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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闻天与五四精神

2004-05-04 15:05:46 南方网资料

   民主与科学,这个五四当年被称做为德(democracy)先生、赛(science)先生的两先生,原本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从西方请来的,用以反对封建主义的两面大旗。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人们站在更广阔的历史角度看过去,五四那场爱国运动,其深远意义之所在,应该说,正就是贯穿其中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回顾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历程,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既有光辉的历程,也确有沉痛的教训。说到教训,人们不应忘记历史上因为长期遭受压制而被埋没的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的可贵,不仅在于民主革命时期从思想到行动坚持这个精神,而且在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难得的,是当着这个精神遭到党的自身破坏时,他不顾个人得失,坚持这个精神,维护这个精神,直至“文革”中含冤逝世。这位一生始终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以至最终为之献出生命的真正共产党人,就是在中共历史上实现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伟大战略转变的一任总书记张闻天。本文着重就他1959年庐山会议发言和在此前后留给我们这方面的精神遗产,并联系他前面五四时期成长的道路,谈谈它给予我们今天的启示。

  一、建国后民主科学问题上的一份宝贵思想遗产

  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的光荣继承者。首先共产党用以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共产党诞生不久,又首先用这个科学的武器,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应该说,过去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取得革命的胜利,根本上靠的就是民主与科学。然而胜利之后,在执政条件下还要不要强调这个传统,以及究竟如何建设民主政治,如何发扬科学精神,就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现在看来,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确有沉痛的教训,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张闻天恰恰就在这个时期,就在这个问题上,从最初的忧心忡忡到中央会议上的坦诚直言,及至为此而遭致打击后,在个人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也仍然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地思考和探求,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还在刚解放的东北从事地方领导工作时,就十分重视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建设,提出“一定要把人民代表会议建成一种经常的制度,以监督政府工作,吸收群众意见,作为政府改进工作、制定施政方针的依据”。①[《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1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5.]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共中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此事就立即引起了当时在苏联担任大使的张闻天的认真思考,认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大事”,并特地要使馆向国内介绍这方面情况。当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反对个人崇拜也是给予肯定的,使馆送交国内的这些通报材料被选印出来供中央政治局成员参阅。但那时一般人思想中还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什么个人崇拜问题,而张闻天这时实际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

  事实上他早就对共产党内日益忽视民主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感到不满。1955年潘汉年突然被宣布为反革命,许多熟悉他的老同志和民主人士都感到意外,与潘汉年过去有过长期交往和了解的张闻天,对于共产党内这样的高级干部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轻易作出判决很有意见。1958年南宁会议严重暴露出中央内部生活的不正常。他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听到会议情况之后,对会上那样压制“反冒进”的不同意见也很有看法,认为“有冒进也要讲嘛”!及至大跃进掀起之后,面对到处出现的浮夸风,有过长期中央工作经历的张闻天,深知工作指导上出现严重偏差往往是与民主问题,尤其是同中央核心的民主生活正常与否密切有关。因此可以说1959年张闻天是既带着对当时经济问题的担忧,又带着对民主问题的忧心,这样双重忧虑去上庐山出席中央会议的。

  1959年,对张闻天来说的确是遭到飞来之祸的一年,这一年他59岁,从人生进程来说已是接近花甲之年了,意想不到的是竟由于在中央会议上的一篇发言而使他后来整个晚年失去了自由,含冤17载直至逝世。然而40年后的今天人们重读这篇发言,会发现这篇重点是讲经济问题的发言,其根本精神却正是继承五四传统的民主科学精神,尤其鲜明突出地体现在它所强调的以下两个问题上,这就是: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领导要充分发扬民主。而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政治上的不民主,必然要在经济上出偏差。这里不妨摘录发言中有关这两个问题的几段话。

  首先请看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一段:

  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意义?是否注意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

  再看发言专门论及民主问题的三段:

  “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①[《张闻天文集》,第四卷,第331、337、33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5.]

