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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

2005-03-10 13:43:05 民族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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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项说,欧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国进步得多。中国的武器,几千年以来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还是用那几种东西。象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甚至于象欧美的洋枪大炮那些业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较中国的大刀还要利害,所以发生义和团来反抗欧美。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在杨村一战,是由于英国提督西摩带了三千联军,想从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馆,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在义和团一方面,可说是肉体相搏。西摩因为被他们包围了,便用面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的把联军围住。弄到西摩带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杨村直进北京,解各国公使馆的围。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处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就武器一项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象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夫、便利过挑夫;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再推到其余种种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所用的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多的。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的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得了很多的外国思想;就是外国人只才想到、还没有做到的新思想,我们也想拿来实行,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就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在义和团以前,中国和外国已经通了商,早知道外国的好处也是很多,但是全国人的心理还不相信外国是真有文明;所以当义和团的时候,便把仿效外国的铁路和电报都毁坏了,就是外国的枪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时候还是要有中国的弓刀,以后因为失败,又反过来信仰外国。在中国所用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由此可见,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处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对于民权思想也有这种流弊。革命以后举国如狂,总是要拿外国人年讲的民权到中国来实行,至于民权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几次所讲的情形,是把外国争民权的历史和胜利之后所提的什么结果,详细的说明,由于那几次的研究,便知民权政治在外国也不能够充分实行,进行民权在中途也遇到了许多障碍。现在中国主张实行民权,要仿效外国,便要仿效处国的办法,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

  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外国人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学呢?比方用武器讲,到底是外国的机关枪厉害呢,还是中国的弓刀厉害呢?这两种东西没有比较,一定是外国的机关枪要厉害得多,不但是外国的武器要比中国厉害,就是其他各种东西,外国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但是外国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么样呢?处国的政治哲学和物质科学两种学问的进步,又是那一种最快呢?政治的进步远不及科学。譬如兵学就是一种军事科学,专就兵学讲,外国有战术随时发明,随时改良,所谓日新月异。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呢?那是没有的。不但是一百年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前的兵书,到了今日也是无用。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成一个大变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国最大的武器和价值最贵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战斗舰,现在外国的战斗舰,每艘要值五千万元以至于一万万元,能够值这些钱和船,才叫做一只兵船,外国物质的进步以武器为最快,武器的进步又以战斗舰为最快。战斗舰的变动最多不过十年,在欧占芭前的战斗舰,至今已成废物。不但是海军的战斗舰有这样的大变动,就是陆军的枪炮也是日日进步,每十年一次变动,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现在我们所用的枪,在外国已经成了无用的废物;欧战时各国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旧式。不但是武器在欧美是日日进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机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时时发明。所以外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于在政治上,外国比较中国又是进步了多少呢?欧美两三百年来经过许多次数的革命,政治上的进步虽然是比中国快得多,但是外国的政治书本,象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腊有一位大政治哲学家叫做柏拉图,他所著的《共和政体》那本书至今还有学者去研究,对于现在的政体还以为有多少价值可以供参考;不象兵船操典,过了十年便顾无价值的废物,由此便知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动,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大不相同,那种科学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政治理论,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图所写的《共和政体》至今还有价值去研究,还是很有用处。所以外国政治哲学的进步,不及物质进步这样快的。他们现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还没有大变动。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也是象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

  外国的物质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们要学他,便很容易赶上。至于外国的政治进步,比较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差得很远的,速度是很慢的。象美国革命实行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能够实行的民权,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实行的民权便没有大分别。现在法国所行的民权,还不及从前革命时候所行的民权。法国在从前革命的时候,所行的民权是很充分的。当时一般人同以为不对,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国的民权还是没有大进步。我们要学外国,便要把这些情形分别清楚。至于外国民权所以没有大进步的原因,是由于外国对于民权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由前几次所讲的情形,便知道欧美的民权政治政治至今还是没有办法,民权的真理还是没有发明,不过近两三百年以来民权思想逐渐澎涨,在人事上想不通的问题,大家便听其自然,顺着潮流去做罢了。所以近来民权的发达,不是学者从学理上发明出来的,是一般人民顺其自然做出来的。因为总是顺其自然去做,预先没有根本办法,前后没有想过,所以欧美实行民权在中途便遭了许多挫折,遇了许多障碍。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达到了代议政体,中国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体。但是欧美代议政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这真是代议政体的一种怪现象。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

