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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被自杀困扰 “生命危机干预”的欣慰与困惑

2004-07-02 02:47:11 南方周末 师欣

相关专题: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

  南方网讯 我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且主要集中在农村女性。这个现状催生了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NGO组织),做一个面向农村妇女、对她们进行生命危机干预的项目。之所以有了这个指向不那么明确的名字,是基于中国农村现实接受能力而不得不做出的低调处理。

  这是一些心理援助者,她们努力使那些处于生存危机中的灰暗灵魂浮现出来,再试图走进其间,了解、沟通进而有所改变。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自杀的课题,尤其是后程村这个自杀高发村作为个案被放大之后,“生存危机干预”发现自己要面对的已不是个体的困境,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但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贫穷,闭塞,无知,传统,现实,这些字眼纠缠在一起。心理治疗这双手,这时显得过于柔弱,无法把庞大而盘根错节的疙瘩一一解开。

  “生命危机干预”项目正试图帮那些农村妇女改变一些什么,不过改变注定是有限度的,而且在更广也更重要的层面上,它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至今我都忘不了,那时我才6岁,妈妈吃下安眠药……”讲台上,一位台湾志愿者讲述起一段往事,泣不成声。台下,更是唏嘘一片。

  “老师,我跟你经历差不多。7岁时,妈妈上吊。但是,她没有活过来。27岁,相依为命的妹妹又喝了农药。这些年来,我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件事。老师,你母亲的自杀,会不会让你心里有负担和压力?”一个短发、小个子的女性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

  “我当初因为夫妻双双下岗,觉得日子没奔头,就跳了大坝,后来被人救起。”又一个妇女加入了诉说的行列。偌大的教室犹如一个沉睡许久的火山,瞬息爆发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课桌前坐着一群特殊的学生——分别来自河北省三个县的近30名农村妇女。她们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

  她们得以聚集在一起的“理由”是——曾经自杀或者亲人死于自杀。

  这一幕,出现在今年5月北京昌平的一间普通教室。这次活动属于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率先在中国农村开展的“生命危机干预”的项目。

  最初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对于普通的中国农村而言,这工作就像在火盆里拣芝麻,既烫手,又不易找寻。

  5月底,该项目的实施接近一年了。这家NGO组织分别从三个项目点——河北省海兴县、正定县、青龙县挑选出近30名妇女来到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由吴青、荣维毅、翟燕、谢丽华等致力于妇女问题研究的学者亲自给她们上课。那些读书很少甚至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习惯于把这些老师称为“高级人”。

  这将近30人中,很多自杀未遂的经历就连同村人都不知晓。它像是沉入海底的泰坦尼克号,悄无声息。项目点的设立,培训课的开展,渐渐地,使沉入海底的秘密,浮出水面。

  最先在“倾诉课”上发言的,是一个叫邢景红的短发女子,她大方地告诉在座的三十多人:“今年春节前我因和丈夫赌气,就喝了除草剂。”丈夫是个村医,开家小诊所。村里人看病买药,总是不给钱,赊账。春节前,邢景红打算买件200元的羽绒服,催促丈夫挨家去要账,丈夫不肯,“我一赌气便喝下院子里的除草剂”。

  所有人都以为邢景红已经战胜了自己心里那个叫做“自杀”的妖怪,但是当6月底记者与项目组成员回到海兴县回访时,“另一个”邢景红却把大家惊呆了。

  事先几次电话联络,线路那头的邢景红总是推托家里事多,没空见面。这已经让负责人许容很惊讶,她可是北京培训时表现最积极和活跃的一个啊。

  好奇心促使记者不请自来,直接登门拜访。

  闻讯后的邢景红骑着自行车老大不情愿地从麦场赶回来。黄色的布头巾把整个头、脸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看到我们后,她眼睛里迅速地闪过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烦躁。但碍于我们大老远赶来,她还是推开了自家的屋门。

  “我现在最烦记者。我不想再说那事了。”她杏眼怒睁冲着记者,语速很快,异常烦躁。与在北京时的她,判若两人。其实她也根本没见过几个记者,不过是学习期间,项目组曾邀请两三个记者到学校旁听。

  整个回访过程,邢景红的变化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罩在项目组每个人的心头。

  那些轻微改变的生活

  “回来后我脑海里老闪过一个念头,应该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办个健康小组,让那些心里不痛快、想自杀的人聚一块说说。”

