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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想像(上)

2005-03-11 16:02:44 民族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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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志强于形势:乙未举事的社会基础

  一场革命的爆发,必有其赖以发生的社会形势和依托力量,也即社会基础。那么,乙未举事的社会基础何在?

  就社会形势来说,一八九五年前后的中国,虽然面临着重重危机,但还未到一触即发的革命边缘。甲午战争的失败,确实加剧了本已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对外战争的失败、赔款、财政紧张、地方督抚的离心倾向、秘密会党与政府的对抗,所有这些问题,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便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是,作为统治集团中坚的新老洋务派,对于这些问题早有领教,自信能凭着以往的经验来应对它们,在变动的时局中维持着既存的制度和价值体系。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是这种信心的明确表述。士大夫中的主体,熟诵圣人言论,恪遵传统典制,汲汲于个人功名事业。只是在少数几个作为通商口岸的沿海城市,在一小部分接触西方文化比较多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当中,才出现了一些异于当局的声音,但其中的代表、最激进的康有为,也只不过倡言君主立宪而已,谈不上革命。陈少白自己也承认,当时他和孙中山等人,头脑中都只有“造反”而没有“革命”的概念。

  但在青年孙中山看来,这种形势却正是举事的有利时机:“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由于心理状态和掌握信息的差异,对于社会形势的判断,刚从学校毕业没几年的青年人,与身预国事、久历沧桑的当朝权臣,自然很不一样。从上述话中,明显能看出青年孙中山的乐观情绪,其中不无想像的成分,如“多有…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云云。有经验者能够从整体上判断革命形势尚未具备,但这并不妨碍青年孙中山对形势作乐观的展望。

  从青年孙中山个人道路来看,这种决断,是多年的革命想像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所累积的结果。种种迹象表明,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对于未来的设想,与现实社会之间颇有差距。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他接触了海外的另一个世界,对于新的时代趋势有所感知,对中国的现实便感到不满。而他身边相对宽松、开放的环境,则为他提供了展开想像的可能。所谓“四大寇”的说法,用以证明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成型,自然不妥,但它恰恰形象地体现了青年孙中山对于“革命”的想像。对于新社会的向往、自由的言论环境、数名同龄好友,正是纵长这种革命想像的温床:“纵谈”、“放言”,则是这种革命想像得以升腾起来的翅膀。正是在这种“纵谈”中,“革命”的心志逐渐成长。而当他结束学生生活、正式步入社会之后,理想、抱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便愈形强烈。他尝试过职业生涯,但路途多阻;他也尝试过传统的进身之道:上书权要,从个人角度而言,他已经为此倾尽了全力。因此,当上书李鸿章未能如愿之后,他清楚地感到,自己的革新理想和人生抱负,是难以通过常规途径在既有的中国社会中实现了。于是,他便只有非常规的途径可走,而在他的心目中,那就是暴力革命。

  另一方面,就乙未举事的依托力量而言,一个足以为革命运动提供强大支持的阶级、集团或群体,此时也还未形成。乙未举事所依托的,主要是海外华侨。据统计,1894-1895年参加兴中会有名可考者共一七八人,其中百分之七九为华侨。但是,参加兴中会的华侨只是少数。华侨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孙中山是在“作乱谋反”,害怕因此破家灭族,少有人响应,“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不只檀香山如此,美洲各地也差不多。一八九六年,孙中山首次赴美,本以为那里华侨较多,或许能鼓动更多追随者,岂料一跟他们谈起武力排满,绝大多数人都“以中山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莫不掩耳惊走”,鲜有响应者。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再次赴美。为了取得当地华侨的响应,这一次他特地加入了在华侨中影响最大的洪门致公堂,并与致公堂首领一道周游美洲大陆,试图对其会员来一次总注册。但各地会员报名注册者寥寥无几,响应孙中山革命号召者更少。而此前康有为一派组织保皇会,在南洋、美洲等地却大有响应者,筹款也很顺利。这表明,华侨还未成为一支反清力量,更谈不上作为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

