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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想像(下)

2005-03-11 15:58:09 民族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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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臆断大于谋略:乙未举事的组织策划孙中山等人虽然为乙未举事做了许多准备,但客观地说,他们的组织策划工作,确实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与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行动相比,还相去甚远。这其中,固然有着政治思想和斗争经验方面的原因,而青年孙中山的心态倾向,也不能忽视。

  从种种材料看,孙中山显然把革命想像得太简单、太容易了。他认为,只要攻陷广州的几个主要军政机关,便能引起绿林和会党的自发起义,这样就可望成立一个独立的两广政府,作为进一步行动的基地。而攻取广州,在他看来是易如反掌的事,因为广州承平日久,几个重要机关虽有防守,但“有名无实,决不防卫”。因而他最初的设想是“内起外应”,“以五人为一队,配足长短枪械及炸弹,进攻一署,直入署后官眷之房,将其长官或诛或执,如是全城已无发号施令之人。尚恐有城外兵队闻变入援,则择最重要之街道,如双门底、惠爱街二处,伏于店铺两旁,以宝垅掩护,伺其来突发枪掷弹击之,援兵不知虚实,突遭迎头痛击,必不敢前。犹虑其由横街小巷经过,则预先将此道路轰炸,则两旁铺屋倾塌,粤垣街道阔仅数尺,铺砌白石,投以炸弹即易爆炸,砖瓦堆塞,援兵必不能过。担任据守重要街道之敢死队须二三十人便足,西门、归德门二处城楼则以二三十人占领,以延城外响应者入。围攻旗界又以一二十人,与进攻衙署任务已完之队分头放火为号,且壮声势,如此则大事成矣。”

  这一设想虽然显示了孙中山大无畏的斗争勇气,但如同他平素的言谈一样,也表现出青年人的臆断和冲动心态,如果真的这样去行事,就跟盲动差不多了。因此,兴中会诸人大多不赞同这一设想。而另一名重要会员谢缵泰,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孙逸仙看起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也正因为孙中山这种臆断和冲动心态,日本人对于这次行动的前景非常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举事而确定的“分道攻城”之策,基本上是“内起外应”设想的翻版,同样显示了主观臆断和盲目乐观的色彩。新的方案大致如下:以香港方面募集来的三千会党作为主力,负责进攻广州城内各重要机关,而以广州附近的人手及汕头方向的客军作为支援,各路人马以农历重阳节扫墓的名义,九月初八日夜向广州进发,初九日晨齐集后分头行动:“早晨各城门既启,各部冲锋直进,如入无人之境,自无难事”:“更由陈清带领炸弹队在各要区施放炸弹,以壮声势”;同时运动清军,“海陆军既有附丛,即有反抗亦无能为。”

  与先前的“内起外应”设想相比,这个方案看起来有不少改进:一是攻城主力的人数从一百多人增加为三千人;二是增加了广州附近及汕头方向客军作为支援;三是策动了军人响应。但是,这三点改进之处,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海陆军预备响应云云,实则附从者只有一名在两广总督署卫队中充任低级军官的会党成员,以及几名担任水师中级军官的孙中山的同乡。在当时风气未开、形势未具的情况下,这几个人起而响应,只会被视为造反分子,难以对清军产生多大的号召和影响。再看广州附近及汕头方向的客军,当真几千人从四方云集广州城外,岂有不走漏风声?特别是从汕头远道而来的客军,一路上哪能那么一帆风顺?清政府又如何会让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地进入广州城内?连两广总督都觉得,这种想法无法实现,根本不用为之担忧。果然,事实证明,这一步棋只是纸上谈兵。孙中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导致乙未举事失败的主要原因:“讵意会员部署既定,忽有密电驰至,谓西南、东北两军中途被阻。两军既不得进,则应援之势已孤,即起事之谋已败。”至于攻城主力增加至三千人,亦大有疑问。且不说在英国人治理下的香港募集三千敢死队员是否可能,即使募齐了三千死士,他们多是会党成员,那么,是否能够有效地将他们组织起来?就算能够的话,又是否能够顺利地从香港进入广州?这些问题都缺乏细致的考虑。事实上,杨衢云等人在香港只募集到了四百人,他们刚从香港出发不久,消息便由港英当局告知了广州清政府。因此,这个方案表面上看很完美,实则臆度多于筹划,只是纸上谈兵,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触即溃。

  如前所述,孙中山对于整体形势的把握,其中便已掺杂了情绪化的因素。如果仅就认知层面而论,对于一位青年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然而,现在是在考虑具体的行动,对于局面的把握,当然应该力求准确、踏实,对于方案的设计,更应该力求细致。情绪化的乐观和冲动,将导致粗疏、大意和主观臆断,这与革命的谋略还相去甚远。

  四、从想像家到革命者:乙未举事与孙中山的身份转变

  以上三方面的分析表明,乙未举事与其说是一场真刀实枪的民主革命的操演,还不如说是一次纸上谈兵的头脑内部的革命。它虽然显示了行动的努力,但更多地体现了青年孙中山等人并不周详的主观设计。它主要还停留在想像的层次上,未来得及充分展开,便匆匆收束了。