  回访的重点是海兴县后程村。到达后程村的时候,正赶上夏收。今年对后程村的人来说非同寻常,连续7年大旱之后,终于迎来一场大丰收。村里惟一一条小柏油马路,被来来往往装载麦秆的“三马子”、摩托车掀得尘土飞扬。

  几个从北京学习回来的妇女们,很快都回归原来的生活角色,投身到农活中。但这次北京之行,还是使她们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采访只有见缝插针地进行。有在田地里,也有在麦场。所有人说起感受,众口一词两个字——“老(当地习语,指特别)好”。

  田燕青回忆自己刚从北京回来时,村里人老远看见就问道:“你们逛上北京啦?”她大声回答:“我们成天学习,老忙啊!”“看看变样了吗?白了,还是胖了,北京的水土不是老好嘛。”

  当初她决定去北京时,家里人很顾虑:“因为这(指自杀)去,你不腻歪吗?”村里人也疑惑,怎么能让她去?因为平日里,燕青是村里有名的大嗓门,爱说笑。别人难以想象,她也有想不开的时候。

  几年前,燕青打算在家里开个澡堂,对象(当地习语,指丈夫)担心风险,不同意。两人起了争执,对象甩手就出门了。越想越怄的她,打开了家里的煤气。幸亏女儿放学早,回家后及时发现。

  “其实我就想吓唬吓唬他。”燕青事后说。

  燕青夫妻俩平日里总因为钱的问题抬杠。心高气傲的她,嫌弃对象没有本事。“我们凡事都说不到一块儿。没别的,不就因为钱嘛,困难就容易发生矛盾。”因为这个心结,燕青总想着,自己啥时候才能混到七老八十算个头。

  在她家墙壁上的醒目位置,贴着一张100元面值的人民币“招贴画”。这里很多家都习惯在墙上贴“人民币”。

  在北京上课,让她收获最大的就是,知道凡事能回过头看看。“以前老琢磨混了这个谈不上来的对象,特别不痛快。现在能换个角度,想想自己的问题。老师说过,不能总是个人对。夫妻关系,要学会宽容。”这些城市人司空见惯的道理,却从来没有人跟燕青说过。

  对象倒是满心欢喜:“出去一趟,长出息,说话不冲了,没白学!”记者刚想与他聊聊,“我哪里会说。”他头一扭就窜出院子。“他这人就是素质低,不会接待人。”燕青强调对象不如她学历高(她是初中毕业),只读到小学四年级。

  在村里,多数农村妇女自杀的缘起,都是因小事怄气,感到委屈,就钻进了牛角尖。譬如买洗衣机,一个想买,一个不让买。火撮起来后,就动手,丈夫把妻子按在地上打。受了委屈的妻子,就赌气服下安眠药。

  “在农村,男的打女的还不是常有的事儿。”很多妇女说起来都不以为然。

  陈英红从后程村嫁到别的村,但经常跑回娘家来。她和姐姐一起去北京参加了培训。姐妹俩婚姻都不幸福,尤其英红的丈夫经常打她。两口子在县城里开了一家理发店。丈夫赌博,并有了别的女人,经常挑她的不是。“打也打不过,话也说不过”,气头上的她没有多想,就吞下了20片安眠药……

  陈英红非常内向,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在北京培训时,她总是凑到项目官员许容跟前,小声嘱咐:“许老师,千万别叫我发言。”

  在县城理发店里再次见到她,她拿出北京培训的笔记。“现在我每天睡觉前半小时都会翻翻看。”在这个薄薄的本子上,她抄写着:“实现幸福人生的八大条件”、“每日心理保健”、“社会性别和妇女心理健康”……

  多年的心疾仅仅凭只言片语就可以治愈?

