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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思想和青年的交流

2004-05-04 15:12:10 南方网资料

  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中国五四运动兴起之际,正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高涨之时。在这个时期,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互相交流影响,两国民主进步势力相互支持声援,两国青年学生也曾互相访问畅谈。本文试图对“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由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与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倡导的,以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师生为中心的青年交流活动,作一些具体的考察和探讨。

  一、李大钊对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支持

  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黎明会是以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为中心的进步团体。它们恰巧都创办于1918年12月。《每周评论》一创刊,李大钊就寄给了日本的吉野作造和黎明会。1919年1月1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5号上刊登了吉野博士的东京来信。信中写道:“惠赠《每周评论》已拜读,谢谢!‘黎明会’是以促进文化为前提的,志在与所有逆着世界大势的顽迷思想奋斗,助进健全的开明思想的发达,是纯粹的学者的结合。最近开第一次讲演会,当时的速记,不日可以公刊,公刊后必寄赠一部。尚乞遥为声援,不胜切盼。”此后《每周评论》发表了李大钊等写的多篇文章,表达对日本民主运动和黎明会的支持和关注。

  《每周评论》第7号的国外大事述评栏中,刊登了《日本政治思想的新潮流》一文,详细介绍了吉野作造与浪人会辩论并组织黎明会的经过。2月1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9号上,又刊载了李大钊撰写的宣传和声援黎明会的文章《祝黎明会》,署名明明。文章认为,黎明会的纲领中包含的精神,“就是主张公理,反抗强权,打破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完成日本国民的共同生活,使他与世界人类的共同生活调和一致。”最后他写道:“我祝日本的黎明,从今以后曙光灿烂。我祝中国的黎明,也快快大发曙光,和日本的黎明相映照。”

  《每周评论》第12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署名守常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其中也肯定黎明会是日本新思潮的代表,“大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和那一切顽迷思想宣战。什么军阀、贵族,什么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的仇敌,都在他们攻击之列”。黎明会的刊物《解放》于1919年5月15日创刊,吉野作造立即寄给李大钊,10天以后,《每周评论》第23号上便全文译载了《解放》创刊号宣言。黎明会的讲演集出版后,吉野也很快寄赠李大钊。

  对于黎明会内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某些人对侵略主义的妥协附和,李大钊也提出了诚恳尖锐的批评。1919年7月13日发行的《每周评论》第30号,刊登了他署名守常的两篇随感。一篇题为《忠告黎明会》,指出:“日本的黎明运动,总算是一线曙光的影子。我们对于他们很有希望。但是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出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因此他“也劝黎明会中的真正黎明分子,先要在黎明会中作一回黎明运动”。在另一篇随感《黑暗与光明》里,他敏锐地觉察到黎明会的分化,并寄希望于新人会为代表的进步青年运动。文章深刻指出:“在日本的黎明会里,也可以分黑暗与光明两个层级。大概已经在社会上享有相当地位声望的一流人的思想,比较的不彻底,议论、态度,比较的暧昧。还是新人会一派的青年,较有朝气。他们的议论、思想,很有光明磊落的样子。这也是青年胜过老人的地方,也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分点。”

  二、吉野作造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声援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吉野作造立即给北京大学的某君写了一封声援的信,这位某君大概就是李大钊。信中写道:“我知贵国虽盛倡排日,所排之日,必为野心的、侵略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而非亲善的、和平的、平民主义的日本。”“侵略主义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抑亦我侪所反对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和平人道之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这封信曾被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书会》所引用,并赞扬“博士此语,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盖此皆我国人士心坎中所欲发者”。①[《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书》,见《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上海《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也译载了吉野给李大钊的这封信。在《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国最近风潮观》一文中指出:“吉野博士议论,足以代表一部分日本平民之意见,此吾侪所宜注意也。”

