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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5-03-18 21:03:40 观察与思考网站 范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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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许多理论著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山先生自从伦敦蒙难后,长期流亡海外,除了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等工作外,他的大量时间是用于探索革命理论,寻找救国的真理。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类书籍,自述“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欧美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他研究的对象。后来他曾对张国焘说过:“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可见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本身就是一种他独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现在研究社会主义流派史的学者竟不把三民主义列入其中,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在那种情况下,孙中山的思想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的话,那末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孙中山思想中有很多与今天改革开放的形势相适应的东西,有必要对他的思想重新加以认识。本文试就这个题目作一番初步的探索。

  一、“知难行易”、“不知而行”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不知而行”的重要论点,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知”即理论,“行”即实践,换言之,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孙中山认为:理论是很难弄通的,实践则是很容易做的,孙中山例举了饮食、用钱、作文等十件事,来证明知难行易的的道理。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有这样的实例,例如说话和走路,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说话也有很深奥的理论,这里面包括了语音学和语法学的规律,世界各国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各种语言又有不同的语音规律和语法规律。幼儿从出生到学会说话用的是什么办法呢?决不是先学理论再实践,而是直接跟着母亲学会实践,这就是“不知而行”的办法。同样,走路、骑车都有深奥的力学理论,但是学习走路骑车的办法也都是采用“不知而行”、“大胆实践”的办法,决没有人是靠先学理论再学会走路骑车的。

  正因为知难而行易,所以,孙中山主张“不知而行”。他说:“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也,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黾勉力行也”。

  孙中山是不主张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虽然他也承认“能知必能行”。但是,因为“知难行易”,所以,要想弄通一种理论就必然要费很大一番功夫,而且即使取得了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正确还是要经过实践来检验。万一理论不正确,必然要走冤枉路。孙中山认为:“建设国家乃无人能知之者,日本五十年成为强国,其当时有预算计划以为强国之本否?无之也!……中国人得半知不能全知,半知不敢为,又无全知,必欲待全知,然后为之。此中国所以停滞不进也。”“又须知国强不能预知,只实行做去便得;若必想知清楚然后做,天下断无此理者。”所以他主张“中国今日不必去求知,但望其有一种可强中国之信仰足矣,有强中国之志足矣”。

  孙中山的这种“不知而行”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采用的“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实践”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孙中山语重心长地告诫后人说:“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

  改革开放前,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办法是“先知后行”,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按照一套固定的模式,事先规定这是社会主义,那是资本主义,用理论的条条框框禁锢人们的头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其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建设方针。所谓“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用“先知后行”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用某些人自以为是的经济理论来操纵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用“不知而行”的办法按自然规律来发展经济。可以说,当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犯了这个错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遗憾的是,中国至今有相当多的人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以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会发生“姓社姓资”的争论,这些人仍然不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手脚,仍然奉行“先知后行”的办法。正如孙中山早在八十多年前所说的:“中国人有一种心理,不知之事便不肯做,必知之已真,然后为之。”这正是这些人心理的真实写照。

  二、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

  用先知后行的办法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本来也是可以的。孙中山也说“能知必能行”,即有了正确的理论,一定能指导实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问题在于:理论本身是否正确。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难道也会不正确?这是许多人不敢触及的禁忌。其实,问题在于应该怎样来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不是迷信。很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是用宗教式的虔诚态度来看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忠诚态度固然可敬,但这种态度本身恰恰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不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什么“永恒的、最后的、不变的、终极的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得非常清楚,针对杜林所谓“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谬论,恩格斯驳斥道:“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是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象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最后的、永恒的、不变的、终极真理的人,正是恩格斯所称的这种“无知和荒谬”的人。

  为了说明科学的真理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这个道理,恩格斯例举了自然科学的例子,他在《反杜林论》中说:“我们且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将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给予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定律的公式。可见,例如物理学上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是这样的。”

  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深刻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看待科学真理的态度。同样,我们看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用这样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那种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看似无限忠于马克思主义,其实恰恰本身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有失误是丝毫不奇怪的。恩格斯在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时说过:“这种历史状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资本主义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对欧文、傅利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产生作了深刻的分析,其实,这段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适用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幻想。但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在一百多年前,在那个时代,他们看来可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熟了,按今天的眼光看,那时的资本主义仍然是不成熟的。那时的所谓大工业,用今天高科技时代的标准来看,只配称为大作坊,同样,那时的阶级状况和今天的阶级状况来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深刻分析,也是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这正说明了他们的这一观点是科学的。

