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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五四”:两代人的合作——蔡元培、胡适综议

2004-05-05 15:00:42 南方杂志

  一

  发生于80年前的那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次知识分子运动。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的成员为主体的一批得风气之先的杰出知识分子,在短短数年间,以其震撼力极强的激扬文字,传播新知,评判旧学,启蒙思智,重塑典范,影响~代青年至深至巨,近代中国的价值系统、政治文化和学术理路自此为之一变。这是一批在“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文化领域锐意兴革,甚为活跃,颇具影响的新文化培育者,我们谓之“五四”文化人。

  就价值倾向和合作方式而言,“五四”文化人带有明显的群体活动特征。他们基本上供职于北大,自沪北迁的《新青年》杂志因而几乎成为同人刊物,每每论及某一问题,往往此呼彼应,互为声援,甚而扮演双簧,引动视听。他们对于西方的人文学说及东方固有文化大体取一致或相近的态度,从而在当时形成一股流派和势力。然而,“五四”文化人聚拢的时日甚为短暂,自1917年始的两三年间是他们洽契合作的黄金期:“五四”运动之后,彼此歧异日益显现,新文化阵营呈分化之势。经过20年代初及中期的《新青年》南迁改组和“女师大风潮”等事件,以及种种人事变迁,至南方国民党兴起、社会政治形态再度集权整合,轰动一时的“五四”文化人群体已基本消散,其原初影响力日渐式微。

  陈独秀最先游离出来,由文化人的激进主于异变为不甚胜任的政党魁首,其悲剧命运由此铸就。刘半农、钱玄同这两位猛将亦迅即沉寂下来,或远走欧洲补充学历,或踱入书房深研古学,折入学人一途。崇仰俄国革命的李大钊,将社会改造的理论和实践合二而一,以学者兼革命家的身份为理想而捐躯,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批殉道者。那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则“渐人颓唐”,深陷堕落而难以自拔。鲁迅、周作人兄弟长期雄踞文坛,其个性鲜明的文章,或辛辣深刻,或闲适平和,均能赓续启蒙思路而风行海内;不过,其兄始终未脱“魏晋风骨”,晚岁虽号为“左翼”旗帜,而其本质仍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其弟则在十字街头筑起象牙塔,一直在“出世”和“人世”间徘徊,枉自清高一世,却在昏然“下水”后饮恨余生……周氏兄弟所显露出的性情与现实难以融合的共性,颇堪玩味。此外,如陶孟和、沈尹默及傅斯年、罗家伦者流,其后大抵安于文教一隅,非复有当年的风发意气。特别值得关注者,是蔡元培、胡适二位,他们联手合作绵续20年之久,隐然成为民国知识界的主导力量,又均保持着当年的启蒙意绪,使“五四”文化人的余脉得以延续。

  胡适以其提倡白话文、尝试新诗创作、宣扬个性解放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等骄人成绩蜚声海内外,堪称“五四”文化人的典范。而蔡元培的情况则略显特殊。他虽像大多数“五四”文化人一样,具有为时不短的国外求学经历,却有着为他们所不具备的清末翰林身份和民初入阁参政的生涯,其学术和政治地位均非同寻常。在倡扬新思想、新文化方面,他没有陈独秀、胡适等人那种锋芒毕露的震动效应,却在实际上催发和护持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这场震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成功改革,其意义并不亚于《新青年》的启蒙努力,就实际情形而言,“五四”当年,北大的革新所产生的辐射力具有更直接可感的社会影响。被后人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历经浮沉、痛自反思的晚年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由此可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的作用十分重要,亦颇为特殊。

  蔡元培与胡适自1917年在北大结识,至1937年抗战爆发而天各一方、交往断绝,整整20年间,合作洽契,过从颇密,关系非同恒泛。二人共同效命北大时期,胡得蔡赏识和扶掖,顺捷跻身文教上层,而蔡凭依胡等欧美派力量刷新校政,锐意“西化”;二人一为校长,一为教务长,在风雨飘摇的北洋时代合力苦撑教育残局,常能不谋而合,默契共事;面对南北分治,政治动荡的局面,二人联手提出时局主张,共同寄望于“好人政府”,一时均为北大“清流议政”的头面人物。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蔡、胡的政治处境形式上虽不尽一致,然在社会政治形态由相对宽松到重新集权整合的演化过程中,本质上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内心均交替经历了调适——抗争——再凋适的复杂过程,共同表现出某种“不适应症”;220年代末,二人在沪比邻而居数年之久,曾一同在大学院大学委员会、上海中国公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机构中共事,依旧合作如初;30年代初,胡复归北大,二人始两地睽隔,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等方面的活动,仍将彼此连结在一起……通观“五四”文化人,像蔡、胡这样交往时日之长、交谊程度之深者,确乎鲜见。