  笔者1987年在日本访问期间,曾在久保田文次教授的陪同下,拜访了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东京故居。宫崎滔天的孙女宫崎落(艹冬)女士和她的丈夫、早稻田大学教授宫崎智雄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拿出宫崎家珍藏的大批有关中日交流的文物资料给我看,其中有孙中山、黄兴、廖仲凯、毛泽东等中国革命家给宫崎滔天的许多信件、题词、条幅和照片。我意外地在资料中看到还有“五四”时期李大钊给吉野作造的一封信和给宫崎滔天的长子宫崎龙介的几封信。李大钊1919年6月15日写给吉野作造的信是用钢笔书写的,从信封及邮票上可以看出是从中国北京大学直接寄往日本东京吉野家中的,很可能就是对吉野上述来信的复信。该信全文如下:“拜启赐下黎明讲演集均收阅,谢谢。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此点愿贵国识者赐以谅解。惟不幸而因两国外交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千万。尊论正大光明,当酌为发布,示之国人。我等日日祷望黑暗的东方发现曙光。故亦日日祷望军阀的日本变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变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变为黎明的日本。在黎明的曙光中,两国的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尊议两国大学的教授学生间应开一交通的道路,甚善甚善。顷商之敝校教授连,均极赞成。惟详细办法,须俟蔡校长回校后,始能议定。至时当详函以告。陈独秀先生因发布‘北京市民宣言’被政府捕拿,乞持公论,遥为声援。6月15日吉野博士李大钊”①[李大钊致吉野作造信,宫崎滔天故居藏原件。]这封信是研究“五四”时期中日文化思想交流的一份重要资料。

  五四运动期间,吉野作造还在《中央公论》、《新人》、《解放》、《东方时论》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表达了他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热情声援和卓越见识。

  如吉野作造在《新人》杂志1919年6月号发表《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一文,指出中国五四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这次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并没有日本报纸所称的某国的煽动。”“第二、这次运动是根据一种确信的精神,为了达到确信的目标的行动,而这种目标所向并没有错误。”“第三、这次运动的结果并非单纯的排日,首先是为了铲除国内的祸根。”他还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认为“两三年来,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统率之下,思想焕然一新,欧美之新空气遂极浓厚。最近新发行之杂志如《新青年》、《新潮》尤极力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倡言‘文学革命’”。他欢呼“这是中国民众举国向开明目标前进的开端,”“中国将别开一新生面矣!”吉野在文章中还明确指出支持中国卖国贼的日本军阀官僚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只有反对“操纵笼络中国官僚的日本官僚军阀,”才能实现“真正的国民的中日亲善”。②[吉野作造:《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原载《新人》1919年6月号。]上海的《东方杂志》1919年7月号上全文译载了吉野的这篇重要文章。

  三、吉野作造的交流计划和日本学生访华

  在五四运动期间,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交流,吉野作造与李大钊一起倡导和组织了以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中日教授、学生的互访活动。