  以上这几段话若是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应该说张闻天这里正是从理论的高度上,指出了当时关系到是否尊重科学和民主的两大关键问题,即:一是是否真正地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来对待客观的经济规律的问题,二是是否真正地发扬民主,做到民主有所切实保障的问题。实践是检真理的标准,40年后看过去,这两个问题不仅触及到了形成当年大跃进错误的要害,而且也实际上触及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漫长的20年“左”的错误的根本问题。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如若不是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议在缺乏民主的环境中那样轻易地遭到推翻,而是全国上下连续搞建设,积40多年的发展,可以肯定中国的富强决不只是现在这个水平。再说,如果那时真能听取张闻天这样的意见,吸取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从1959年起就以科学态度探讨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又何至于直到1978年经济工作仍然基本上没有脱离1958年“群众运动”的一套办法。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又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为何会如此?历史越来越清楚地证明,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民主与科学问题。面对如此沉痛的历史教训,40年前张闻天的这篇发言可以称得上是在那场风暴中耸立起的一座真正的理论丰碑。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发言遭到错误批判的时候,一个被再三追逼的问题,就是他和彭德怀所谓“斯大林晚年谈话”的问题。其实这是两位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会议期间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切,在交谈中涉及的一个问题。从张闻天来说也正是他会上发言真实思想的反映,正如他后来“检讨”中坦然所说的:“关于斯大林后期的问题,是从毛泽东同志(个人)说了算,毛泽东同志不民主,集体领导等问题扯起来的。”“回想当时讲这些话的含义,基本上还是讲主席好,如说主席很英明,善于运用历史经验,说主席功劳大、威信高,同斯大林后期相同,……但也对主席有不满,说了主席的坏话,如说主席整人很厉害(即斗争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说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①[录自档案。]令人抱憾的是,张闻天当年关于毛泽东的这番担忧,却不幸而言中,酿成十年“文革”,这不仅对毛泽东这位伟人来说是一个悲剧,而且给整个民族造成一场空前的巨大灾难。

  庐山发言虽然给张闻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厄运,但是他并没有后悔,更没有放弃他对民主科学精神的一贯追求。风暴过去了不到两年,就在他刚刚能坐下来能够读书思考问题时,就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科学探讨。他在1961年8月的一篇笔记中就首先明确写道:“必须指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又说:“物质生产,决定一切,这是唯物史观。因此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②[《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4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5.]接着同月,他又断然指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谁战胜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问题,而是不断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需要的问题了。”因此,“不能说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①[《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6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5.]为此他还在笔记中再三地尖锐批评当时盛行的把阶级斗争夸大的错误理论。应该指出,以上这些论述,是迄今所见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决议遭到否定后,党内见诸明确文字的最早的拨乱反正。然而当人们今天读到张闻天在那种情况下的这些非常难得的独到见解时,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的意见在当时不仅不能得到重视和采纳,并且连提供发表和讨论的可能都没有,而唯独只能让一种理论,即根本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事实证明完全荒谬的夸大阶级斗争的理论统治人们思想十几年呢?民主无保障,决策就难免要出大误,这就是一个永远值得人们记取的历史教训的例证。

  “文化大革命”中个人迷信更是登峰造极,践踏民主无以复加。而这位备遭人身摧残的老革命家面对那场狂风恶浪留给后人的,则是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是无声的批判,更为深沉的思索和总结。他在尚无人身自由情况下写下的一批弥足珍贵的文稿已经收入他的文集。这里只举出一段话来,让人们看看这位可以称得上哲人的远见。凡“文革”经历过来的人,大概都还熟悉那时几乎天天背诵的一条“最高指示”:“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里所说的“路线”自然是指指导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然而张闻天“文革”中私下所写的一篇专论政治和经济问题文稿中也有一段与其相对应的话,他说:“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经济可以起促进或促退的作用,但是,就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的命运,也要最后由经济规律来判决。”②[《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48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5.]这段话写于1973年,今日回头看,它对于当时尚在“文革”灾难之中呻吟的中华大地,真可谓是“于无声处听惊雷”。3年后“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也随之宣告结束;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顺应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明确“判决”了那条错误路线的结束,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为基本内容的新的路线。在改革开放取得20多年如此辉煌成就和市场经济得到如此规模发展的今天,再来重读一下张闻天当年的这一论断,不能不为这一论断的科学威力所折服。总之张闻天从五九年的“庐山发言”到“文革”中所写的“肇庆文稿”,其中许多的精辟论断至今都仍然闪烁着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光辉,同时也凝聚着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教训,给人们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精神遗产。

