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个别省份通过地方立法欲重新恢复强制婚检后，一段时间以来，反对和质疑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事情发展到本月上旬，已有杨涛等5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个别省份新出台的《母婴保护条例》进行立法违法审查。

    舆论的反对和质疑对事不对“人”，基本做到了公民话题公民讨论应有的语言理性和立场观点的建设性。我们认为，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开倒车绝对不可取，也根本行不通。这不光是因为个别省新出台的地方法规关于婚检的法条与全国性的专项法规———《婚姻登记条例》的相关法条相背离，导致下位法条与上位法条相抵触，从而损害了国家法制的严肃性。我们更进一步认为，取消强制婚检还事涉提高国内人权保障程度———事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法条的具体落实，其核心要旨在于强制婚检与保护公民隐私可能出现直接冲突。有鉴于此，人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从未设定或先后取消了强制婚检查制度。同理，人们自然容易理解，为什么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重修时，国家立法机构敢于顶住种种压力———甚至还得冒“新生儿素质下降”的风险而依然果敢地取消强制婚检。

    当然，赞同取消强制婚检，决不意味着反对婚检。相反，我们一直倡导中国的“新人们”就此表现出应有的“公民理性”和“公民自觉”。

    鉴于对国情现状反映于公民总体素质的清醒认知，两年前国家取消强制婚检制度，我们就在当时的“早报短评”中作出“婚检比例会有一个阶段性下降”的预判，并继而向政府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免费婚检，所需资金由财政从公共服务预算开支项内列支。

    我们欣喜地注意到，两年来，继山西省潞城市（县级市）、深圳市福田区等上百个地县级城市宣布实施免费婚检以来，在个别省恢复“强制婚检”闹出风波之后，广东省率先宣布拟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免费婚检。紧随其后，上海市也宣布要在本月底前推广免费婚检（见昨日早报A3版消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此项政府承诺系有备而行。8月17日的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披露，此前上海就推广免费婚检已在闸北等6个城区先期试点且效果明显。而且，上海之免费不只局限于婚检一项，还惠及婚前免费咨询。

    早报评论员曾撰文提出，婚检不同于单纯的个人消费，它更是全社会卫生服务工作的重要一环，应对可能出现的婚检滑坡，要有解决公共卫生难题的认知视野，把婚检作为一种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产品。这个观点，当时曾有读者持不同意见。好在作为一种务实选择，它终究会有生命力和推广价值。这不，继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作出“政府应为免费婚检埋单”答记者问后，免费婚检迅即在各地推行开来。

    今天，我们强调“‘上海做法’是方向”，还不只局限于就事论事的肯定。稍作深层思考，它还具有改革价值———有利于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由量变到质变，“量”的积累是前提，政府职能转变同样如是。

    最后还有个善意提醒：实施免费婚检后，自觉婚检率不见得大幅提升。就是在一座城市内，市区人口与郊区人口的婚检比例也会出现差别。我们认为这主要还不是观念问题，而与婚检服务的质量与态度有很大关系。先前人们普遍对强制婚检抱抵触情绪甚至称婚检为医卫腐败“重灾区”，除了许多地方将婚检弄成“敛财闹剧”之外，另一条显性原因恐怕与婚检手段落后及婚检医生缺乏职业道德有关（包括隐私保护意识）。现在，政府为婚检埋单不假，却不能直接解决婚检的质量和医生职业道德的重建难题。就此，政府的专项监管固然重要，但关键要从医卫体改着手，因为钱的问题终究好办，而医德医风要有一个根本好转，非对旧医卫体制动刀不可。（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