  吉野作造在黎明会的刊物《解放》1919年8月号上发表了《日中国民之间建立亲善关系的曙光——两国青年的互相理解与提携的新运动》一文,全面阐述了他关于日中青年交流的思想和计划。吉野在文章中首先指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应有如下的认识:“(一)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官僚军阀;(二)他们排日的原因是由于日本援助中国官僚政府;(三)他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如果知道还有和平主义的日本,必定愿意与后者提携。”因此他觉得可以认为“邻邦青年运动潜在的精神之内,存在着真正产生日中亲善的种子”。“我们与他们在与军阀官僚战斗上,有着共同的精神与任务。”①[吉野作造:《日中国民之间建立亲善关系的曙光》,原载《解放》1919年8月号。]从这种认识出发,吉野作造在1919年6月5日的黎明会演讲会上,首先建议邀请北京的教授一名、学生二三名,来日本东京进行恳谈。6月15日北京《晨报》在题为《中日国立大学交换教授说》的东京消息中,报道了吉野作造自述的具体交流计划:“余个人今年秋天必赴中国一游,届时当访问北京大学,陈述吾侪意见,一面亦拜听北京识者之主张。日前黎明会开会时,余曾谈及欲调和中日两国间之纠纷,宜聘请北京大学教授来日演说,互相交换意见,以谋疏通之道,在座者威首肯此议。目下正在准备一切费用,约需千金左右,起居力求俭朴,不必居住贵族的生活之大饭店,即下榻寒舍亦无不可。余于日前曾将此意函告北京大学某教授,若其复函赞成斯举,并允偕同学生来日,则日本亦可派有志大学生联合开演说大会,如其结果甚佳,则将来日本教授亦当偕同大学生赴华也。法科在学中之宫崎龙介(宫崎滔天之子)拟今夏赴华游历,一切当托其与北京大学交涉也。”吉野所说函告北大某教授即李大钊,不久就接到李大钊的回信,积极响应吉野的建议并热情邀请他访华。吉野作造的前述文章中曾引用李大钊回信的如下内容:“北京学界甚望君之来游。即使大学交换教授的计划一时不能实现,民间的学会、报社也可以聘君来讲演。若君能于今年夏天或秋天柱驾来华,在数月之间将日本国民之真意及民主精神告知敝国人民,则与东亚黎明运动的前途关系甚大。”①[《中日国立大学交换教授说》,《晨报》1920年6月15日。]可见李大钊对吉野访华寄予很大期望。

  1919年7月中旬,吉野作造的学生、东京大学毕业生、新人会会员、当时在满铁工作的冈上守道,拿着吉野的介绍信拜访了李大钊。根据他给吉野的信中报告,李大钊对他谈到最近曾收到吉野先生的来信,了解先生的意向和具有新思想的日本青年学生的情况。关于互访问题,李大钊说目前因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不在有困难,待他下月回北京后,估计十有八九能答应。至于派遣了解新思潮的青年教授访日之事,教授会也表赞成,等校长回京后尽快请示。李大钊还认为自己有责任劝说学生即使为了了解日本进步团体的状况也应该去日本。冈上守道也表示为了实现人道主义的日中青年提携,欢迎中国的教授和学生们访日。

  吉野作造还大声呼吁:日中青年交流的计划,不仅是我们少数同志的事,希望今后能成为广大国民的工作。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吉野作造访问中国以及东京大学教授学生代表团访华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可是,仍有个别东京大学的学生和亚细亚学生会等日本学生团体的旅行团访问了中国,他们都受到了李大钊和中国进步人士、学生的热情接待。

  1919年秋天,吉野的学生、东京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宫崎龙介访华,到过北京和上海。他在北京时曾与李大钊、陈独秀及其他进步人士会面交流。当时李大钊写给宫崎龙介的两封亲笔短笺至今还珍藏在宫崎家中。笔者看到一封是邀请宫崎龙介7日中午到六味斋与同志们聚谈。信封上写“本京新开路共同通讯社转宫崎龙介殿快信”。信中写道:“拜启十月七日午十一时,假座香厂六味斋与同志一谈,乞光临为幸!宫崎龙介兄小弟李大钊”。另一封是邀请宫崎龙介9日来自己家中面谈。信上写:“拜启九日晚八时顷,请来弟处一谈,为祷!宫崎兄李大钊七日晚”。①[李大钊致宫崎龙介信,宫崎滔天故居藏原件。]可见李大钊对宫崎龙介的访华甚为重视。宫崎龙介后来又到上海,原打算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大会上演说,但是遭到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阻挠。

  1920年8月,由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私立大学学生组织的日本亚细亚学生会旅行团来北京访问。他们也首先与李大钊联系,然后经李大钊介绍与北京学生联合会接洽。8月20日下午,北京学联在北京大学二院举行欢迎日本学生访华团的茶话会。中日学生双方坦率交换意见,促进了互相理解与思想沟通。

