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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孙中山先生的建军思想和大无畏精神

2005-03-10 17:27:55 民族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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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军

  1921年至1924年是中山先生的晚年,也是中山先生一生思想的最高峰。在建党方面,中山先生坚决排斥了右派势力改组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根据过去的经验,进行了建军、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1920年我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便回到了广东。那一年我参加了中山先生所计划的粤军回粤,驱逐陆荣廷、莫荣新之役。

  1921年中山先生亲自率领军队北伐,我是以大元帅随员的身份跟着中山先生到了广西桂林。那时候,桂林街上到处挂着“谈话处”的布帘子招牌,进去一看,原来是吸鸦片烟的地方。那时军队公开贩卖鸦片烟,以此作为军饷。桂林的驻军也很复杂,有滇军、黔军、粤军等,官兵们经常在赌场、妓院闹事,几乎天天发生仇杀,桂林城根脚下每天早晨都可发现士兵们的死尸。那时候,绝大多数士兵是不懂革命道理的。

  中山先生在这一时期,根据过去几十年革命的经验以及当前的情况,了解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的武装不可,不能光靠暴动和运动旧军队倒戈的办法。因此在桂林独秀峰下开始了整军。当时的整军是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的:对团长以上的军官采用中山先生亲自讲课的办法;对连排级军官则以军官教导团的方式加以整训。那时候我和顾祝同在一个连内,当少校连附。

  中山先生给团长以上的军官们,讲了几次革命的道理,文献里的“军人精神教育”的几堂课便是那时候讲的,我也曾听过几堂课,如中山先生那时把革命称为人民革命,要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国家以及对智、仁、勇的解释,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建立根据地

  可是那个时期,主要是运用依靠个人的整军方法,让个人能接受革命思想,了解三民主义,还没有从建立革命的军事制度去保证它。1922年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后,根据自己研究了苏联革命经验,以及和加伦将军在一起研究了苏联建立红军的经验之后,深深感到要实行革命非得有革命的军队不可。这支革命军不仅要每一个成员具有革命思想,也必须有革命的军事制度。所以,后来下决心办黄埔军校,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中山先生那个时期的比较完备的建军思想。

  1921年的出师桂林北伐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在后方的陈炯明与北方军阀勾结起来,反对北伐,五、六个月不供应在广西的军饷,再加上在前面的湖南赵恒惕又变了卦,所以中山先生不得已于1922年回师广东。但是他这时仍决心北伐,所以他本人进入广州,却叫李烈钧、朱培德、许崇智等出兵江西,进行北伐。当北伐军打下赣州,节节推进时,盘踞广东根据地的陈炯明(当时在惠州)却密令叶举,由广西突然袭击广州,这就是陈炯明的公开叛变事件。

  那一次事件,中山先生虽然在永丰军舰上组织了朱培德、许崇智两部回师戡乱,并亲率永丰等五舰挺进广州作战,可是由于陈炯明靠了运输上的方便,在韶关打败了自江西回师的朱培德及许崇智部队,以至中山先生不得不离开永丰舰,同时也暂时离开了广东。

  这个事件和以前的几次经验,使中山先生了解到,要想革命成功、北伐胜利,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他认为两广必须成为巩固的后方。因此,1924年他规划了东征惠州、潮汕的战略计划。那时候,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已经毕业,并以黄埔一期学生为骨干组成了两个教导团,同时粤军已经过一番整顿,这些新生力量攻占了潮汕、回师消灭了驻在广州的滇桂叛军,又攻占惠州,肃清潮汕敌军,完成了东征,也初步实现了中山先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中国近代史上的1927年大革命所以能取得初步胜利,从军事角度上看,那几年的建军、建立根据地等工作,也为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大无畏精神

  作为一个军人,应该记取的还有中山先生在革命战争中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1922年陈炯明公开叛变后,中山先生登上了永丰舰。我那时是海军陆战队的营长,我上的是宝璧舰。中山先生率领永丰、宝璧等五舰由广州退入黄埔后,电令朱培德、许崇智自江西回师戡乱,正在韶关激战的时候,孙先生拟亲自率舰队挺进广州。中山先生在舰上召开军事会议时,宣布第二天挺进以配合朱、许进攻韶关,当时有许多人劝中山先生不要冒险,可是中山先生意志非常坚决,并说:“这一次戡乱,我准备以元首殉国。”