  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这一“蔡、胡连结现象”,已远远超出个人往还的意义,而具有多重社会内涵。其一,由于蔡、胡二人均有甚高的社会、学术地位,他们之间的彼此推重及联手合作,很自然即形成知识界的一股主导力量,这可从他们相继主持权威性教科文机构的事实中得到印证。继蔡氏出长北大之后,除奉系势力短时控制北方、改组北大之外,这所著名学府的校务基本即由蒋梦麟、胡适先后主持,李石曾的“中法系”曾试图涉足其中,结果引发风潮,大败而归。蒋、胡乃蔡当年在北大时所倚重的左右帮手,他们一脉相承地治理北大,风格虽不尽相同,其自由学风却并无二致。蔡氏晚年一直主持中央研究院,其逝世后,继任院长人选以胡的呼声最高,因胡担任战时驻美大使,有外交重责在身,院长一职遂由他人代行,直至50年代胡终于荣任“院长”一职,其前因后果,并非偶然。民国时期甚有实力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分配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蔡、胡分任董事长和董事,是该机构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关键人物;相当数量的学校、院所和人员曾受益于此。显然,蔡、胡在学界的主导作用,毋庸置疑。

  其二,就年龄及经历而言,蔡元培、胡适属两代人。蔡是戊戌年间康、梁一辈人,虽成名颇早,然其功业顶峰却延后至“五四”时期,这得益于他颇能与时俱进。与蔡相类者,有张元济诸人。胡则是科举制废除后有幸亲炙欧美教育,学成归国的一代新人。从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上,他们之间显有差异,20年代初蔡、胡之间围绕小说《红楼梦》展开的学术争论,说明了这一点。可是,蔡氏与胡等欧美派知识分子的长期合作,勾通了戊戌至“五四”的两代人,透露出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虽瞬息万变,而思想文化使命则相对专一的有趣现象。考察蔡、胡交谊的社会内涵,对于深入索解清末民初的时代主线将不无助益。

  其三,“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无论在当时或其后均屡招物议。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兴起后,更进而试图全面否定“五四”精神,国民党内一些大员亦不时兴风作浪,诋毁新文化,欲谋复旧。蔡、胡作为当年的始作俑者,其彼此连结,构成一道护持“五四”精华的屏障。至少在他们可以左右局面的教科文机构和知识分子圈内,依然保存着蔑视偶像、自由探索、崇尚科学、追求民主的“五四”风范。从而使“五四”文化人当年的种种热诚努力免遭消蚀殆尽的厄运。

  蔡元培和胡适均属近代教育文化史上的大家,他们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名异而实同的思想主张,在教育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创见及承续关连,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中的共同追求和不同处境心态,以及在学术志趣、品格修养和人际交游诸层面的异同比较,都值得加以认真探讨。而他们的交谊始末及其对民国教育、文化和知识界的多方面连带影响,更为追踪研究“五四”文化人的后续发展及活动提供了颇为典型的案例。

  二

  蔡元培年长胡适二十四岁,当胡尚在咿呀学语之时,蔡已科场连捷而跻身翰林院。近30年后,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留美归国的胡随即成为这所最高学府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后来,胡适不止一次地谈及他由一青年学子迳人北大任教之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①[唐德刚:《胡适杂忆》,第94页,华文出版社,北京,1990.]不妨说,胡氏终生对蔡深怀敬意,除思想人格等因素外,感恩心理亦占有相当比重。从任职之初即享最高薪俸,到《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序”的权威推介,蔡对胡可谓慧眼识人,倾力扶掖。显然,像蔡元培这样由戊戌维新时代造就的“中西复合型”前辈对于“旧学新知兼长”的留美青年胡适自然是刮目相看,视为难觅之才。何况,在蔡、胡二人身上均隐含对现存文化秩序的某种温和叛逆倾向,恐怕这亦是二人亲和的一个因素。

