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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与民族振兴

2004-05-04 14:53:34 南方网资料

  南方网讯 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80年来,五四精神一直具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去讨论、研究,激励和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前进。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为了发扬五四精神。

  那么,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有的认为是理性精神、个性解放,有的认为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有的认为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或变革,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等等。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是其他方面的泉源,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一、振兴中华民族是五四运动的最根本动因和最终目的

  5月4日爱国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拒不答应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坚持将德国原在山东霸占的一切权力交于日本,而不归还中国,因而引起广大爱国学生的强烈抗议,集合队伍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但其最根本的动因,还是挽救中国的危亡,振兴中华民族。

  “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1894年在《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来的。从那之后,大多数爱国志士无不以此为终生奋斗的最终目的。可以说,中国从此之后的一切革命斗争,无一不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无一不是由于它的催动和鼓舞。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续。爱国学生的奔走呼号,浴血奋斗,广大知识分子、市民、工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援,最根本的动因就在于此。响遍全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唤醒同胞,一致救国”等口号,最根本的含义也在于此。有的人当时在思想上虽然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纯粹为爱国热情所驱使,但他们爱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持中国的落后,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振兴中华民族。

  如果说许多一般的学生、市民、工人,当时在思想上对于振兴中华民族还不够明确,在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这种思想却是非常明确的。李大钊1916年9月1日写的《青春》和1917年2月4日写的《之使命》,都提出要建设“青春中华”、“青春中国”;1918年4月成立的新民学会,宗旨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年6月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目的也是创造一个“少年中国”。这些口号,事实上都是振兴中华的同义语。对此,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在《民众的大联合》这组系列文章的开头,就明确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要寻找一个“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在文章结尾,他充满希望地提出:“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8~394页,湖南出版社,长沙,1990.]一个光华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新面貌,跃然纸上。

  正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陈独秀等人激烈地主张反对旧传统,倡导民主与科学。1919年12月1日他在《<新青年>宣言》中,就充满激情地描绘了他所向往的新时代、新社会,认为这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①[《独秀文存》,第2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7.]他在这里所描绘的新时代、新社会的面貌,实际上也是振兴中华民族所要达到的目标。他们此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也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一些学者在其论著中,也充分肯定了五四精神的这一根本目的。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拯救中国’。”②[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490、49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6.]

  二、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发扬爱国主义

  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证明,爱国主义是团结和鼓舞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最重要的力量。在五四运动中,广大学生之所以不顾高压,奔走呼号,他们的爱国行动之所以能得到各界知名人士、上层人物和广大工商界群众的支持,就是由于爱国主义的有力号召,爱国精神的强烈感染。今天,要胜利跨人21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真正使中华民族振兴起来,更要大力发扬爱国主义。

  要发扬爱国主义,就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表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云亦云,认为中国一无是处,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盲目地崇拜外国;一种是口头上大讲爱国主义,实际上却另外一回事,有的为了捞取外快,毫不痛惜地让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有的甚至连国家、民族都不要,携带国家的大量资金跑到国外去了。这种行为,至少是害国,说得严重一点,实际上就是卖国或叛国。对于盲目迷信外国的人,主要是加强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外国并不是什么都好,中国并不是什么都不好,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对于那些利用职权害国甚至卖国、叛国的人,仅仅进行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监督,一旦发现违法现象,就立即给予严厉制裁和打击,决不能让这种现象得到存在和蔓延,让这种人逍遥法外。

  要发扬爱国主义,还要反对民族自大主义。这种思想与前一种完全相反,不是认为外国什么都好,而是认为中国处处比外国好,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比他们优越,有的甚至认为外国的创造发明,中国历史上也早已有过,他们是从中国学去的等等。过去,我们曾提出要用中国革命去拯救人类。现在,有的人则认为应该用中国文明去引导甚至拯救世界。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确实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曾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很多方面还比较落后,有的方面甚至非常落后,这也是不能否认的。即使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中国虽有自己的长处,但也不能说就比外国的优越,至今还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的影响、不文明的地方,就比许多国家多得多。早在1918年,鲁迅在他写的《随感录》第三十八中,便指出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如认为中国“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他称这种人为“爱国的自大家”。①[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第172页,三联书店,北京,1959.]现在,这种“爱国的自大家”仍然存在。可是,这种自大式的爱国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掩盖存在的问题,影响人们的进取,妨碍社会的进步。因此,还是应该少一点优越感,多一点危机感;少一点自大心,多一点忧患意识。

