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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

2005-03-10 13:49:30 民族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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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民族这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人类因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时有很多的民族也很古,从有稽考以来的历史讲,已经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们的民族,自开始至今,至少必人五六得年。当中受过了许多天然力的影响,遗传到今日。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最多最大的,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种民族独厚,故经过开时人事种种变更,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只见文明进步,不见民族衰微。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所以一般乐观的人,以为中国民族,从前不知经过了多少灾害,至今都没有灭亡,以后无论经过若何灾害,是决不至灭亡的。这种论调,这种希望,依我看来,是不对的。因为就天然淘汰力说,我们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我们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

  中国几千年以来,受过了政治力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这两次亡国,都是亡于少数民族,不是亡于多数民族,总被我们多数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国在政权上,虽然亡过了两次,但是民族还没的受过大损失,至于现在列强民族的情形,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来。列强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经比较过了。象英国、俄国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国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内的增加,推测以后一百年的增加,我们民族在一百年以后,无论所受的天惠怎么样深厚,就很难和列强的民族并存于世界。比如美国的人口,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便有一万万以上,再过一百年就有十万万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几倍。由此推测,到百年之后,我们的人口便变成了少数,列强人口便变成了多数。那时候中国民族纵然没有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单以天然进化力来推论,中国人口便可以灭亡。况且在一百年以后,我们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并且要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单以天然进化力来推论,中国人口便变可以灭亡。况且在一百年以后,我们不但是要受天然的淘汰,并且要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此两种力比较天然力还要快而且烈,天然力虽然慢,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个先例可以用来证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红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为红番之地,他们的人数很多,到处皆有;但从白人搬到美洲之后,红番人口就逐渐减少,传到现在,几乎尽被消灭。由此便可见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政治力和经济力比较天然淘汰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此后中国民族如果单受天然力淘汰,还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收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就很难渡过十年。故在这十年之内,就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如果在这十年以内有方法可以解脱,我们的民族便要被列强的民族所消灭,纵使不至于全数灭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

  中国受欧美政治力有压迫,将及百年。百年以前,满人据有我们的国家,仍是很强盛的。当时英国灭民印度,不敢来灭中国,还恐中国去干涉印度。但是这百年以来,中国便失去许多领土。由最近推到从前,我们最近失去的领土是威海卫、旅顺、大连、青岛、九龙、广州湾。欧战以后,列强想把最近的领土送回,象最先送回的有青岛,最近将要送回的有威海卫,但这不过是中国很小的地方。从前列强心理,以为中国永远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把中国沿海的地方象大连、威海卫、九龙、等处来占领,做一个根据地,以便瓜分中国。后来中国起了革命,列强知道中国还可以有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国的念头。当列强想瓜分的论调。列前一点的失地,是缅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国当时还稍有抵抗,镇南关一战,中国还获胜仗。后来因被法国恐吓,中国才和法国讲和,情愿肥安南让与法国。但是刚在讲和前几天,中国的军队正在镇南关、谅山大胜,法国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中国还是求和,法国人便以为很奇怪。尝有法国人对中国人说,“中国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议,就各国的惯例,凡是战胜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国,定种种苛虐条件,这直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条例。”中国之所以开这个先例的原因,是由于满清政府太糊涂。安南和缅甸本来都是中国的领土,自安南割去以后,同时英国占据缅甸,中国更不敢问了。又更拿前一点的失地说,就是黑龙江、乌苏里。又再推到前一点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龙江以北诸地,就是前日俄国远东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国都拱手去外人,并不敢问。此外更有琉球、暹罗、蒲鲁尼、苏绿、爪哇、锡兰、尼泊尔、布丹等那些小国,从前都是来中国朝贡过的。故中国最强盛时代,领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龙江以北,南至喜马拉亚雅山以南东至东海以东,西至葱岭以西,都是中国的领土。尼泊尔到了民国元年,还到四川来进贡,元年以后,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来了。象这样讲来了,中国最强盛时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邻,亚洲西南各国无不以称藩朝贡为荣。那时欧洲的帝国主义还没有侵入亚洲,当时亚洲之中,配讲帝国主义的只是中国。所以那些弱小国家,都怕中国,怕中国用政治力去压迫。至今亚洲各弱小民族,对于中国还是不大放心。这回我们国民党在广州开大会,蒙古派得有代表来,是看我们南方政府对外的主张是否仍旧用帝国主义。他们代表到了以后,看见我们大会中所定的政纲是扶持弱小民族,毫无帝国主义的意思,他们便很赞成,主张大家联络起来,成一个东方的大国,象这项要赞成我们主第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也都是一样,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所以中国的领土便逐渐缩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内也失了许多地方。