  照前几回所讲,大家便知道欧美的民权政治根本上还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我们不完全仿效欧美,究竟要怎么样去做呢?现在中国还有守旧派,那些守旧派的反动是很大的。他们的主张是要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以为要这样的办法才可以救中国。我们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这个办法是很不对的,所以要反对这个办法,顺应世界潮流,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我们要走政治的正轨,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义。什么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权第一讲的定义说,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处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在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虽然管理人类之政治法律条理,也是一种无形的机器,所以我们称行政组织为机关。但是有形的机器是本物理而成的,而无形的机器之政治是本于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学近数百年来已发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学近二三十年始起首进步,至今尚未有大发明。此所以有别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因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所以欧美和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是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大害的。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我们要中国进步、民族的前途没有危险,自己来实行民权,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种办法。

  我们对于民权政治到底能不能够想办法呢?我们要能够想出办法,虽然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是要借鉴于欧美,要把欧美已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到清清楚楚。因为欧美民权虽然没有充分发达、根本解决,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学者对于民权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学理的发明,而且在实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经验也是很多的。那些经验和学理,根本上都是应该拿来参考的。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

  现在各国学者研究已往民权的事实,得到了许多新学理,那是些什么学理呢?最新的对于政治问题的,有一位美国学者说:“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这一说是最新发明的民权学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个万能政府。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政府成为万能呢?变成了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听人民的话呢?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有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象前次所讲,近几十年来欧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国俾士麦当权的政府。在那个时候的德国政府,的确是万能政府。那个政府本是不主张民权的,本是要反对民权的,但是他的政府还是成了万能政府。其他各国主张民权的政府,没有那一国可以叫做万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学者说:“各国自实行了民权以后,政府的能力便退化。这个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总是防范政府,不许政府有能力,不许政府是万能。所以实行民治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便应该想方法去解决。想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应该要改变。”从前人民对于政府总是有反抗态度的缘故,是由于经过了民权的革命以后,人民所争得的自由平等过于发达,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没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过于充分,政府毫不能够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国家虽然是有政府,便和无政府一样。这位瑞士学者看出了这个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张人民要改变对于政府的态度。他究竟要人民变成什么态度呢?人民的态度对于政府有什么关系呢?譬如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中国人在这几千年中对于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研究历史,总是看见人称赞尧舜禹汤文武;尧舜禹汤文武的政府是中国人常常羡慕的政府,中国人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是希望有那样的政府,替人民来谋幸福。所以欧美的民权思想没有传进中国以前,中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尧舜禹汤文武,以为有了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乐,便可以享幸福,这就是中国人向来对于政府的态度。近来经过了革命以后,人民得到了民权思想,对于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满意,以为他们都是专制皇帝,虽美亦不足称。由此便知民权发达了以后,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态度,无论如何良善,皆不满意。如果持这种态度,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来改变,政治上是很难望进步的。现在世界上要改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呢?欧美学者只想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改变,至于怎么样改变的办法,至今还没有想出。

  我们革命主张实行民权,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的解决方法,是世界上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我的办法就是象瑞士学者近日的发明一样,人民对于政府要改变态度。近日有这种学理之发明,更足以证明我向来的主张是不错。这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这个权能力分别的道理,从前欧美的学者都没有发明过。究竟什么是叫做权与能的分别呢?要讲清楚这个分别,便要把我从前对于人类分别的新发明再拿来说一说。

  我对于人类的分别,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别,应该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的。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创选者,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一种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现在政治运动的言词说,第一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人是宣传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业的进步者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譬如建筑一间大洋楼,关于各种工程材料都要通盘计算;等到通盘计算好了,便绘一个很详细的图,再把那个图交给工头去看,等到工头把图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运材料,照那个图样去做。做洋楼的工人,都是不能够看图样的,只有照工程师所绘的图,吩附工人去砌砖盖瓦。所以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不后知后觉;砌砖盖毒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现在各城市的洋楼;都是靠工人、工人和工程师三种人共同出来的。就是世界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是不知不觉,次少数的人便是后知后觉,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世界上的事业,都是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人都不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实行民权、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责任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觉的人要有一份,后知后觉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觉的人也要有一份。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来争才交到他们。