  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的一段成长经历

  青年是人生个性塑造的奠基时期。张闻天为什么在庐山会议前后能在民主科学问题上有如此独特的表现,以及他晚年在逆境中仍始终孜孜于民主科学的探求,这里不妨追溯一下他五四时期的成长道路。张闻天1900年生于江苏南汇一个农民的家庭。1917年考人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这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给了他很大影响,他的“自我觉醒”也从此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年仅19岁的张闻天积极投人爱国运动,并发表文章,宣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新思潮。这一年秋冬,他即脱离学校与家庭来到上海,从此开始了一个从事新文化书籍的编辑,同时撰写各种社会评论文章,翻译外国进步著作的“独立文化人”的生涯。这中间他两次出国考察,1920年他赴东瀛日本学习半年,1922年他又远渡重洋,赴美国勤工俭学一年多。1924年回国后其思想更加激进,但他这时一心所想的是通过“革命文学”来唤醒民众,个人志趣便从文学翻译又转入文学创作,然而1924年秋当他来到内地山城重庆执教时,却由于宣传新文化意想不到地遭到当地封建势力的严重打击,以至被迫离境。也正是由于宣传新文化而引起的这场与封建势力的激烈搏斗,使他深深感觉到“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战胜不了整个旧社会,终于1925年五卅运动中在上海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以上就是张闻天青年时期经历的大致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这位老革命家青年时期的成长道路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是有其不同特点的,其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首先,他是从一个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化人走到职业革命家的队伍中来的。他的成长经历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他不仅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尤其是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积极传播者。他不仅当过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而且发表了许多以民主与科学思想审视社会,抨击时弊的评论和论文;翻译了大量外国进步学者、作家的优秀作品;还创作了一些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当时人们不仅可以从全国广泛发行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常常看到这位青年人的诗文新作,而且还可以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一类有影响的刊物上读到他对许多世界著名作家和作品,从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到歌德的《浮士德》的译述和评论。随着他创作的三幕剧《青春的梦》和长篇小说《旅途》的相继发表,一时“少年文学家”的美称更是蜚声文坛。最近分别由中共党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近50万字的《张闻天早期文集》和近60万字的《张闻天译文集》。应该说,张闻天早年这段拥有如此个人丰硕成果的新文化运动经历,正是为他后来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思想的基础。而他那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个性的形成,显然也是同他青年时期不断探求真理的学者的人格修养有关的。

  其次,他又是在早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过程中吸收西方文化思想较多的一位中共领导人。他不仅早年有过赴资本主义国家考察的阅历,而且阅读了大量西方读物。他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从他早期发表的文章和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涉猎西方读物方面相当之广,仅就笔者读到的他不到20篇涉及国际评论和外国文学的文章、作品来看,其中提到的欧美思想家和作家、艺术家的名字就有六七十个。诚然应当承认他早期经历中的一个弱点是缺乏实践,后来他历史上一度犯教条主义自然也与此有关。但是从对当今时代一个担负中央领导工作的领导人所要求的全面素质来看,有没有到过外部世界考察的阅历,和通晓世界的广泛知识,看来还是不大一样的。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吸收了包括西方民主科学精华的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张闻天早期的这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阅历和研究,总的看来,对于他后来能够比较全面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三、几点启示