  很多人之所以会用宗教式的虔诚态度来看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和他们头脑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分不开的。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唯心主义始终是统治人们灵魂的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即使在今天无神论的中国,正式或非正式的有神论者仍然是占多数,即便一些无神论者的头脑中,也难免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只要看看我们的周围,就可以看到许多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现象,其中不乏党员干部参与,因此,不少人用宗教式的态度来看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其实他们看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方法本身就恰恰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家。早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获救后,便专心致力于对革命理论的探索。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他广泛涉猎各种学问,在英国期间,他每天前往大英博物馆潜心研读。当时欧洲各国风行的革命理论是社会主义学说,孙中山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说:“研究这种学理的学者不知道有几千百家,所出的书籍,也不知道有几千百种,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说之多,真是聚讼纷纷。”孙中山比较了各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他说:“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他称赞“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马克思所求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他最推崇的是马克思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他说:“(马克思)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他照经济原理作透彻的研究之后,便批评从前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有个人的道德心和群众的感情作用;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这种“全凭事实,不尚理想”的科学态度,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孙中山所提倡的“全凭事实,不尚理想”的科学方法,正是我们今天应该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改革开放前走了那么多弯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连事实都不敢承认的地步,这种人根本上来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孙中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敬重马克思,称赞马克思,但更相信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中一些与事实不相符的东西并不盲从,因此,他对马克思根据当时条件下得出的一些观点并不赞同,孙中山同马克思的这些不同观点,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重新认识。

  三、关于阶级斗争

  孙中山与马克思的一个主要不同观点是怎样看待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通过这条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孙中山反对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进行革命,而是主张用阶级合作的办法进行不分阶级的“国民革命”,实行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他认为他与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但实行的方法不同,因此他说他与马克思主义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

  孙中山为什么反对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他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病态现象,这种病态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一部分人不能求得生存,因而要起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孙中山认为阶级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他说:“因为社会上的生产力很大,一切生产都是很丰富,资本家固然发大财,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钱。像这样看来,资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工人有了大生产力,便为资本家多生产,在资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产,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钱,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相冲突。”

  孙中山的话对不对?他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上的生产力很大,一切生产都是很丰富。”换言之,这对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阶段,生产力大大高于社会需求的时候而言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社会生产力低下,资本家只能靠残酷剥削工人的方法来取得利润,那时候的阶级矛盾是十分尖锐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那样一个时代,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很低下,那时的资本家要想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只有靠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人的工资等办法从工人身上夺得。

  马克思认为:“增加劳动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分工愈细,劳动就愈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就不需要体力上或智力上的特别本事和技能了,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所以,马克思说:“现代产业经常是用简单和低级的工作来代替较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不难看出,马克思的这种论断与今天的实际情况是相反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得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的生活状况就越下降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一种工作愈简单,就愈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愈少,工资也就愈降低,因为工资象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资本家要想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办法,早已不是马克思时代那种靠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人的工资等笨办法了。而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先进的科学技术中索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马克思也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没有说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像今天这样先进的地步。

  例如,过去一个工人为维持自己生活所需的费用相当于6小时劳动的产品价值,但他为资本家工作了12小时,即为资本家无偿工作了6小时,这样,资本家从这个工人身上取得的剩余价值率是6:6,即100%;然而今天,由于资本家应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这个工人只需要工作一小时就能生产出维持自己生活所需费用的价值产品,虽然他一天只工作8小时,即为资本家无偿工作了7小时,然而资本家从这个工人身上所取得的剩余价值率却提高到7:1,即700%.这就是现在资本家不再依靠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润而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道理。因此,现代产业恰恰是经常用更复杂更高级更先进的工作来代替较低级的工作,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相反情况。