  前几天有一位在高丽做官的日本人来见我,和我谈天,谈了颇久之后,我顺便问他一句话说:“现在高丽的革命是什么样情形呢?能不能够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没有什么话可答,我又问他说:“日本在高丽的官吏,对于高丽的民权态度又是怎么样呢?”他说:“只看高丽将来的民权思想,究竟是怎么样。如果高丽人都晓得来争民权,人们一定是把政权交还他们的。但是现在的高丽人还不晓得争民权,所以我们日本还是不能不代他们治理高丽。”这种说话未尝不冠冕堂皇,但是我们革命党对待全国人民,就不可象日本对待高丽一样,要等到人民晓得争民权的时候才去给他。因为中国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就是再过几千年,恐怕全体人民还不晓得要争民权。所以自命为先知先觉的人,便不可象日本人一样专是为自己打算,要预先来替人民打算,把全国的政权交到人民。

  照以前所讲的情形,欧美对于民权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办法。今日我们要解决民权的问题,如果仿效欧美,一定是办不通的。欧美既无从仿效,我们自己便应该想一种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新方法,是象瑞士的学者最新的发明,人民对于政府要改变态度,但要改变态度,就是要把权与能分开,权与能要怎么样公开呢?我们要把他研究到清楚,便应该把前几次所讲的情形,重提起来再说。第一件,什么是叫做民权?简单的说,民权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详细推究起来,从前的政治是谁人管理呢?中国有两句古语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说“庶人不议”。可见从前的政权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那么,人民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

  照中国几千年有历史看,实在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其余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所以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能够负政治责任,上无愧于天,下无怍于民,他们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目的,今[令]我们在几千年之后都来歌功颂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第一种长处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第二种长处是他们的道德是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因为他们有这两种长处,所以对于政治能够完全负责,完全达到目的。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这几个皇帝令后人崇拜,其余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于有许多皇帝后人连姓名都不知道。历代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有很好的本领、很好的道德,其余的皇帝没有本领、没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虽然没有本领、没有道德,但是很有权力的。

  大家都把中国历史看得是很多的,尤其是《三国演义》,差不多人人都看过了。我们可以拿《三国演义》来证明。譬如诸葛亮是有才学的。很有能干的。他所辅的主,先是刘备,后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没有一点能干。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刘备临死的时候,便向诸葛亮说:“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刘备了以后,诸葛亮的道德还是很好,阿斗虽然没有用,诸葛亮依然是忠心辅佐,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这样看来,在君权时代,君主虽然没有能干,但是很有权力,象三国的阿斗和诸葛亮便可以明白。诸葛亮是有能没权的,阿斗是有权没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付托到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的分别。专制时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业,虽然没有能干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没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权。现在成立共和政体,以民为主,大家试看这四万万人是那一类的人呢?这四万万人当然不能先知先觉的人,多数的人也不是后知知觉的人,大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人。现在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全国很有权力能够管理政治的人,就是这四万万人。大家想想,现在的四万万人,就政权一方面说是象什么人呢?照我看起来,这四万万人都是象阿斗。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个阿斗,人人都是有权的。阿斗本是无能的,但是诸葛亮有能,所以刘备死了以后,西蜀还能够治理。现在欧美人民反对有能的政府。但是改变了态度以后,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呢?他们还没有发明。我现在所发明的,是要权与能分开,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才可以改变。如果权与能不能分开,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总是不能改变,当时阿斗知道自己无能,把国家全权托到诸葛亮。要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诸葛亮上“出师表”,便献议到阿斗把宫中和府中的事要分开清楚,宫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诸葛亮把宫中和府中的事分开,就是把权和能分开。所以我们治理国家,权和能一定是要分开的。究竟要怎么样才可以分开呢?大家要拿一个远大眼光和冷静见解来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别清楚。