  面对记者的疑惑,英红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家人的开导都是说,好死不如赖活,虽然听得亲切,可心里还觉得不痛快。外人讲的道理就不一样了。前两天在电视里看到吴青老师,想想她竟然给我们上过课,我这辈子都难结识那么多好人。”坐在一旁14岁的大女儿插话道:“我知道,吴青是冰心的女儿。”

  以前英红总觉得没有脸面,不愿出门和外人打交道。现在她尝试去晨练,认识陌生人。“回来后我脑海里老闪过一个念头,应该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办个健康小组,让那些心里不痛快、想自杀的人聚一块说说。”

  落户“自杀村”

  村民遇到什么麻烦,很容易想到的方式就是“一哭二闹三喝药”,喝农药已成为不少人解决纠纷的惯用手段

  2003年10月22日,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在海兴县后程村正式挂牌。项目点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此前海兴县妇联对全县自杀情况做了摸底调查。仅2001年1月至2002年6月,全县共有175人自杀。海兴这个名字,是希望“靠海而兴”,可惜现在它还是全国贫困县。

  在海兴县,后程村人的生命危机又显得尤其突出。

  今年40岁的霍秀英,是土生土长的后程人,因其热心和威望,被选做健康小组的会计。仅仅在她的记忆里,就能有名有姓地说出十多个有自杀经历的人。至于很多未遂者,则被家人当作秘密尘封,旁人无从了解。

  52岁的村民杜金贵也回忆起村里几例影响比较大的自杀事件。究其原因,无非都是跟生活贫困、家庭矛盾相关。10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正值麦收,一位杜姓人家的麦场突然间着了一把大火,瞬时,所有的麦子化为乌有。自此,杜家媳妇就像得了病一般,整日寻死觅活。最终,家人没有看住她,杜家媳妇投井身亡。

  霍秀英的大嫂子多年前喝农药死了。从内蒙古远嫁过来的第二任嫂子,进了后程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村自杀的特别多。”

  村民遇到什么麻烦,很容易想到的方式就是“一哭二闹三喝药”,喝农药已成为不少人解决纠纷的惯用手段,因为农药在这里随手可得。

  海兴县医院急诊室护士长韩金枝说:“送到我们院的自杀者主要是青壮年,尤其以妇女居多。他们往往都是一赌气就抓起农药瓶。”农药的主要危害是可以引发有机磷中毒。在这里,经常被用以解决生命危机的农药包括乐果、除草剂、秀氢聚脂等,剧毒农药“毒鼠强”现已禁止销售。“含有机磷的农药只要喝下去1毫升,如果抢救不及时,就能导致死亡。”韩金枝说。

  由于乡镇卫生院条件设施跟不上,不具备洗胃机这样的基本器材,因而也延误了抢救时间。很多自杀者都是在送往县医院的路上就断气了。

  回忆起第一次踏进后程村,许容惟一的感受就是:犹如一潭死水。

  “本来就不宽敞的一条马路,两旁到处堆的都是牛粪,几乎没有人能走的道。村貌很差。”

  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拿出1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张金霞只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但是热情极高,因此被选为小组长。她在日记中写道:“由于生活所迫,造成各种矛盾发生,导致许多姐妹走上绝路。我们强烈希望给予学习和发挥的机会,改变目前的生活。”

  记者进入后程村时,已看不到道路两旁的牛粪。这是健康小组的功劳。今年春节前,小组骨干们开始在村里说服那些住在临路的村民,清扫自家门前的牛粪。他们觉得改善生活环境也是在改善村民的心理环境,而且要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这个小组是实实在在要为村民做些事情的。

  多年来,牛粪占路都没有人管,一下子要彻底清扫,阻力很大。这阻力也代表着多数人对所谓“心理干预”的不解甚至排斥。“真是该着你兔子露脸,你们算干嘛的?整得村里自杀的人多了不说,还要我拉大粪。”“这帮傻蛋,这里跑,那里颠,落个啥?”自小组成立起,风言风语就相伴相生。

  “反正我们大事办不了,只能做小事。以爱心、诚心去打动别人,这样才可能有心理抑郁的人过来找我们排解。”令张金霞高兴的是,原来这些人(指自杀未遂者)都是零散的,现在慢慢开始向“组织”靠拢,愿意倾诉。目前小组发展了20多人,骨干们每周日晚上开一次会,了解最近村里的事情——谁家又发生矛盾了,商量解决办法。

  “幸福的气泡”破灭了

  小组里有人提出,把1000元分了,哪怕一人一块钱,大家都能捞点

  许容说,这样的项目前所未有,在农村开展工作很困难。起初她们进入后程村时,都是打着心理健康辅导的名义。

  后程村300多户,1500多人,竟然连一个大队部都没有。

  当初,许容送来的一台彩色电视机,直接就被搬到村书记家里的伙房。看到这情景,张金霞向许容递了个眼神,出来小声说:“许老师,如果把电视放在书记家,那村里妇女们都不敢来参加活动了。”当时她主动提出,把自家临路旁的一间房腾出来做活动室。