  四、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在日本

  由吉野作造倡议、李大钊大力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对日本的访问,终于在1920年5月实现。以往中外论著对北京大学访日团此行,很少有具体叙述。本文根据各种资料,对此次访日的成员、经过和影响,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据日本报纸报道吉野作造所述,这次北京大学生访日团主要是由北大教授李大钊、陈启修和晨报记者陈溥贤等组织推动,并得到了在北京的日本牧师清水安三的帮助。吉野原来估计这个访日团可能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和胡适率领。①[《吉野博士谈日中亲善运动》,《大阪每日新闻》1920年5月1日。胡适本来想参加,但因故未去成,仍积极支持北大访日团的准备工作,并帮助筹集旅费。]实际上赴日的是北京大学学生黄日葵、康白情、方豪、徐彦之、孟寿椿等五人。其中,黄日葵、康白情、徐彦之、孟寿椿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与干部。据少年中国学会第一届职员名单,黄日葵是文牍股主任,孟寿椿为会计股主任,徐彦之是交际股主任,康白情则是《少年中国》月刊编辑副主任(主任是李大钊)。同时,黄日葵、孟寿椿又是《国民》杂志社的编辑,而康白情、徐彦之、孟寿椿则是新潮社的干事。另外,黄日葵、康白情、孟寿椿还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团员,黄日葵又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总之,他们基本上都是李大钊指导和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进步团体的积极分子。②[参看《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二)中关于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有关资料、名单。关于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成员的情况补充介绍如下:黄日葵,生于1900年,广西桂平人,后任中共广西地委书记,曾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病逝于上海。康白情,生于1896年,四川安岳人,后为著名诗人,1945年去世。孟寿椿,1894年生,四川涪陵人,后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方豪,1894年生,浙江金华人,后任浙江金华中学校长,与台湾大学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教授方豪(生于1910年)并非同一人。] 4月27日,即北大访日团出发前夕,李大钊特地与陈启修、陈溥贤联名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宫崎龙介。这封信现存宫崎故居,笔者访问时曾有幸获见原件。信封上写“面递宫崎龙介先生”,信纸是国立北京大学用笺,共3页,用毛笔书写,从笔迹看来确是李大钊亲笔。信的全文如下:“拜启久未通讯,至以为歉!新绿之际,敬祝新运动的隆盛与时俱进。敝校卒业生方豪、孟寿椿、黄日葵、康白情、徐彦之诸君,赴贵国观光,调查贵国诸大学的学制,并与贵国青年文化团体中诸同学相握手,关于文化上的提携交换意见。诸君多是《新潮》、《少年中国》、《国民》诸杂志的关系者,乞介绍于贵国新派学者、社会运动者乃至各文化团体中的青年有志。不胜切盼!宫崎龙介兄陈启修陈溥贤李大钊九、四、二十七。”①[李大钊致宫崎龙介信,宫崎滔天故居藏原件。]这封信说明了北大访日团学生的身份、思想倾向和赴日目的,并希望通过宫崎龙介与日本各界进步人士广泛开展交流。