  对照张闻天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后来在多么艰难条件下对民主科学精神的坚持,也就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人全面地了解张闻天,而且对党在民主科学问题上的前一段历史教训也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启示有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的一个很大教训,是没有继续把反封建做为上层建筑领域一项重要任务始终贯彻到底,以至五四所提出的任务至今也还远没有完成。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封建思想可谓根深蒂固。解放前作为统治中国三座大山之一的封建主义,上有军阀统治的政权,下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还加上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在那种情况下革命者连宣传新文化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显然单靠几个文人的“思想战”是撼动不了这座大山的。这是包括张闻天在内也终于通过切身体验觉悟到的真理。因此中国共产党首先集中力量,组织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同时又结合武装斗争发动农民铲除它的经济基础,这是完全正确的,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但是此举成功之后尚有扫除封建思想影响的艰巨任务在后头,这一点看来至少是有所忽视。早在1922年张闻天在同李汉俊讨论障碍中国前进的因素问题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由这旧有思想系统上所产生的制度尽管崩坏,但是使这思想系统而不破坏,它还是能够重新创造出类似的制度的。”①[《张闻天早期文集》,第3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9.]如果说当年初出茅庐的张闻天对于推翻整个旧制度的艰巨性尚缺乏深切体验的话,而他这句对旧思想体系顽固性的论断却倒是说得十分深刻。试问谁又能想到,像张闻天这样当年坚决反封建的斗士,最终却实际上又在自身的队伍中遭到封建传统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他上面的这段话应当看做是对我们认清扫除封建影响任务艰巨性的一条有益的警语。