  现在要发扬爱国主义,一个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外国的资本主义。过去我们一概排斥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都是不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一些管理经验、管理方法,对我们也是有用的,完全可以吸收过来,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但是,有的人一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比我们快,就盲目地崇拜资本主义,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事实上,全盘西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有的人仍固守传统的观念,认为资本主义都是不好的,担心改革开放会导致资本主义化,并把现在社会上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归罪于改革开放。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实行开放以后,国外一些不好的东西当然会传进来,但毫无疑问成绩是主要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学习外国学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落后,应该尽采各国之所长,弥补自己之不足,尽快地赶上去。这种学习,不能仅限于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管理方法等方面,政治方面的一些先进的东西也可以学习,因为资本主义所采用的一些政治制度,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而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不能把它们全看作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即使是资本主义专有的,只要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有用,我们也可以加以改造,吸收过来。像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就不是中国原有的观念,而是从外国传来的。又如自由的观念,也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不应该将它专门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应该有更充分的自由。只有虚心学习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长处,更快地发展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三、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发扬民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在五四运动中,民主即“德先生”是一面反封建、反专制的大旗,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与民主精神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民主的启蒙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发生那么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现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还相差甚远。要想尽快振兴中华民族,就应该继续高举“德先生”的大旗,发扬民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要发扬民主精神,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首先要正确认识民主的含义。过去,我们往往把民主当作一种作风,看作是领导人的事,由领导人去发扬,听取人民的意见,然后替人民作主。事实上,民主首先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权利。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必须树立的六种新思想,第一条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为什么呢?他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①[《独秀文存》,第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7.]也就是说,所谓民主,不是要由当官的“为民作主”,而是人人平等,人民要由自己作主,即“由民作主”。由于封建主义的长期影响,许多人对封建残余习以为常,不以为怪,民主意识非常薄弱。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的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都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因此,“应该明确地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从这个讲话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20年,可是这个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不讲一般人,就是在各级干部中,有的人仍整天琢磨领导的心思,迎合领导的眼色,把为领导服务看作惟一的宗旨,甚至完全依附于某个领导,人身依附的色彩非常浓厚,没有一点独立的思想、民主的意识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于下级,他们当然也要求对自己这样做。这种思想状态,与民主精神是格格不人的。因此,大力宣传民主精神,使每个人牢固地树立民主精神,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要发扬民主精神,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还应该着重加强制度建设,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以民主立国。既然是一种国家制度,当然要从制度上加强建设。早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制度不好,好人也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现在我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例如干部腐败、吃喝风严重、官僚主义等等,都与现行的制度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尽快地建立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保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权力的制度。例如民主选举,直接选举只限于村一级,应该逐步地加以扩大,以后在乡镇、县市和一些单位,也应该实行直接选举。只有人民真正掌握了选举权和罢免权,一些领导干部才不敢为所欲为,那种只知为领导服务而不知为人民服务的现象,也才可能避免。又如民主监督,也亟需扩大和加强,特别是要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要在这方面制定出明确的制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现在许多干部不怕领导,而怕“焦点访谈”的曝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数事实已经说明,没有监督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只有加强监督,才能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防止腐败现象的蔓延。

  民主制度与法制是联系在一起的,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以法治国,从法律上保证民主制度的实施。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可是到现在,有制度不执行、有法不依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一些制度只是一纸空文,一种装饰。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法的观念还非常淡薄,总认为权力大于法,法要服从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种状况就必须尽快地加以改变。

  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过去,我们曾认为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事实上,我国的人权问题是很突出的。不要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人权的残酷践踏,就是现在,一些地区和单位侵犯人权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一些领导特别是执法机关,好像他们就有权随意认定一个人有罪和犯法,并有权随意地刑讯逼供,头脑里没有一点法制和人权的观念。近年来各种报刊登载的这方面的情况,真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这种情况不改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无法实现。

  四、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发扬科学精神,实施“科教兴国”

  在五四运动中,科学即“赛先生”与“德先生”一样,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另外一面大旗,并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扬,反封建斗争的开展。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的六条新的思想,第六条就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①[《独秀文存》,第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7.]因此,在发扬民主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发扬科学精神。

  要发扬科学精神,也要首先对科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科学,首先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谈到科学时,强调的就是这个方面。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①[《独秀文存》,第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7.]也就是说,不管对于什么事情,都应该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符合实际,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迷信和主观想象出发。如果离开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就成为一种纯粹的技艺。但是,现在不讲究科学的事情仍然很多。有的仍然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甚至搞什么工程、项目也要去烧香拜佛;有的虽然不再信封建迷信,但迷信其他的东西,如对领导人的迷信,对自己的迷信等等。许多重大决策,有的不认真调查研究,不认真加以论证,完全凭主观想象,凭拍脑袋,甚至凭一时的心血来潮,就决定下来,结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损失造成了,一句“交学费”就轻松地交代过去了。这样的“学费”,建国以来交得确实太多了,代价也太大了,再不能这样无休止地交下去了。对于某些领导干部,不客气地讲,应该进行科学的启蒙,使他们知道当了领导并不等于懂得一切,并不永远正确,更不是万能的,无论办什么事都要讲究科学。