  活动室位于离村口不远处。十来平米的小屋拾掇得很利索。墙壁上还挂着职务分工,服务公约以及小组职责,弄得像模像样。村里人可以在活动室里看书,看光碟。

  但是,仅仅一台电视机就惹下不少闲话,而且分裂首先从小组内部出现了。

  霍秀英在“健康支持小组工作记录手册”上写道:“不送电视、不给钱反倒好,现在给钱、给电视是矛盾的起源。大家议论:不过是张金霞落了台电视,霍秀英落了1000元(注:霍为小组会计,此钱为小组启动经费),其他人则一无所有。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的心凉了半截。”甚至小组里有人提出,把1000元分了,哪怕一人一块钱,大家都能捞点。

  说到这些,刚从麦场提前赶回来的霍秀英显得很激动。才说了一会儿,只见活动室门帘微动,传出一个声音:“疯子,得了神经病吧。赶紧上麦场。”丈夫过来催促她了。

  做小组工作的人本身就承受着压力。在一次争吵过程中,张金霞的丈夫就把她的工作日记撕成粉碎。那些浮出水面的自杀未遂者,那些去北京接受培训的人,在周围人的压力下生活着,艰难地进行着自我调节,个别人的心理则像邢景红那样出现了反弹。

  邢景红的情绪失控确实让心理小组的人陷入沉思。

  当初在北京昌平的农家女学校里,她身着黑色T恤,一头麻利的短发,笑声不断。一个星期的北京之行让她放松了不少。但是,还没等她与家人一起回味这次心理释放的快感,轻松的、幸福的气泡就在回家的途中瞬间破灭了。

  长途汽车到达县城后,没有往村里走的直达车。景红先给丈夫打了个电话,丈夫称手头有事没法来。她又打到公婆家,公公从电话那头甩出一句:“有本事去,还没有本事回来吗?”倍感委屈的景红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临出门前,家人还都是非常支持她去北京的。最后,无奈的她只能拨通娘家电话,母亲找了辆摩托车接她回去,到家都晚上八点多了。

  第二天,邢景红明显地察觉出村里人对她的态度不对劲儿。对脾气的人还能好言好语寒暄几句,平日里就“不对付”的人则在背后指指点点,“她到底去北京治病去了,还是开心去了呢?”

  在家里再次见到许容,她仰起头,语调上扬,“许老师,你们上课时总说贴标签,我就是给贴上标签的人。现在我一听见这事(指自杀)就烦!我不希望你们来!”

  “以前我们要好的十来个人,互相叫着一块玩,现在没有人理你,这是啥滋味。”邢景红低着头,使劲搓着裤脚。“我承受不了了,心里怪害怕的。没有这一系列事,村里人早都忘记了(指她自杀未遂),现在倒好,从北京回来,传得更热闹了。现在上地里,你一去,人家一群人原本在说笑,看见你,马上就不作声,这太明显了。我捎到地里的干粮,给人家,人家也不吃。纯粹是给俺脸上贴标签。”

  “你不是在北京表现得特别轻松吗?”许容问道。

  “许老师,环境造就人,啥时候都别忘了这句话。在农村,自家门口停辆汽车都属于大事儿啊。”

  邢景红说,她现在情绪都赶不上自杀前那会儿。“干上一天活儿,很累,再加上心理压抑,这日子还能过吗?”她开始变得易怒,懒惰,烦躁不安。

  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家人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就在我们来的前一天,她和丈夫去公婆家吃饭。“怎么不炒菜啊?”当看到饭桌上只有馒头和大饼时她下意识地问道。公公嘟囔了几句,邢景红说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都是风凉话”。

  “我就炒了盘西红柿,结果他们都不吃,只有我俩吃了。”邢景红说,以前公婆都挺疼她,经常叫他们过去吃饭,现在则害怕他们过去。

  “你就大方地直接告诉他们,到北京上心理健康的课去了。”记者附和说。

  “你也不看学习的前提是什么?”邢景红满脸的无奈。

  “老乱”的后程村

  “在北京整个人是豁亮的。但是光一个人进步不行,从小到大,都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要突破,老难。”

  “大方地告诉人家自己是去北京学习了”,这句话,邢景红始终没有勇气开口。村里人由此心生的好奇也就愈演愈烈。看似简单的逻辑,在后程村却绕不过去。“难怪这个村自杀的人多,人们心里有很多我们理解不了的疙瘩呢。”许容感慨道。

  地处渤海湾、离首都北京只有250公里的后程,究竟是怎样一个村庄?