  可是这一天的会议,当晚被一个海军司令温树德以电报向叶举告密了,于是叶举连夜集中了所有大炮对着珠江。第二天,中山先生率舰挺进时,遭受到两岸猛烈的轰击,永丰舰给炮弹打穿了,别的军舰也到处弹痕累累。可是中山先生勇往直前,率舰直达广州附近白鹅潭,给陈炯明部队以很大的威胁。

  在统一广东、建立根据地的斗争中,中山先生几次亲临前线督师。记得1923年,军队在惠州、博罗一带作战失利,队伍纷纷向石龙溃退。中山先生坐专车从广州进抵石滩,并在石滩车站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我在石滩,退者枪毙。孙文”。可是当溃军又从石龙退向石滩时,中山先生便令专车前开至石龙,停在石龙的铁桥上。这时溃军不知中山先生在车上,纷纷向专车开枪,企图夺路而退,情况十分混乱,但中山先生仍坚持督师作战不肯后退,最后是左右参军假传命令,叫司机悄悄把专车退回。

  从这些事实上,说明了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丝毫不顾及个人生死的英勇精神。

  鲜明的对比

  那几年,是个环境十分复杂的局面,国民党内部之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中国与苏联之间,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都充满了新的与旧的,进步的与反动的尖锐矛盾。而中山先生坚决地制定了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重新建立革命武装,坚决地进行革命的斗争,这也是中山先生伟大所在。

  我想举出两个鲜明的对比例子,说明那个时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和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

  中山先生的建军、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和行动都获得苏联的大力帮助。越飞和加伦将军不仅帮助中山先生订立计划,并且在困难之中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前面提到的惠州、博罗之役失利后,士气已很低落,溃军纷纷后退时,加伦将军那时是军事顾问,在加伦将军的参加下,组织了广州近郊的战役,打垮了陈炯明的林虎、洪兆麟部队,使广州转危为安,也振作了士气。

  建立黄埔及整编粤军时,那时我们缺乏武器,局面非常困难,也是苏联运来了军火,装备了部队,这也是东征潮汕、惠州成功的有力因素。除了加伦将军任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外,在部队中也有苏联军事顾问,我当时所在的粤军第二师便有苏联顾问,他叫罗卡乔夫(后来回国担任无产阶级师师长),他在作战计划上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当时第二师师长是张民达,张民达是粤军名将,作战英勇、坚决,后在潮州因翻船溺死)。

  可是那时帝国主义如何对待中国的革命呢?英、美帝国主义是处心积虑地想推翻革命政府。1924年从香港私运了三千多枝枪给所谓“商团”的陈廉伯,中山先生晓得后坚决扣留下来。当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走狗、买办陈廉伯在广州武装骚乱,另一方面是英国帝国主义派军舰进至白鹅潭进行威胁。可是中山先生非常坚决,下令向陈廉伯的“商团”开火,我那时是旅参谋长,我便是奉命在广州西瓜园炮兵阵地向买办阶级陈廉伯的“商团”开大炮的,没几个钟头便把“商团”镇压下去了。

  中山先生对帝国主义是从不妥协的。记得1922年,中山先生率领永丰等五舰,自黄埔挺向广州镇压陈炯明叛变时,军舰停在白鹅潭。当时英国领事派人到舰上要求中山先生离开白鹅潭。中山先生听了后,非常气愤,以很严厉的态度对那人说:“我是中国元首,珠江是中国的珠江,我有行动自由。”后来,中山先生北上,便不经过香港,由广州坐船经日本到天津。

  谁了解中山先生

  谈到办黄埔,不由人想起一个故事。

  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恺先生邀我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高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香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

  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蒋因为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别人,他才回到黄埔来。

  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 * *

  现在我们纪念中山先生的九十诞辰的确有很大的意义。中山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对我个人来讲,在这个日子,我特别怀念当年追随中山先生的日子,往事虽隔了三十多年,可是想起来却历历在目。中山先生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能很快的接受了新的思想,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事了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种不断前进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叶剑英,1897年生于广东梅州,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孙中山随员、黄埔军校教官。参加粤军回粤战役、北伐战争等。本文是他1956年对《文汇报》记者的谈话,由该报驻北京记者吕德润记录。)

(来源:《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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