  大家此时对于政府有一种特别观念,这种观念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是由于几千年专制度政体,多是无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隶,在中国的四万万人,就做过了几千年奴隶。现在虽然是推翻专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还有专制的观念,还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因为再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对政府的态度,还是由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动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是由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变而为排斥政府的心理,从前崇拜的心理固然是不对,现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对的。我们要打破这种不对的心理,便要回顾到几万年和几千年以前的政治历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专制皇帝没以有发达以前,中国尧舜是很好的皇帝,他们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当时的君权还没有十分发达,中国的君权是从尧舜以后才发达的。推到尧舜以前更没有君权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够替大家谋幸福的人可以组织政府。譬如从前所讲人同兽争的野蛮时代,国家的组织没有完全,人民都怕毒蛇猛兽来侵害,所以要奉一个有能的人负保护的责任。当时保护的任务,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够打胜毒蛇猛兽的人,就是当时很有能干的人。当时同兽打,没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他做皇帝。除了会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国还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动植物的危险,复可制出种种美味,适于口腹之欲,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么人的事?就是厨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变可以说厨子做皇帝,神农尝百草,发明了许多药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劳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尝百草是什么人的事呢?就是医生的事。所以神农由于尝百草做皇帝,就可以说医生皇帝;有巢氏教民营宫室民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都可以组织政府。象厨子、医生、裁缝、木匠那些有特别能干的人,都是做过了皇帝的。

  从前有一位美国教授,叫做丁韪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游玩,遇到了一个农夫,和农夫谈起话来,那个农夫便问丁韪良说:“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丁韪良反问农夫说:“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那个农夫便指田边所挂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使可以做中国皇帝了。”那个农夫的意思,以为只有一根铁线便可以通消息、传书信,做这种铁线消息的人当然是很有本领的,有这样大本领的人当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证明中国人的一般心理,都以为是大本领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国自尧舜以后,那些皇帝便渐渐变成专制,都要家天下,不许人民自由拥戴有本领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现在四万万人用投票,丝毫不受别种势力的干涉,同时又有尧舜复生,究竟是选举谁来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选举尧舜来做皇帝。中国人对于皇帝的心理,不象欧美人对于皇帝的那样深恶痛绝。因为中国皇帝的专制没有欧洲皇帝的那么厉害。

  欧洲在两三百年以前,皇帝专制达到了极点,人民都视为洪水猛兽,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对于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东西象政府一样,也是一齐要排斥。欧美现在实行了民权,人民有了大权,要排斥政府实在是很容易的,象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诸葛亮,那还不容易吗?如果阿斗要排斥诸葛亮,试问西蜀的政府能不能长久呢?能不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们现在行民权,四万万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万万个阿斗,这些阿半当然是应该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做国家的大事业。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便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和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发展,中国要分开权与能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有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欧美人民对于政府不知道分别权与能和界限,所以他们的民权问题发生了两三百年,至今还不能解决。

  我们现在主张要分开权和能,再拿古时和现在的事实比较的来说一说。在古时能打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现在的富豪家庭也请几位打师来保护,好象上海的租界之内去住,因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钱,他便请几个印度巡捕在他的门口保护。照古时的道理讲,能保护人的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护那些官僚军阀的印度巡捕,便应该做那些官僚军阀的皇帝。那些官僚军阀不把他当作皇帝,只把他当作奴隶。那种奴隶有了枪,虽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军阀只能够在物质一方面给些钱,不能够在名义上叫他做皇帝。象这样讲,古时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现在守门的印度巡捕,现在守门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时的皇帝。再进一层说,保护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门的印度巡捕,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现在有钱的那些人组织公司、开办公厂,一定要请一位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去管理工厂。此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股东就是有权的人,工厂内的事,只有总办能够讲话,股东不过监督总办而已。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把他们当作专门家看,如果有了这种态度,股东便能够利用总办整顿工厂,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货物,可以令那个公司发大财。现在欧美民权发达的国家,人民对于政府都没有这种态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领的人去管理政府,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无能的,所以弄到民权政治的发达反是很迟,民主国家的进步反是很慢,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象日本和德国那一样的迅速。从前维新,只有几十年便富强起来,从前德国也是很贫弱的国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麦执政,结合联邦,励精图治,产到几十年便雄霸欧洲。其他实行民权的国家,都不能象日本和德国的进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于民权问题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把国家的大事付托到本领的人。