  自中国革命以后,列强见得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是不容易的,以为从前满洲征服过了中国,我们也晓得革命,如果列强还再用政治力来征服中国,中国将来一定要反抗,对于他们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现在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他们以为不用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他们以为不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各国在欧洲的冲突到底还免不了。故由巴尔干半岛问题,便生出了欧洲大战。他们自己受了许多损失,许多强国象德国、奥国都倒下来了。俣是全心全意的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改革,英国、法国、意大利仍旧〈把〉帝国主义继续进行。美国也抛弃“门罗主义”,去参加列强,一致行动。经过了欧战以后,他们在欧洲,或者把帝国主义一时停止进行;但是对于中国,象前几日各国派二十多只兵船来示威,广州人民便立时觉得痛痒,大家生出公愤。就是全人民也起公愤。故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觉得有痛痒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博学,象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觉得痛痒。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国人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人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诮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由刚才所说的概括名义,中国是半殖民地,但是究竟是那一国的殖民地呢?是对于已经缔结了条约各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比较起来,是做一国的奴隶好些呀,还是做各国的奴隶好些呢?如果做一国的奴隶,遇到了水旱天灾,做主义的国家,就要拔款来赈济,以为这是自己做主人的义务,分内所当为的。做奴隶的人民,也视为这是主人应该要救济的,但是中国北方前几年受民天灾,各国不视为应该要尽的义务,拔款来赈济,只有在中国内地的各国人,来提倡捐助赈济灾民。中国人看见了,便说是各国很大的慈善。不是他们的义务,和主人的国粗对于奴隶的人同,便差得很远。由此便可见中国还比不上安南、高丽。所以做一国的奴隶,比较做各国的奴隶地位是高得多,讲到利益来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依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这个“次”字,是由于化学名词得来的,如次亚磷便是。药品中有属磷质而低一等者名为亚磷,更低一等者名为次亚磷。又如各部官制,总长之下低一级的,就叫做次人一样,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要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广东和外国争关馀,关税馀款本该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争呢?因为中国的海关被各国拿去了。我们从前并不知道海关,总是闭关自守,后来英国到中国来叩关,要和中国通商,中国便闭关拒绝。英国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联合起来,把中国的关打开,破了中国的门户。当时英国军队已经占了广州,后来见广州站不住,就不要广州,去要香港,并且又要赔款。中国在那个时候,没有许多现钱来做赔款,就把海关押到英国,让他们去收税。当时满清政府计算,以为很长久的时间才可以还清,不料英国人得了海关,自己收税,不到数年便把要求的赔款还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败,从前经理征收关税的中饱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国海关都交给英国人管理,税务司也尽派英国人去充当。后来各国因为都有商务之大小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现在,全国海关都在外人的手内。中国同外国每立一回条约,就多一回损失,条约中的权利总是不平等,故海关则都是由外国所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中的国关税,中国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们便要争。