  “五四”之前,蔡、胡在“仿世界各大学之通例”革新北大方面,大体而言,是密切合作的。不过,由于各自思想和处境不甚相同,在一些问题上,胡对蔡亦曾产生误解乃至不满。对于蔡氏“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无论激进的陈独秀,还是“保守”的梁漱溟,抑或较为平和的周作人,均持肯定态度。可是在胡适撰写或口述的大量文字资料中,却对“兼容并包”未置一词,蔡当年容纳旧派学者,允许其登台授课之举,颇为一些新派师生所不解和反对,胡即其一。他认为,“蔡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北大应是革新基地,不应存在“新旧并立现象”。①[陈独秀致胡适,见周天度:《关于陈独秀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显然,胡认同蔡“趋新”的一面,赞其为“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而对蔡“容旧”的一面就颇不以为然。此一情绪,胡仅向陈独秀等好友有所流露,并未张扬。当年“新潮社”的骨干罗家伦在忆述文字中亦曾委婉批评蔡校长“兼容”过滥,其意识盖与胡相近。在此问题上,陈独秀颇为清醒,他能够从“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这一视角认识蔡的主张,而胡的态度则多少显得偏狭。诚如唐德刚所言:“胡先生由于牢固的科学观而示人以不广,他在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史中,就难免退处于蔡元培先生之下了。在‘兼容并包’的启蒙学风里,孑民先生是置身于‘兼容’之上的,而适之先生则局处于‘并包’之下了。”②[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4页。]“五四”之后,蔡、胡对于诸如学生运动、文言与白话之争、工读互助团之类团体、大学男女同校以及平民教育等方面均取一致或相近的态度,相互间的合作渐臻默契,以至彼此不可或缺。二人的合作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北方教育界,一是社会政治领域。

  作为教育家,无论蔡元培抑或胡适,均偏重大学教育。民国元年,蔡与范源濂分长教育部,即出现大学教育与普通教育何者为先的争议,蔡力主“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胡适留美期间撰《非留学篇》,极言国立大学之重要,20年代初,他向一位美国来访者谈及中国教育,同样“主张先从高等教育入手”,其主旨与蔡并无二致。在北大期间,蔡提出了《教育独立议》,主张教育超然于政党和宗教。对此,胡深自服膺,他与燕京大学教员谈话时即一再引述蔡氏观点,信之甚笃。直至抗战之初,胡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仍向当局提出“教育应当独立”的意见。③[《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71页,中华书局,北京,1985.]可知,蔡、胡在若干基本教育主张方面高度契合。正因如此,在大学改制、科系调整,新学制的制定,北京高校重组方案以及加强北大内部管理诸方面,二人作为最高学府的校长和教务长,进行了充分有效的合作,以至在许多方面,教育界人士视蔡、胡为一体,或褒或贬,荣辱与共。尤其是蔡氏长校后期,经费短绌、教员工资累欠、师生罢教罢课迭起、校内外矛盾纷纭复杂,蔡、胡在风雨飘摇中苦撑教育残局,常常是不谋而合,相得益彰。蔡长期游学欧洲各国,受德国大学观念影响较深,偏重学理研究;胡接受美式教育,注重个性发展和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这两种风格稍异的欧美大学教育观念,在蔡、胡的合作实践中互补互动,推进了北大的革新和中国大学教育观念的深化。