  第二,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里总是把民主看成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就拿张闻天要求贯彻民主的庐山发言来说,除了被扣上右倾反党的帽子外,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且不说他的庐山发言究竟是代表了资产阶级还是代表了无产阶级,这一点已经不言自明。然而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从历史上看恰恰是这位早年读了不少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著作的革命家,却是在无产阶级党内担任领导时期表现出了更多的民主精神,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前进。众所周知,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总书记,现在看来,当他在全党负总责后,确实认真记取了他前任的不民主的教训,切实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中央的集体领导,他主持党的中央工作的四年,可以说做到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交中央集体讨论决定,避免个人决断,称得上是党的历史上发扬民主最好的时期之一。他主持的中央会议多数总是先让大家发言,他本人在最后作总结发言。从保留至今许多会议记录中都还可以看出当年会议的那种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1935年12月张闻天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还在进行之中,毛泽东就打电报给未能出席会的彭德怀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与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97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这里倒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爆发两年后的延安,毛、张这两位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在有关民主问题上发生过一次明显的分歧,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张闻天先做会议主题报告,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三天之后,毛泽东则做了后来举世闻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讲演。这两篇讲话除了共同点之外,一个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在对新文化特点的概括上,张的概括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而毛的概括则为大家所熟悉的三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里至少表明张闻天在这个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方向问题上坚持强调了民主。必须指出,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为无产阶级制订奋斗纲领时,就是把民主做为一个从近期到未来的一个根本纲领提出来的。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就不仅指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使命的第一步是争得无产阶自身的民主权利,而且指出未来取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张闻天作为一个领导者为什么在他的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方面能够体现出较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这里原因固然很多,然而有一点很明显,这就是同他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有关。如果我们读一读张闻天本人早年的作品和论著,就可以看到其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贯穿着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强烈的批判和鞭笞,对自由解放的热切期盼与呐喊。就其中所用的思想武器来看,来源虽很庞杂,然而其主导的思想,正就是渊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权学说、人道主义思想中“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还不只是如此,从他的早期论著中还可以看到,他确实从包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矛盾的一些资产阶级进步作家作品在内的许多国外书刊中,汲取了确立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一些更为宝贵的东西,这就是对人间真爱的向往,对人的生命创新意义的讴歌,对人生价值真善美的刻意追求,和对人的独立人格的崇尚。他很早就坚持认为: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一天没有真爱底存在,人类底理想总不会达到,人类伟大的使命总不会完成,人生底真意义也总不会了解”。②[《张闻天早期文集》,第7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9.]他还有过一句诗一般的名言:“生命如流水,只有在他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③[《张闻天早期文集》,第28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9.]当他在重庆被一班封建道学先生们诬蔑说是没有所谓“人格”时,他是那样掷地有声地说道:“我是一个赤裸裸的人,我所永远追求着的只是真理与正义。”又说“闻天的有没有人格,后世的人会把我毕生所做的事业来下公平的判断,现在我是只知道向着光明奔向前去。”①[《张闻天早期文集》,第542、5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9.]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经验时,曾经说到资产阶级“西学”在中国如何破产的过程,同时指出中国人自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之后,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这从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寻找救国真理的道路来说,的确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概括。但是今天来看,我们对此决不能作绝对的片面的理解,把马列主义同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西学”绝对地对立起来。就以民主问题而言,我们从张闻天的身上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点启示,即接受马克思的民主思想看来也还有一个思想基础的问题。如若一个共产党人连起码的尊重人、关怀人的思想和平等待人的观念都没有,而要说他懂得社会主义民主,那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关于科学精神的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过去封建统治漫长的国家来说,所谓科学精神,看来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各种迷信,弘扬民族的创造精神;而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坚持独立思考,不囿于已有的结论,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张闻天为什么后来能那样早地看清个人迷信的问题,以及他在那样个人迷信盛行的情况下,能够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当时普遍流行观点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在他五四时期论著中看到一些他最初思想发轫的轨迹。他那时就认为阻碍中国前进的一大障碍乃是国民的“苟且偷安”的心理,指出:“我们中国人受数千年专制的遗毒与礼教的约束,对于新的东西常常发生一种本能的恐怖,一种不期然而然的退缩。能大着胆子大踏步向未知的中间走去的,实在不可多得。”②[《张闻天早期文集》,第28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9.]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青年张闻天更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说:“科学本身是进化的,今天所发现的在明天不一定还是真理,今年发现的在明年也不一定是真理。所以我们拥护科学如其单单拥护这些向来以为是真理的真理,结果,科学上的定律会变成宗教上的信条;那么这种拥护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此,“我们所拥护的是科学态度,不是从科学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说拥护这种结果“足以危害思想的自由”,而拥护科学态度“正是主张个人的思想自由”。“科学的真精神就是个人的思想自由!”①[《张闻天早期文集》,第16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9.]说到迷信问题无庸讳言张闻天个人历史上也有过自己的教训,他在人党之后不久就又出国来到当时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莫斯科学习。他在这段长达五年的旅莫学习中,固然学到不少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然而缺乏革命实践经验的他,出于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回到国内后就犯了他上面所说的不是拥护“科学态度”,而是拥护其“结果”,即拥护那些“向来以为是真理的真理”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毕竟这位多少懂得科学精神真谛的学者型的领导者,不同于那些学识浅薄的“左”倾领导人,当他在实践中发现今日中国之真理已非昨日别国之真理时便自觉地转变,纠正错误,走上了与毛泽东合作的道路。也正因为历史上有过上面这种迷信共产国际和迷信斯大林切身体验的教训,所以后来这位与毛有过共事的共产党人才那样早地敏感到个人迷信这个问题。可是没有想到当他这次再为了维护真理而提出反对迷信问题时,却遭到那样没有料到的命运。今天人们从张闻天这样一个一生寻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最后遭遇中,也就确实可以使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封建历史长久的国度里弘扬科学精神之艰难。

  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虽然对封建迷信坚决反对,然而他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却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早在1920年他就向当时的中华书局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建议,不过他认为这件事不能靠“一般遗老”去做,而要让“有世界的眼光”,“有科学的见解”,对“国故”和“西洋学说”均有所研究和了解的人来进行。①[《张闻天早期文集》,第36~3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9.]就是到了晚年,在“文革”时期“四人帮”大肆“批孔”,一时孔子几乎成了“过街的耗子”的情况下,面对军管人员的逼问的张闻天,却无畏地表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评价这位古人为“封建文化的伟大人物”,“在文化上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②[《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511页。],仍然表现了可贵的科学精神。(张培森作于1999年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来源:血铸中华网站)(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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