  现在各国对于外来经济力的压迫,又是怎样对待呢?各国平时对于外国经济力的侵入,都是用海关作武器,来保护本国经济的以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来军队的侵入,便要筑炮台一样。所以,保护税法就是用关税去抵制外货,本国的工业才可以发达。象美国自白人灭了红番以后,和欧洲各国通商,当时美国是农业国,欧洲各国多是工业国,以农业国和工业通商,自然是工业国占胜利,故美国就创出保护法,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保护税法的用意,是将另国的入口货特别加以重税,如进口货物值一百元的,海关便抽税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国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这样重的税,便可以令别国货物的价贵,在本国不能销行;本国货物无税,因之价平,便可以农业畅销。我们中国现在怎样的情形呢?中国没有和外中通商以前,人民所用货物,都是自己用物工制造,西人说“男耕女织”,便可见农业和纺织工业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外国货物进口,因为海关税轻,所以外来的洋布价贱,本地的土布价贵,一般人民便爱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业就被洋布打灭了。本国的手工工业便从此失败,人民无职业,便变成了许多游民。这就是外国经济力压迫的情形,现在中国虽然仍有手工业织布,但是原料还要用洋纱。近来渐有用本国棉花和外中机器来纺织布的。象上海有很多的大纱厂、大布厂,用这些布厂纱厂本来逐渐可抵制洋贷,但是因为海关要抽重税,进行到内地各处还要抽厘金。所以中国不独立没有保护税法,并且是加重土货的税去保护洋货。当欧战时,各国不能制造货物输入中国,所以上海的纱厂布厂一时很发达的,由此所得的利益极大,对本分利,资本家极多。但欧战以后,各国货物充斥中国,上海的纱厂布厂。从前所谓赚钱的,至今变成亏本了,土货都被洋货打败了。中国关税不特不来保护自己,并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战壕,自己不但不能去打敌人,并且反被敌人用来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压迫是有形的,最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见的;经济力的压迫自己,所以中国自通商以后,出入口货物之比较,有江河日下之势。前十年调查中国出入口货物,相差不过二万万元。近来检查海关报告表,一九二一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是五万万元。比较十年前已加多两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后也加多两倍半,那么进口税〈货〉超过出口货便要到十二万万五千万。换一名话说,就是十年之后,中国单贸易一项,每一年要进贡到外国的是十二万万千万元。汝看这个漏卮是大不大呢!

  经济力的压迫,除了海关税以外还的外国银行。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争持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们广东的外国银行便极有信用,中国银行毫无信用,从前我们广东省立银行发出纸币,尚可通用,此刻那种纸币毫不能用,我们现在只用现银。从前中国纸币的信用不及外国纸币,现在中国的现银仍不及外国银行的纸币,现在外国银行的纸币,销行于广东的总数当有几千万,一般人民都情愿收藏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推之上海、天津、汉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样,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为中了经济压迫和毒,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是用纸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几多钱,好多都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外国人现在所用的钱,不过印出几千万纸,我们信用他,他们便有了几千万钱。那些外国银行的纸币,每印一元只费几文钱印成的纸,他的价值便称是一元功十元功一百元,所以外国人不过是用最少之价值去印几千万元的纸,用那几千万元的纸来换我们几千万块钱的货物。诸君试想这种损失是大不大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多印纸,我们不能够照样去印呢?因为普通人都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只信用外国,不信用自己所以我们印的纸便不能通行。

  外国纸币之外,还有汇兑。我们中国人在各通商口岸汇兑钱,也是信用外国银行,把中国的钱都交外国银行汇兑,外国银行代中国人汇兑,除汇钱的时候赚千分之五的汇水以外,并强赚两地的钱价,在交钱的时候又赚当地银元合银两的折扣。象这样钱价折扣的损失,在汇钱和交钱的两处地方总算起来,必须过百分之二三。象由广东外国银行汇一万钱到上海,外国银行除了赚五十元汇水以外,另外由毫银算成上海规〈元〉银的钱价,他们必定把广东毫银的价格算低,把上海规元银的价格抬高,由他们自由计算,最少必要赚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钱的时候,他们不交规元银,只肯交大洋钱,他们用规元银折成大洋钱。必压低银两的市价抬高洋钱的市价,至少又要赚一二百元。故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兑一万块钱,每次至少要〈损〉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万块钱在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来汇去,最多不过三十余次,便完全化为乌有。人民所以要受这些损失的原因,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除了发行纸币和汇兑以外,还有存款。中国人有了钱,要存到银行内。不问中国银行的资本是不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国人办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问外国银行是有信用没有信用,他们所给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听到说是外国人办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觉得极安全,有钱便送进去;就是利息极少,也很满意。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一般满清皇室和满清官僚怕革命党到了,要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于是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存到各处外国银行,就是没有利息,只要外国人收存,便心满意足。甚至象清兵和革命军在武汉打*打改了的那几日,北京东交民*的外国银行所收满人寄存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至弄到北京所有的我国银行都有钱满之患,无余地可以再存;于是后来存款的,外国银行对于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钱,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钱,存款人只要外国银行收存款,说到租钱,外国银行要若干。当时调查全国的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的存款,总计一二十万万。从此以后,中国人虽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几年以来,一般军阀官僚象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括,所发的横财,每人动辄是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很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国银行。所以至今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存款的总数,和辛亥年的总数还是没有什么大加减。外国银行收了这一二十万万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过四五厘。外国银行有了这一二十万〈万〉钱,又转借到中国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国银行只任经理之劳,专用中国人资本来赚中国人的利息,每年总要在数千万。这是中国人因为要存款到外国银行,无形中所受的损失。普通人要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内的心理,以为中国银行不安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是不甘心情愿,要把中国的钱存到外国银行,每年要损失这样大的利息呢?推究这个原因,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综合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