  胡适自“五四”前后一亮相,便被定格在自由主义者的角色中。蔡元培虽有反清革命和从政的经历,但进入民国后其政治态度趋向温和,学者色彩日益突出,而党派意识则相对淡薄。任职北大之后,更以“自由人”身份领袖群伦,其自由主义之本质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故而深得胡适等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拥戴。在北大初期,蔡、胡均避谈政治,期盼在思想学术上为共和政治奠立根基。可是自欧战结束,国内知识界一片乐观情绪,蔡、胡亦难以自持,频频语涉社会政治问题。及至“五四”之后,南北问题成为焦点,蔡、胡作为北方教育界魁首更是介入颇深。由胡起草、蔡领衔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不仅提出了书生议政的“好政府主义”,也标志着北大教授这一“清流群体”开始公开介入政治。就政治倾向而言,蔡、胡虽对北京政府多有不满,但仍视其为全国重心所在,尤其是直系吴佩孚秉政之初,更对之寄予期待。因此,当1922年“法统重光”之际,蔡、胡等北京教育界人士公开电劝南方的孙中山停止北伐,结束护法。此举构怨于南方党人,蔡、胡受到多方法难。章太炎为此与蔡在报章上大打笔仗,甚而以“身事伪廷”、“为人傀儡”、“南方之李完用”等恶语相加。其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胡适却撰文称陈此举乃属“革命”,更令孙系之人痛责不已。亦正是在此前后,研究系的林长民极力鼓动蔡、胡组织一个政党,更直接参政,胡几为所动,却被蔡制止。蔡无意在政治上另树一帜,亦不愿与研究系政客搅在一起。在此大关节处,胡倒是完全依从蔡的抉择。显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情况下,对于政治的热情往往限于“议”,而真正去“干”,则既无决心亦无实力。

  不过,王宠惠“好人内阁”成立前后,蔡、胡等十余位欧美派学者组成的“议政沙龙”将其政治关怀已提到了十分现实的层面。他们甚至通过李大钊与吴佩孚的军师孙丹林联系,进而晤谈,力图在可能的程度上对政治现状施加影响。可是实力派军人的内部倾轧,打破了蔡、胡等欧美派文人的政治梦幻,“罗文干案”自天而降,“好人内阁”倾刻瓦解。痛惜与惊愕之余,蔡愤而辞职,而辞呈的起草者即是胡。蔡氏的高蹈远引,被报界冠以“不合作主义”,陈独秀大不以为然,指其为“消极”,此时,挺身而出,“几乎为蔡先生惟一辩护人”的仍是胡适其人。可以说,北大共事期间的数度风雨,将蔡、胡这两位志趣相投的文化人紧紧连接在一起。

  对于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1927年,无疑是中国社会政治发生大转折、人们需要重新调整各自的政治定位乃至社会价值观的关键年头。而对蔡元培、胡适这样的知识界领袖而言,就更需如此。蔡于1926年初应北京政府教育部催促自欧返国,可是始终滞留江浙一带,不曾北归履职,令北大师生深感失望。此时,南方国民党北伐在即,面对政治局势的最新发展,蔡不能不重做政治抉择:斩断与北京政府的瓜葛,恢复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暂时放弃教育文化的重任,转而在江浙一带从事地方政治活动,策应北伐。这是蔡氏晚年一次意义甚大的角色转换,其中既有蔡本人因素,亦有友人劝导之力。此后,蔡参与“清党”,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一度跻身党政“枢要”。胡适的处境更为微妙,他虽无任何党派背景,但由于政治兴趣挥之不去,好放言高论,在南北问题上对孙中山多有不恭,又曾参加段棋瑞的“善后会议”,其密友丁文江则投在“五省联帅”孙传芳幕下,在革命党人看来,胡的“北洋妖孽”色彩就愈加浓重。尽管胡赴欧参加英庚款会议期间曾用英文撰文演说,对南方北伐寄予热望,还是受到旅欧国民党巴黎支部的政治围攻。因此,当胡结束环球旅行抵达日本后,面对国内政治时局,何去何从颇费踌躇。经过一番研究他认定:由蔡元培、吴稚晖支持的新政府可以依靠。于是归国留沪,与蔡比邻而居。其后,胡专心教书著述,避谈时政,颇似韬光养晦,实则默默观察新政权的走向。