  但是,这次想像大于行动的举事,却促成了孙中山个人身份的巨大转变,使他从醉心于革命的想像者,转变为真实的革命者。

  某种身份的转换,不仅取决于当事者本人的主观选择、定位和认同,还受制于他人的辨认、判断和认可。对于孙中山的身份转换来说,起重要作用的,便是清政府的态度和境外舆论。此前,孙中山的外在形象,是一名出身低微、但有着海外联系和教会背景的新式医生,虽“高谈时政,放言无忌”,但在时人看来,这只是青年人的偏激与张狂而已。在两广总督谭钟麟的眼里,孙中山只不过是一名职业人士,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介“狂生”。但是,举事的确切消息为清政府所获悉那一刻,青年孙中山的外在形象便发生了突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反叛者。朝廷发布谕令,务将孙中山等“首犯”迅速捕获。广东当局将孙中山列于悬赏缉捕的名单之首,并派人前往香港,要求港英当局引渡孙中山等人随着孙中山的行踪转移,清政府在日本、美洲、东南亚、欧洲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追踪活动,必欲将孙中山逮捕而后快,最终导致了“伦敦蒙难”事件,反而使孙中山因祸得福,其反叛者的形象和声名超越了广东、中国,走向了世界。

  如果说,清政府的努力抬升了孙中山的反叛者形象的话,那么,来自于香港和外国舆论的反应,则开始将其反叛行为与更广阔的世界格局,以及新的时代潮流结合起来,从而,一个革命者的新形象呼之欲出。

  在举事的筹备阶段,香港的英文报纸《德臣西报》,就多次发表文章,将这次举事与传统的造反区别开来,并将它与新的潮流连在一起。例如,一八九五年三月一十二日,该报的社论说:“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个结构上的激变,使他们的国家摆脱暴政的邪恶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排除于西方的影响、西方的贸易和西方的文明之外。”三月一十六日,该报又载文称这次举事将摧毁专制制度,开放中国的对外贸易。就连一直小心翼翼、对于这次举事持保守态度的英国外交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有同这个流产了的革命有联系的人,都是同西方混在一起、吸收了改革和进步思想的人。”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日,《神户又新日报》刊登《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画》一文,其中更能体现这一新形象的塑造。这份报道所述细节,与事实多有出入,且不乏传闻的成分,连这次举事的首领的姓名也没有弄清楚,而只是称之为“范某”。但这些细节上的出入,恰好可以证明该报的中立性。更重要的是,这份报道刻划了一个截然两分的结构性格局:一边是代表着腐败落后的渊薮的满清王朝;另一边,则是代表着文明和先进的新一代海外归来者,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东南沿海地区新一代青年。这从文中的言语叙述中可以得到反映。大量的隐喻性语词,如“留学美国”、“在英、德两国滞留”、“颇有学识”、“美国、濠州、新嘉坡等地归国者”、“俱乐部”、“海外归来者”、“文明空气”、“足履欧美之地”、“自幼不信迷信”、“西式兵勇”、“香港、澳门”、“新式武器”等等,在文中散乱地出现,在不自觉中将读者带进了一个充满想像空间的新语境。文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革命”一词,但它所描绘的,正是一种蓄势欲发的革命新潮流,和一幅行将展开的革命新图景。孙中山(虽然文中没有确指其名)被放置于这一新潮流的尖峰、新图景的正中,他的革命者形象,自然已经绘就,剩下的只是一个正式的头衔而已。

  另一方面,乙未举事本身,便是孙中山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对于青年孙中山来说,这次行动的展开,好比是从空中到地面的“沉降”。这次举事的失败,给他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具体问题,比如革命的目标、纲领、策略、时势、个人意志等等。尽管青年时代形成的想像气质,很难因为一次行动便完全改变,但通过这一“沉降”,这些问题逐渐纳入孙中山的思考范围。此后十余年里,正是在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过程中,一位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革命的想像者,才开始浮现于中国大地。

  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1895年前后的中国,尚不具备革命的充分条件;青年孙中山头脑里的革命,还不是一种已经定型的革命思想,而只是一种理想,其中不无想像的成分。因而,乙未举事,主要是一次想像多于真实的革命尝试。但就是这次举动,促成了孙中山的身份转换,即由革命的想象者转变为向真正的革命者。

  当然,指出青年孙中山思想中的想像成分、恢复一个真切的青年孙中山形象,并不等于解构孙中山的革命先驱形象。相反,正如本文所揭示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想像气质,决定了青年孙中山的行为选择,从而奠定了他的革命先驱地位。

  一个特定的时代,有着特定的主题,其展开不仅需要精细的思想,也需要宏阔的想像。而对于青年人来说,想像力的强弱,以及想像境界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们的创造力,以及对历史影响力的大小。特别是在时代主题还未充分展现的时候,想像的作用更加不可或缺。这不仅是为了激发信心、斗志和勇气,还是为了指引努力的方向。纵然,与精细的思想相较,想像更显粗疏、空泛,甚至可能因为不切实际,而沦为空想。然而,想像往往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出精细的思想和具体可行的方案。

  孙中山不愧为近代中国的一位大想像家,在时代潮流刚开始萌动之际,他便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敏锐地捕捉到了方处于萌芽状态的新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大胆、宏伟的想像,此为其过人之一。他没有停留于最初的想像,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自己的想像世界,此为其过人之二。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够身体力行,努力将自己的想像世界转化为实在世界,此为其过人之三。凡此三者,成就了孙中山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来源:近代中国网,作者:李恭忠)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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