  不过,虽然参加首次举事的,只是一小部分与外部世界有着广泛联系的商人和知识分子,但正如史扶邻所指出的:“即便是海外华侨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气象。”因为,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侨社会,由于处于中西社会交往的前锋,对于世界潮流的感知和反应,也较中国内陆更敏锐、更迅速。经过几十年与西方社会面对面的接触,已经形成了异于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新的发展趋势正在那里萌生。这次举事,便是这种新趋势的体现。

  孙中山本人对于革命依托力量的认识,也值得审视。在青年孙中山心目中,虽然有对于下层农民艰难境遇的同情,以及改变他们这种境遇的期望,但这种期望,是与改变个人地位、改变国家的整体面貌这些宏大而模糊不清的期望交织在一起的。孙中山当时还没有形成为了某个阶级的利益而革命的想法。他之所以最先寻求华侨的支持,不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后者具备革命精神,而是当时他只能获得他们的支持。组织这些人的目的,主要也是筹集资金,而不是唤起一个强大的阶级(阶层)作为革命的坚实基础。当兴中会并不能为他提供多少资金时,孙中山便任由它长期处于涣散状态,自己则仆仆奔走于别的筹款途径。有学者指出,“他还没有认识到一个坚强统一的组织是进行民主革命艰苦复杂斗争的重要保证。”岂不知,青年孙中山当时根本就还未形成一种为先进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民主革命思想,又谈何组织建设思想?

  可见,无论是从客观方面,还是从孙中山的主观世界来说,乙未举事的社会基础,都还非常不成形。当时的社会形势,还未发展到为一场革命提供充分条件的地步,只是显露了一些隐约可见的新动向。孙中山以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新动向,并凭借他那独特的热情想像,欲将此新动向提前引爆。这固然决定了这次举事难以成功,但也更见其前瞻性。这一点,对于孙中山后来革命声望的造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理想多于思想:乙未举事的政治纲领

  革命之有别于一般的暴动,即在于前者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它包括“破旧”与“立新”两方面。那么,乙未举事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

  “破旧”方面的目标比较明确,那就是用暴力斗争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早在一八九三年冬,孙中山就在广州提议成立秘密团体,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宗旨。次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以及一八九五年成立的香港兴中会,都继承了这一宗旨。学者们对于兴中会誓词多有怀疑,不过,其章程直指现政府的弊端,尤其是香港兴中会章程,更是言辞激烈:“……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谨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宣言又“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细心者不难发现,这些颇见抱负的话,展现的正是一批青年人匡时救世的责任、热情和信心。一边是昏庸腐朽、无可救药的满人政府,另一边是胸怀天下、锐意革新的青年志士,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感到这些话中的锋芒之所向。

  但在“立新”方面,无论是孙中山个人,还是乙未举事本身,都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民主革命目标。

  《上李鸿章书》是迄今为止最能反映青年孙中山经济、社会变革思想的文字,但其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政纲。在这篇长文里,孙中山所描绘的新社会图景还比较散乱。他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条原则,但这与其说是一种政纲,还不如说是一种理想中的境界,一套关于社会应该怎样的衡量标准。其具体主张,一是广办学校,开设新的科目,国家广设学官,人人学而优则仕;二是设农官以劝农,兴修水利,提倡农学研究,改良农业,推广机器之用,修筑铁路,进一步发展轮船航运业,裁减关卡,保护商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内容与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设想非常相似,并且还不如他们讲得全面、系统。在上书中,他几次提及自己“…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则能洞其阃奥。”“…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同时,青年人的偏激也偶有流露。比如,他本来是提倡禁绝鸦片的,四年前还曾向本地乡贤郑藻如上书申明此志,但因为“愤于英人禁烟之议难成,遂劝农人栽鸦片”,试图以本土的鸦片击败外国的鸦片,然后再图禁烟。这虽然只是一个细节,但却真实、形象地反映了青年孙中山散乱、矛盾的思想状况。综观全文,与其说它是孙中山治国纲领的阐述,还不如说主要表达了一位青年人的不凡抱负,和对于新社会的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兴中会章程颇有与其相似之处:“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庶以绝苛残,必使吾中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这表明,不仅孙中山一人,乙未举事时的一众青年志士,对于新社会的想像,都只能达到此种程度。