  外国银行之外,还有运费。中国货物运去外国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运往汉口、长沙、广州各内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业近来固然是很发达,但是日本最先的时候只有一个日本邮船会社,后来才有东洋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于中国内地,航行于全世界。日本航业之所以那样发达,是因为他们政府有津贴来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持。在中国看起来,国家去津贴商船,有甚么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国的经济力相竞争,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和各国缔结条约,订出运货方式的运费,每吨有一定的价钱。比方由欧洲货到亚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长崎、横滨。由欧洲到上海,比较由欧洲到长崎、横滨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每吨的运费,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于由欧洲运货到上海的运费,中国无航业与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贵;故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比较由欧洲运货到上海,每吨的运费还要便宜。因此,欧洲货物在日本出卖的市价,还要比在上海的平。反过来,如果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去欧洲,出是比由长崎、横滨运去欧洲所费的运费贵得多。若是中国有值一万万块钱的货物运往欧洲,中国因为运费的缘故,就要加多一千万。照此计算,就是一万万之中损失一千万,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余万万以上,此十余万万中,所损失也当不下一万万元了。

  此外还有租界与割地的赋税、地租、地价三项,数目亦实在不少。譬如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内的中国人,每年纳到外国人的赋税,至少要在二万万以上。象从前台湾纳到日本人的税,每上只有二千万,现在加到一万万。香港从前纳到英国人的税,每年只有几百万,现在加到三千万。以后当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地租一项,则有中国人所收者,有外国人所收者,各得几何,未曾切实调查,不得而知,然总以外国人所收为多,则不待问了。这地租之数,总比之地税十倍。至于地价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经济之权,自然是多财善贾,把租界之地平买贵卖。故此赋税、地租、地价三项之款,中国人之受亏每年亦当不下四五万万元。

  又在中国境内外人之团体及个人营业。恃其条约之特权来侵夺我们权利的,更难以数计,单就南满铁路一个公司说,每年所赚纯利已达五千余万。其他各国人这种种营业,统而推之,当在万万以上。

  更有一桩之损失,即是投机事业,租界之外人,每利用中国人之贪婪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之赌性热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之结果,则中国人之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之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更不知其数了。象这样的损失,每年亦当数千万元。

  至于战败的赔款,甲午赔于日本者二万万五千万两,庚子赔于各国者九万万两,是属于政治武力压迫的范围,当不能与经济压迫同论,且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尚属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属之损失、侨民之损失,更不知其几何矣。这样看来,此种经济的压迫真是厉害得很了。

  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权利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折扣、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三,出入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权利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如果无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亡国种灭而后已!

  当中国强盛时代,每要列邦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而列顾的贡品,每年所值,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非常的荣耀了。到了宋朝中国衰弱的时候。反要向金人进贡,而纳于金人的贡品每年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奇职大辱。我们现在要进贡到外国每年有十二万万元,一年十二万万,十年就一百二十万万,这种经济力的压迫,这样大的进贡,是我们梦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见的,所以大家还不觉得是大耻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进贡,每年有十二万万一宗大款,那么我们应该做多少事业呢?我们的社会要如何进步呢?因为有了这种经济力压迫,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机也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来要厉害。况且外国背后更拿帝国主义来实行他们经济的压迫,中国人民的生机自然日蹙,游民自然日多,国势自然日衰了!

  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我们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州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更厉害。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力量。

(来源:近代中国网)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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