  自民国初年以来,由于形式上实行共和政体,加之事实上政治多元化的存在,北洋时代的总体氛围相对宽松。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均产生于这一时期绝非偶然。无论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成功,还是胡适的“暴得大名”,亦皆始于该时期。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几乎成为后人对北洋时期的基本印象,然而毕竞诸多思想文化精华肇基于此。历史就是如此复杂迷离。可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一个迥然异于民初政体的新政治形态悄然建立起来,其实质便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本质上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和蔡元培均表现出某种不适应,所不同者,一显一隐,一在野一在朝,一激烈一沉潜。在社会政治形态由相对宽松到重新集权整合的演化过程中,二人外在的抗争与内心的调适,在反映出两代文化人对现实既无奈又难以割舍的精神处境,颇具典型意味。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蔡元培担任新设的大学院长一职,他期盼借助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推行其梦寐以求的“教育独立”设想。经蔡一再延揽,胡适勉强担任了大学委员会委员。胡此时对“党化教育”及新贵们的结党营私已甚感不满,只是碍于蔡的情面,不便推辞。随着1928年5月北伐军进人北京,先前被奉系合并于“京师大学校”的北京大学复校及校长人选问题提上日程。在大学委员会讨论该事项时,蔡、胡从维护北大的传统出发,力主恢复北大原名,胡坚持由蔡任校长,从而与主张更换校名、由李石曾出任校长的易培基等人形成意见对立,易氏得到了张静江等元老支持,居多数,而胡则受到吴稚晖的申斥,被指为“反革命”。蔡处境艰难,无力左右局面,当即表明辞意,示以不满。此次会上,蔡、胡“北大派”遭遇挫折,居于下风。表面看来,这不过是教育界的人事之争,而深层原因则是蔡、胡所代表的“五四”文化传统为国民党上层所不喜,有人对北大诸人当年在南北问题上的态度犹耿耿于怀,故于北大复校之际必欲扶植国民党认可放心之人介入。在国民党“四老”之中,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协同联手,蔡深感孤立。胡对被指为“反革命”,刻骨铭心,他与吴的“忘年交”此后基本中止。会后,蔡感叹“社会太复杂,无法应付”,而胡则坚辞委员一职,反弹甚烈,均是对社会变动的不适应表现。

  不久,胡适便将这一“不适应”和盘表露于外。他赞成马君武“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的主张,接连发表《人权与约法》等文,笔锋直指一党独裁体制,公开要求有批评国民党、批评孙中山的自由,其痛快淋漓的议论,令知识界人士拍案叫绝。蔡元培获读其文称:“振聩发聋,不胜佩服”。蔡经过短暂的“从政高峰”后,因其思想行事与最高当局格格不人,遂远离中枢,避居沪上,政治上渐趋边缘化,虽与当局共系于一整体局面中,但内心的疏离倾向甚为明显。1930年初,蒋介石严令中央研究院在沪各机构限期迁往南京,实即追蔡到“天子脚下”。胡适意识到此乃“政府中人借研究院来报复蔡先生不合作的态度”,遂特访蔡宅,示以支持。①[《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几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民国十九年二月一日条。]“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内人士的政治态度开始变化。蔡对当局“不抵抗”的做法公开表示不满,政治上示以消极。胡则认定国难之际更须维护权力重心,从而走上“党国”的“诤臣”之路。30年代中期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加入,蔡、胡自不例外。胡坚持以法律争民权,对同盟总部通过政治手段争取民权的方式难以接受,很快即退盟。蔡始终热心于民权保障活动,但后来亦“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欲“逐渐摆脱”。②[蔡元培致胡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一册,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附函。]可见,蔡氏晚年的政治倾向与胡虽微有差异,然二人关系的自由主义基石却仍旧坚固。

  1940年春,蔡元培在香港辞世之际,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困难的时期,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政治理想依旧遥遥难望,倾力营造的教育和科学设施在战火中散乱流徙,国土沦丧,前景未卜。可以肯定,他是带着一颗落寞的心灵离去的。胡适此后又在历史舞台上跃动了20余年,但他的“黄金时期”已逝,短暂的大使生涯和纷乱的北大校长任期之外,是在海外抱着一本《水经注》,重复青年时代的老调度着寂寥的寓公生活。叶落归根,返台之后虽备受礼遇,终不过一块偏安一隅的过时“招牌”而已。其自由主义的言动仍受牵制,尽管号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软硬明暗的打压,到底使他本已衰微的心脏不堪负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蔡、胡均死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样一个“清誉甚高”的职位上,位高而不得行其道,大概是蔡、胡一类“五四”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命运。(张晓唯作于1999年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

(来源:血铸中华网站)(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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