  从事较复杂较高级的工作就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这种工作决不是“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一个除了自己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在他那个时代,这或许是事实,但是今天,一个只有一双粗大的手而没有任何知识技能的工人是资本家根本不需要的。而要获得相当的知识和技能,就必须接受相当程度的教育,这只有在不断提高工人物质文化生活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因此,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家固然越来越富了,工人的生活也相应地不断改善了。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奴隶不能维持奴隶的生活”了。由此可见,孙中山认为“资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工人有了大生产力,便为资本家多生产,在资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产,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钱,”这种“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能进步”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看到欧美、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就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的生活状况就越下降”“奴隶不能维持奴隶的生活”的状况。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个现状。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生活的时代是相适应的,在今天资本主义生产状况、阶级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他们当年得出的结论与今天的现实不相适应,这是完全正常的。

  从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来看,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失,阶级斗争不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当然也不再可能发生。假如还有人硬要相信在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这种人不是死硬的顽固派就是无知的白痴了。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今后的世界可以断言,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将会殊途同归,自然融合,走向世界大同,这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的道理。

  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国不但兴起了许多私营企业,而且大量引进外资。在这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里,怎样处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显然,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这里是完全不适用的,只有认识到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是可以一致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才能正确处理好这些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这个事实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不适应今天改革开放的实际,而孙中山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却是和今天的实际相适应的。

  孙中山之所以主张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相信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的互助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论认为:达尔文所发现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原则,只适用于不同的物种之间,在同一个物种之间,则主要的不是互相残杀,而是互助。比如狼吃羊,但狼不吃狼,相反,狼和狼还会互相合作结成一个狼群,以对付其它动物。他们并且认为,同一物种之间的这种互助有利于物种的繁衍和生存,反之则容易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可以说,在自然界中没有一种动物会吃同类的。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既然有这种互助合作以求得生存的规律,人类当然也不应该例外。因此孙中山说:“后达尔文而起之哲学家所发明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就是指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论,故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正因为如此,所以孙中山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提倡“博爱”,提倡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斗争。

  孙中山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阶级矛盾极为尖锐,根本不可能用阶级调和的办法来解决。他反对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便得不到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因而他领导的革命只能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孙中山本人也陷入了极端的苦闷傍徨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许多先进青年认识到,用阶级调和的办法不可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因此多数爱国青年便转向马克思主义,采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并迅速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四、重评民生史观

  在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一部分人不能生存,才发生阶级斗争,所以人类求生存是“因”,阶级斗争是“果”,他认为马克思是“倒因为果”,颠倒了因果关系。孙中山认为人类求生存,也就是民生问题,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因为人类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间断的发展”。孙中山这种以民生为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被称为“民生史观”,长期以来,民生史观被认定为唯心史观,因而加以否定。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看作是个别人的意志决定的,即所谓意识决定论,例如把帝王将相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看作是决定封建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唯物史观则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不是个别人的意志决定的,恩格斯说,研究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推动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显然,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之所以被看作是唯心史观,就是因为许多人把“人类求生存”看成是人的意识,这样,民生史观就被看作是人的意志决定社会发展的唯心史观。

  “人类求生存”究竟是不是人的意识?是不是人类的主观意志?其实,求生存并不是人的意识,而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本能,这种本能不仅存在于人类,而且存在于整个自然界,所有的动物(甚至包括植物)都有求生存的本能,而动植物是没有意识的。“生”和“死”本来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把求生存看成是人的意识,正如同把人类的死亡也看成是人的意志,不言而喻,这是荒谬的。

  新中国建立后,曾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场接一场的阶级斗争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究竟是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还是阻滞了社会的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阶级斗争不是我国现阶段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已经没有人反对了。而孙中山的人类求生存为动力的民生史观又被视作唯心史观,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呢?近几年来有些人提出了一种新“见解”,认为“改革”是推动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动力。按他们的逻辑,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其实,只需要提一个问题就足以难倒他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邓小平提出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试问:在香港这样的社会中,什么才是推动香港社会发展的动力?台湾如果和平统一了,试问难道要在台湾搞阶级斗争吗?要在台湾搞改革吗?还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在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既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改革,试问那时的社会发展动力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孙中山所提出的人类求生存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非常容易理解也非常清楚明白的。简单地说,社会之所以要生产,要发展,就是因为要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换言之,假如人类没有求生存的本能,社会根本就没有发展的必要!