  在杜金贵的印象里,村庄“土模土样,破房烂屋”。村里大多数盖的都是土房,除了一条3米宽的主路外,其余都是仅仅够走一辆自行车的窄土路,而且凹凸不平。

  走进很多人家,用“乱”和“脏”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炕上蒙着一层土,桌子上的大饼糊着一群苍蝇。五六岁的小姑娘还赤身裸体地满街跑,饿了随手揪着大饼吃。脏衣服就胡乱地扔在院子里。不少家庭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碗、碟就胡乱堆在挂着蜘蛛网的桌子底下。

  这里家家养狗,走过每家门前都是狂吠声不止。“不养狗不行,晾在院子里的衣服转眼功夫就会被偷走,村里老乱。地里下来花生丢花生,下来枣就丢枣。”霍秀英的大嫂子说道。她丈夫嗜赌如命,几乎到了家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程度。“像我男人这么懒的村里有的是。反正没有副业就玩牌。”说话同时,她眼泪不住地往下掉。“真是生了好几年的气,光想着往死的道上走,就像着魔一样。”但是,女儿大了,又怕没有人照顾,她才不忍离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所有自杀的起因,无非都是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小事引发。令人吃惊的是,这其中,多是一些丈夫打老婆、公公打儿媳的事件。常见的场景是:公公追着儿媳从屋里跑到院子,甚至从院子跑上房梁。公公要么拿着棍子追着跑,要么把儿媳按在地上打,家庭矛盾总会闹个鸡犬不宁。

  就连性格开朗的张金霞,手腕上都有一道缝了两针的刀口。因为张金霞有一次在某个丈夫不喜欢的人面前唱了两首歌,丈夫就和她较上了劲,当着村里男女老少的面就动起手来。“要是没人看,他也就不打了”。张金霞说自己被丈夫按住,无力还手,情急之下,拿起刀子,照着手腕就是狠狠的一刀。

  在霍秀英的日记里,对造成村风不正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封闭,没事干,农闲时村办副业少,文化生活不丰富,信息落后,思想也落后,不思进取,信心不足,怨天尤人,传统影响。家庭纠纷,重男轻女,冷嘲热讽,闲言碎语……”

  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快人快语,总是喜欢说:“如果我当了书记,我就要……”

  村干部的不作为也让村民们意见很大。“好多问题都无法解决。使村里人不能联合起来”。

  项目帮助的对象虽然以妇女为主,但是从北京来的人(还包括外国人),跑到这里做事、调研,对于一个闭塞贫穷的农村来说,其意义和关注程度早已超越性别的范畴。

  当然,项目点的成立,从某种意义来说在村里起到一定范围的联合作用。村干部对此并不买账,他们的态度是“要么给钱,要么带来个企业”,他们不支持小组的活动。这让小组骨干们感到很困难。按照项目最初的设计,对后程村的生命危机干预为期两年。目前看来,这个村子能走多远?张金霞她们能做多少工作?都很难讲。

  就像邢景红反复告诉记者的话:“在北京整个人是豁亮的。但是光一个人进步不行,从小到大,都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要突破,老难。”(以上所涉及的自杀以及自杀未遂者均为化名)

  从小碎花衬衣开始——“第三者”王芳的自我告别

  在北京培训的时候,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组织大家逛王府井和天安门,并给每个人发了10元钱作为午餐补助。那天,王芳没有吃午饭,而是用这10元钱给自己买了一件小碎花的衬衣。

  第二天,迎面走过来的时候,许容竟然没有认出她。

  王芳属羊,今年26岁。但是起初看到她的着装打扮,很难让人相信她这么年轻。她来时穿一件灰色宽松的大褂子,头发乱蓬蓬地遮着眼睛。

  她一直缩在人群中,不言不语。就在脱下灰褂子,换上碎花衬衣的那天晚上,她敲开许容的房门。神情显得有些激动。不间断地说了几个小时。“许老师,从今往后,我要把这个背了五六年的‘第三者’包袱甩下来。”说着,她连续做了好几遍“甩”的动作。