  政体、政治方面的政纲也还未成型。无论是孙中山个人,还是兴中会章程,都没有这方面的明确阐述。兴中会当时是否有过“创立合众政府”这一誓词,到现在还无法肯定。就算承认有此誓词,光有一个“合众政府”或“共和国”的名词,并不足以说明孙中山当时的政治纲领。必须立足于具体的语境,去追踪其具体言行,才能明了青年孙中山的真实思想。孙中山对于“共和国”的感知,得自于一八九四年夏威夷的政治变革,当年七月,夏威夷实施了一部新的宪法,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国。但孙中山在那里停留未久,且忙于组织兴中会,纵然对这一新事物有所共鸣,对于“共和国”的认识也不可能很深。与香港兴中会其他成员一样,孙中山关于政治、法律制度的知识和体验,更主要还是通过在香港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而获得的。正因为此,这批青年志士的政治知识,恐怕还不如久预香港政界的何启。他是一名资深律师,担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对于洋务派的改革路线,以及政制建设,都提出过批评性的改良意见。

  根据已有的研究,深受何启影响而出台的君主立宪政体构想,成了乙未举事的主要政治纲领:中央政府由皇帝、总理和内阁组成,全国划分为四个行政区,地方议会实行地方自治,最基层议会实行直接选举,所有议员和官吏都必须经过新式专业化考试。这其实是一个杂烩,其中既可以看到三年后康有为维新梦想中的成分,也可以看到孙中山后来所倡导的地方自治的影子。说到底,它只是从英国、美国和香港的政治体制中东摘一把,西摘一处,毫无条理地杂合在一起而已,理论上既失澄明、系统,实践起来更是无从下手。与其说这是一种政治纲领,还不如说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新的政治制度的想像。

  另外,兴中会对会众的动员方式,亦可以反映青年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程度。组织檀香山兴中会时,他指望通过利益的驱动力来动员会众,“另设银会集股举办公家事业,每股科银十元,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但这一方法效果不大,檀香山华侨认股并不积极。到一八九五年初孙中山回国时为止,所筹得的款项中,会员会底银和股份银只占一小部分,个别热心于革命事业者的捐款,反而占了主要部分。这一迹象,一方面表明,传统的利益驱动方式难以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个新的趋向,即政治动员已经开始在群众(尽管还只是少数)中产生影响。

  可是,青年孙中山的群众动员意识,显然没有因此而立即改变。一八九五年初,这一方式作为一项详细的筹款方法,明确写进了香港兴中会的章程中:“本会……特设银会以资巨集。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每股科银十元,……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稗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生财捷径”、“十可报百”、“万可图亿”等等词语,甚至将之与清廷的捐纳相比较,发起人以利益刺激会众的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动员方式,在性质上与传统秘密结社的动员方式没多少差别。这表明,孙中山此时的群众动员意识,还未完全超越传统反叛者的程度。一个全新的社会图景、一种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及它们在政治上的强大动员作用,对于青年孙中山来说,都还比较遥远。指出这一点,不是要贬低孙中山的形象,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分析青年孙中山的思想发展程度。

  因此,从政治纲领的角度来看,孙中山此时对于革命前景的设想,还并不十分明确,更谈不上具体。萦绕于他头脑中的,主要还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成熟的革命思想。但是,这一强烈的革命理想,在一八九五年前后,便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动员力量。一部分会员的大额捐款,占了檀香山兴中会和香港兴中会所获资金中的主要比重,便是直接证据。虽然少数商人捐出巨款,并不一定全都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但毫无疑问,革命理想亦在其中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这预示着一个新的趋向。尽管青年孙中山一时还未能对此趋向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当他逐步对此作出积极反应、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时候,也就是革命从理想转向思想之时。

(来源:近代中国网,作者:李恭忠)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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