  现在欧美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专门家,譬如练兵打仗便要用军事家,开办工厂便要用工程师,对于政治也知道要用专门家,至于现在之所以不能实行用政治专门家的原因,就是由于人民的习惯还不能改变。但是到了现在的新时代,权与能是不能不分开的,许多事情一定是要靠专门家的,是不能限制专门家的。象最新发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东西,是街上的汽车。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车的时候,没有驾驶的车夫,没有修理的工匠,我从前有一个朋友,买了一架汽车,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现在,人许多的汽车夫和机器匠,有汽车的主人,只要出钱雇他们来,便可以替自己来驾驶,替自己来修理,这种汽车夫和机器匠,就是驾驶汽车和修理汽车的专门家,没有他们,我们的汽车便不能行动,便不能修,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欧美人同始初得到了民权,没有相当的专门家,就象二十多年以前人钱的人得了一辆汽车一样,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不修理、自己去驾驶不可,到了现在,有了许多有本领的专门家,有权力的人民便应该聘请他们,不然就要自己去驾驶、自己去修理,正所谓自寻烦恼,自找痛苦,就这个比喻,更可别驾驶汽车的车夫是有能面而无权的,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的,这个有权的主人便应该靠有能的专门家去代他驾驶汽车。民国的大事,也是一样的道理。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闪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为国家做事,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还是难望进步,进步还是很慢。

  要明白这个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来证明。我从前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和一个朋友约定了时间,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约定的时间忽然忘记了,一直到所约定的时间十五分钟之前才记忆起来。当时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国租界,由法国租界到虹口是很远的,用十五分钟的时间很不容易赶到。我便着急起来,找着汽车夫,慌忙的问他说:“在十五钟之内,可以不可以赶到虹口呢?”那个车夫答应说:“一定可以赶到。”我便坐上车,由车夫自由驾驶,向目的地出发,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国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广州沙基到东山一样,一定要经过长堤和川龙口,才是捷径。但是我的汽车夫从开车以后所走的路,便不经过长堤和川龙口,他先由丰宁路再绕道德宣路,走小北门然后才到大东门,才抵东山。当时汽车走得飞快,声音很大,我不能够和车夫说话,心理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个车夫,以为车夫和捣乱,是故意的走弯曲路阻迟时候,此睦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别缘故,要做非常的事,国民不知道,便生出许多误会来非难政府一样,至于那个车夫选择那一条路,不过十五分钟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气才平,便问那个车夫说:“为什么要这样弯弯曲曲走这一条路呢?”那个车夫答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经过大马路,大马路的电车、汽车、人力车和行人货物的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从前误会的道理,才晓得我所要走的大刀路和外摆渡是从空间上着想。那个车夫是有经验的,知道汽车能够走得快,每小时可以走三四十英里,虽然走弯一点,多走几里路,但是把汽车的速度加快一点,还是限定钟点以内可以赶到。他的这样打算,是时间上着想。那个车夫不是哲学家,本不知道用什么时间、空间去打算,不过他是专门家,知道汽车有缩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车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弯路,,还能够于十五分钟之内赶到虹口,假若当时我不给车夫以全权,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赶不到。因为我信他是专门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条路便走那一条路,所以能够在预约时间之内,可以赶到。不过我不是这种专门家,所以当时那个车夫走弯路,我便发生误会,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弯路的道理。民国的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学我那次到虹口对于车夫的态度一样,把他当作是走路的车夫。能够有这样的眼光,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才可以改变。

  欧美人民现在对于政府反对的态度,是因为权与能没有分开,所以民权的总是至今不能解决,我们实行民权,便不要学欧美,要把权与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权思想虽然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欧美的民权问题至今不没地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想出了办法,知道人民要怎么样才对于政府可以改变态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知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走,那才能够避了欧美的纷乱,不蹈欧美的覆辙。欧美学者现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不对,应该要改变,但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他们还没有想到,我现在把这个方法已经发明了,这个方法是要权与能分开,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荣耀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那一捉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宾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

(来源:近代中国网)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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