  几天来,她都不理会本村或者别村来学习的妇女。那天,她高兴地主动和别人打招呼,把对方吓得愣了半晌才缓过味来。

  在后程村,记者来到王芳的家。她一脸轻松。很快,随着三嫂迈进屋,她的表情瞬间转为木然,一言不发,只是抱着女儿。气氛尴尬长达半个多小时,三嫂离开后,王芳的话又变得多起来。

  这是她丈夫的三嫂,婚前和婚后,这个三嫂没少针对她“干仗”。

  “我这样的人,就属于作风不正了。”王芳上来就给自己扣了一顶大帽子。她从北京回来后发现儿子不和她说话——这个儿子是丈夫和前妻生的孩子。过了几天,儿子跟她说:“奶奶告诉我,你跟人家跑了,让爸爸再给我找一个妈。还有人说你不是我亲妈妈。”

  就是这场“特殊”的婚姻,让王芳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半截。她嫁过来的时候,前妻生的儿子都两岁了。村里人说啥的都有。骂她“第三者”、“不要脸”、“臭婊子”……“你看这个又出来浪”,她一出现,背后就伴随着指指点点。

  “在村里,我变成了典型。人们喜欢说,别让××出去打工了,否则就跟王芳一样。”同是后程村人的王芳和丈夫在北京打工时相恋,后因丈夫家里给说了桩亲事,孝顺的他不敢违背父母之命,回家完婚。但因一直忘不了王芳,就揣着她的相片,终被发现。

  王芳也因此被家人从北京叫回来。丈夫的前妻、三嫂数次来到王芳家讨说法。村里迅速传开了。“那时,真是压力老大,整日脑子都是麻木的。”

  最终,丈夫离婚,王芳嫁过门。从此她就像变了一个人。拿出在北京打工时的相片,和眼前的她有着天壤之别。

  “我脾气开始变得很大,经常烦躁不安,把自己关起来,怕出去见人,怕别人骂我不要脸。”她再也不敢拾掇自己,生怕又给别人落下话柄。也不愿意收拾屋子。“性格有点古怪,心理又不平衡。烦的时候只想摧残个人的身体。我坐月子的时候就一直撞箱子,拿酒瓶磕脑袋,人都麻木了,根本不觉得疼痛。”

  结婚后,王芳生下一个女儿。婆婆告诉她:对第一个儿子,不能骂,不能打。

  有一次,公公给孙子洗澡,男孩调皮闹腾,公公捶了几下,把孩子的屁股揍红了。婆婆后来发现,非说是王芳打的。加之几天前,丈夫的三哥生病,让他们掏出2000元,王芳说根本拿不出这个钱。新“仇”加旧“恨”,转天,三嫂带着公公就上门来打王芳。公公按着她使劲地打,气得王芳只能不停地骂。孝顺的丈夫见此情景,等自己的老爸打完,又上前把她打了一通。“本来公公打得就不轻,他又打我,整个右半边脸都肿得老高。这活着干嘛,还不如死了呢。”

  当晚,王芳到药铺买了9片安眠药,家里还有以前买的一些。药铺是娘家亲戚开的,看情形不对,赶紧通知了王芳的妈。后来,丈夫把药从她嘴里抠出来。王芳整整昏迷了一天,没敢上医院,因为怕村里人知道,不知道又要传出什么话。

  王芳说,自她有记忆起,村里就有人自杀,从小就感觉很恐惧。当时被救过来时,她脑子里乱腾腾的。“虽然死的欲望没那么高了,但心里的气和压力都还存在。”倒是从此公公再也没有动手打过她。

  这次,从北京回来,周围也有人议论:“闲着没事把地扔了就自己玩去。”不过,这些话语对王芳而言,已经变得像羽毛一样轻飘飘了。

  “我现在告诉自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王芳说,起初她一直怀疑:“这些外面来的高级人,能管俺们这些事?她们根本不能解决农村人的心理问题。”现在,她感觉脑袋盖被打开了。

  “我打算明年继续出去打工。”(本文涉及的被访者均为化名)(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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