  要发扬科学精神,还要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发挥科学技术的效能。现在,大部分人对科学技术都比较重视了。对于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江泽民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真正要把这些论述和战略落到实处,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例如要科教兴国,就要首先办好教育,但不少人一说办教育就没钱,我国的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许多地方的教师长期领不到一点工资。又如要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就要重视科技人才,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可是许多单位一说科技人才就没指标,一说先进技术就没钱,致使许多科技人才闲置在那里,许多科学发明停留在纸上,锁在保险柜里,无法形成生产力。这种状况不改变,科教兴国、兴市、兴县等就只能是口号,现代化就不能尽快地实现。

  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鲁迅等人就深感国民素质不高,妨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任务。现在,中国人民的素质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民主法制意识仍然不强,科学文化水平仍然不高,不文明甚至落后的方面仍然很多,基本素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如果不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也不可能迅速地实现。有的学者提出应该在四个现代化之外再加一个人的现代化,改为“五个现代化”,当然不一定要这么改,但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即素质的提高,是有道理的。

  五、实现民族振兴,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在五四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们大胆地冲破旧传统,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主张,出现了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并有力地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大解放。正如毛泽东当时所形容的:“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①[《民众的大联合》(三),《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3页,湖南出版社,长沙,1990.]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使五四运动成为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水岭,我国20世纪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开启了此后思想解放的先河,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后来所发生的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以及从那时起我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要实现民族振兴,同样要发扬五四精神,不断解放思想。近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全国人民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又一次大解放,连续不断地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计划体制、所有制等问题的束缚,推动着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成就。但是,思想解放是永无止境的,不是一次或几次就能完成的。今天思想解放了,到明天又可能不适应新的情况。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也要跟着发展,不断地抛弃那些已经不适应新情况的旧观念,打破那些不合乎当代实际的旧思想的禁锢。否则,就必然束缚实践的手脚,阻碍历史的前进。

  现在,我们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事业,特别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敢于变革,不能只根据书本上已有的论述、原有的模式、传统的观念去进行。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于不出一番新的事业。”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树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出发。现在,有的人仍动不动就拿出马、恩、列、毛等人的本本,说一些思想和做法不符合他们的论述,加以批评和指责;与此同时,有的人为了证明改革开放措施的正确,也到马、恩、列、毛等人的著作中寻找根据,说他们已经说过什么话。我认为,这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江泽民在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早已指出,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现在要发扬五四精神,振兴中华民族,就要进一步坚持和发扬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关于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点,我认为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是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问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大家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迫切性。这些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进展不大,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在很多方面束缚甚至阻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使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措施不能真正落实或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亟需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的步伐。关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仅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也是判断一切工作、一切是非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准。现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长期不一致,一些问题迟迟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关键还是没有真正贯彻落实这个标准,在许多问题上还受着这样那样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如果真正以这个标准来加以衡量,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解放思想。

  当然,我们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敢于变革,并不是说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还要发扬五四时期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对任何事物都抱一种科学冷静的态度。这种科学冷静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像1958年的“大跃进”,近几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做法,并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而是纯粹的头脑发热,是一种不要科学的蛮干。这样的做法,只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无法弥补的损失,再不能让它重新出现了。

  六、实现民族振兴,必须扎扎实实地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18年6月,浑代英曾针对当时一些人只是空谈而不实行的现象,写了一篇《力行救国论》,提出“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苟能切实而勇猛以实行矣,无须口说也,无须争辩也”:“吾等自今当有一种觉悟,当知国家之所以至今日,皆由一般自命为爱国之士者,但好口说争辩,而不实行,或实行而不切实、不勇猛之过。故吾等今日必须超然跳出口说争辩之范围,凡自见可以救国者实行之,切实而勇猛以实行之,非此不足以救中国,即非此吾人不能有丝毫贡献于国家。”①[《浑代英文集》,上卷,第69~7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他所说的那种但好口说争辩而不实行的现象,现在也是太普遍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脱节。

  这种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实际并没有那么好,在理论上、宣传上却拼命地拔高,说的好得不得了,脱离实际;另一方面,则是理论很好,说得头头是道,就是不实行,或者只搞表面现象、形式主义,而不顾实际。更有甚者,有的人不但不实行,反而有意反着做。例如有一些领导干部,在作报告时大讲反腐倡廉,作完报告后却大搞贪污腐败;对别人要求严而又严,自己却为所欲为;平时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却胡做非为;对上一套,对下一套;口头上一套,实际上一套;表面上一套,暗地里一套。现在群众最痛恨的人中,就包括这种人。对领导人的威信损失最严重的,也包括这种人。但是,往往是说得好听的人、善于搞形式主义的人等受到欣赏,真正埋头苦干的人却得不到重用。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目标,不是靠说、靠吹、靠搞形式主义等能够实现的,必须靠每个人的扎扎实实的工作,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要发扬五四精神,振兴中华民族,就要反对这种只说不做、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甚至口是心非的现象,提倡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说到做到,口心如一,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甚至少说多做,扎扎实实地多做一点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多解决一点实际问题。也就是说,要把发扬五四精神落到实处,体现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只有这样,民族的振兴才有希望早日实现。(作者:郭德宏作于1999年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来源:血铸中华网站)(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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