  孙中山所说的人类求生存,并不只局限于人类要吃饭,而是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人类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正因为人类对物质文化生活有着不断的日益提高的追求,所以社会才需要不断发展来满足人类的这种需求。正是这种自发的,对更高层次生活需求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才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真正动力。人类的这种追求实际生活中表现为追求享受,因而,对于追求享受是应该鼓励还是应该抑制、批判?就可以说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抑制社会发展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把一切追求享受的要求都视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这实际上是在实行一种抑制消费的政策。消费是什么?孙中山说:“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可以说,是鼓励消费还是抑制消费,是关系到促进生产、促进社会发展还是抑制生产、抑制社会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之所以经济搞不上去,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消费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正是孙中山以上观点的正确体现。

  可能有人又会提出:追求享受是人的主观意识。这就又回到意识决定社会发展的唯心史观上去了。其实,追求享受也是人的本能而并非人的主观意识。实际上,不仅人类有这种本能,动物同样也有这种本能。试把一种美味的食物和一种很差的食物放在猫狗面前,它们肯定会选择美味的食物而摒弃较差的食物,这就是追求享受在动物身上的体现。

  孙中山以人类求生存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不仅适用于无阶级的社会,也适用于阶级社会,可见这一提法是科学的。

  五、关于剩余价值

  孙中山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的问题上,看法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是剥削。

  孙中山认为,“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他认为“把一切生产劳动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的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是错误的,剩余价值不是仅仅由工人创造的,而是全社会创造的。孙中山这样提的理由是:工人仅仅生产了商品,工人制造的商品必须经过商人的销售,最后由消费者购买了之后,才能产生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产品如果没有商人的销售和消费者的购买,堆积在仓库里最终报废,那就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一件产品如果它的成本是100元(包括原材料、生产费用、工人的工资等),资本家如果仅仅按100元的价格卖出去,那是没有任何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之所以能取得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按高于成本的价格,比如以120元卖出,这多出的20元,才是剩余价值。这20元剩余价值资本家是从谁身上取得的?是从消费者身上取得的,而消费者是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可见,剩余价值是全社会共同创造的。

  如果说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是不合理的;那么,把剩余价值给工人,让工人吃掉,也同样是不合理的!而且,那样做,社会将不会有积累,不能发展再生产,最终只能导致社会停滞以致灭亡。既然剩余价值是全社会共同创造的,那么,剩余价值应该用于回报社会,用于扩大再生产,促进社会的发展。

  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他必须把其中的绝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改进生产技术,运用最先进的生产手段,研制创造出一流的产品,尽可能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市场经济的规律迫使每一个资本家都必须这样做,才能使他们在社会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回报社会,就不能认为是剥削。而且,资本家和工人一样,也是一个生产者,而并非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资本家开办一个工厂,不仅要拿出资金,而且要对工厂负更大的责任,从工厂的创建直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必须认真思考,作出决策。那种把资本家看成是剥削工人的寄生虫的观点,实在是大错特错的。所以,究竟应该不应该消灭资本家?对这个问题,孙中山是很慎重的,他说:“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

  孙中山是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和资本家的,因此,他在《实业计划》一书中,提出中国应该实行两种经济体制,他说:“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孙中山的这种主张已经被我国今天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笔者认为,是到了为资本家正名的时候了。今天,宪法已经把私有制列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合法的组成部分,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长期以来对资本家的偏见,对私有制的偏见,仍然没有消除,许多人仍然把私有制和资本家看作是异端,看成是迟早要消灭的东西,这种错误观点必须彻底扭转。应该理直气壮地公开宣传:资本家也是劳动者!而且是比工人作出更大贡献的劳动者!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他所独创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他一再声称,“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经细心去研究的。” “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

  遗憾的是,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对他的这一思想都没有认识。国民党右派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视作洪水猛兽,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绝不能相容的。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千方百计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直至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

  共产党也同样对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没有认识,也把三民主义看成是与共产主义绝不能相容的。孙中山在批评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时也指出:“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孙中山的这一段话,今天看来并不为过,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那么大一段弯路,原因就在于没有弄清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国共双方都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绝不相容的,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直至长达数十年的内战,至今国家没有实现最后统一,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悲剧。今天,重新认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重新认识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论述,不仅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化解历史怨仇,实现民族和解,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也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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