况(拐:土话,糟糕的意思)。

  王一民的“内忧”还体现在经费的紧张上。

  打拐耗资巨大,根据核算,解救一个幼童平均要花费3万至5万元,而现实是,警方在本身经费不足的前提下,很难有专项的打拐经费。

  昆明市公安局近期一份报告中说,“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市局每年可以从财政预算中划拨20万元作为打拐经费,这20万元“和承担的任务所需经费相比,存在较大缺口”。

  而王一民日常的打拐是没有经费的,只在专项打击的时候才能打报告去要一点,“像挤牙膏一样”。

  王一民害怕出差,因为每次即便“连脚指头都扳着计算”还要贴钱:到省外,每天包括住宿、车船、吃饭在内总共只能报销58元,连出租车都不敢打。王最窘迫的一次经历是2002年冬天的一次行动,他和5名同事赴福建执行任务,下火车后在瓢泼大雨中找了4个钟头才找到一家廉价的小旅馆。窘迫中王想出了一个节约的好办法:尽量在晚上乘车,既赶了时间又节省了住宿费。但这仍然不够,需要开支的实在太多。王说,他们局凡是打拐的警察或多或少都欠了单位的钱,而他本人,目前的欠账高达数万元。

  幼童被解救回来后的善后问题又是一件棘手的事。帮幼童们找到他们的生身父母,对办案警察来说,似乎顺理成章、义不容辞,但这严格说起来并非警方的业务范畴,何况做这些事费时费力,还得花费一笔包括DNA亲子鉴定、生活费等不小的开支。

  王一民所在的昭通,没有儿童福利院,因此不能像昆明同行那样让福利院分担一部分善后工作,那些找不到父母或者父母不愿领回家的幼童——父母将自己孩子卖掉的,一般找回来后不愿领回家——王一民和他的同事们还得给他们找个收养人,但这样也存在风险,保不准收养的人再次将幼童卖掉,那前面的打拐解救就付诸东流了。

  “王打拐”们还时时遇到一些法律上的两难处境。那些自己生孩子卖的人从法理上来讲也算拐卖,按理也应该抓起来,可是他们的子女怎么办?在理论界,关于自生自卖算不算拐卖、犯罪颇有一些争议,这客观上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另外,那些买主算不算违法犯罪?要不要打击?法律没有作出明文规定。

  还有,如果一个地方犯罪太普遍了,打击起来也很头痛,像龙乜村那样,一个村75%以上的成年人参与贩卖,于理于法应该全部抓起来,但整个村也就空了,他们的儿女谁来抚养?看守所、监狱能容纳得下这么多罪犯吗?

  打拐多年,王一民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威胁:有人曾放言,决不放过他和他的家人。而另一方面,许多被拐幼童的父母,也因为警方打击不力或者对他本人的误解,不断地控告他。

  这是王一民的“外困”。(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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