  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当时称“1920年北京大学游日团”)于1920年4月28日离京,“赴日做宣传及视察之事业”。②[《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5月15日抵达日本东京,就引起日本各界的注意,“或以为来此作排日之宣传者;或以为来此调查排货之影响者;或又以为系来此鼓惑日本青年者;或又以为系受日本新文化运动之感召而来,可以受日本之软化者,揣测纷纷,不一其词。”③[《北大游日团与日本思想界》,《晨报》,1920年6月15日。] 5月7日,访日团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大手町日本卫生会举行的“五七”国耻纪念会,与会者约700余人。首先由留日学生闵景荣和荆巨佛致词,然后由北京大学访日团的方豪、康白情、徐彦之三人相继登台报告北京学潮始末之详情,全场鼓掌。接着又有留日学生多人演说。最后通过决议要求山东由中国直接管理,废除中日军事协约,福州问题依民意解决,释放京津被捕之学生,承认俄国工农政府等。④[《留日学生与国耻》《晨报》,1920年5月12日。] 5月11日,新人会在东京大学山上御殿举行晚餐会,欢迎北大学生访日团。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森户辰男等都出席并讲话。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康白情、黄日葵也发表了演说,论述扩大国民外交之必要,批判无诚意的中日亲善。最后新人会负责人,东京大学学生赤松克(麻口)讲话提议加强新人会与少年中国学会之友谊。康白情立即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词,表示今后要“互通声息和交换印刷品”。⑤[《北大游日团与日本思想界》,《晨报》1920年6月15日。] 5月12日,北大访日团参观了东京的新村支部。支部负责人长岛介绍了新村主义(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宗旨:“乃将以渐进的方法,诱致世界之大同。”①[《北大游日团与日本思想界》,《晨报》,1920年6月15日。] 5月13日,东京大学辩论部举办演说会,会上首先由北大访日团康白情演说《大和魂与世界文化》。他指出“大和魂之精神在重名誉、尚廉耻,勇敢轻死”,但是“今日本人以此精神作利己国而损世界之事实”。他认为“此皆非正道,应发挥此种精神为人类谋幸福,图示世界文化有所贡献”。然后由方豪演说《今日青年之责任》,他尖锐指出:“中国青年之所以排日者,实由日本教育上采取军国民教育,致使日本国民有侵略的国民性。今后世界已由国家主义进入世界主义,改善这种不合世界新潮的旧教育,实为日本青年之责任。”②[同注①。] 5月17日,北大访日团出席由东京大学“十七日会”举办的演说会,到会者有中日人士各二三百人。北京大学教师高一涵首先登台演说③,[高一涵是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生于1885年,安徽六安人。他是李大钊的好友,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与少年中国学会。当时正旅居日本,帮助接待和陪同北大访日团学生在东京的活动,有时也发表演说,但并非访日团正式成员,也没有北大教授身份。他给胡适的信上说:“他们到处演说,有时也把我拉进去,因此日本报界送我一个‘高教授’头衔。”见高一涵致胡适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黄山书店,1994.]题为《中日亲善之障碍》。指出中日亲善主要有三个障碍:“一为帝国主义,二为狭义的国家主义,三为以中日亲善为手段而图达他种目的。”“吾人须竭力排除此三种障碍。”其次由东京大学学生早阪二郎演讲《国际生活更新之一大暗示》,宣传今后外交“当由政府的而入于国民的”。再次是北大学生方豪演说《世界改造与思想之关系》,论述“中国排日乃基于世界主义的意义而非国家主义的意义”。接着东大学生田民演说《中日文化之结合》,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日本新文化运动实有共通之点,应结合以图共进”。然后北大学生康白情以《中日学生互提携运动》为题演讲,指出中日学生“欲举提携之实,惟有互相扶助”。最后由吉野作造博士演说《日中亲善之文化的意义》,深刻揭露“中日不能亲善之罪责,全在于日本之军阀与财阀的侵华政策”。①[《北大游日团与日本思想界》,《晨报》1920年6月15日。] 5月19日,访日团出席早稻田大学学生团体建设者同盟举办的演说会。早稻田大学教授北泽新次郎博士致欢迎词,强调中日知识分子联络之必要。然后由北京大学代表康白情演说《东亚之新建设与中日文化同盟》。他认为“中日青年既皆有改造世界之志愿,而欲以新建设代替旧组织”,为排除旧势力的障碍,“不可不为文化同盟”。这种同盟“非形式的,乃精神的,非契约的,乃事实的”。接着由早大片上伸教授演讲,他把中日关系比喻成水,表面上虽结了冰,但冰下仍有国民交往之活水。最后由北大孟寿椿演说《最近中国思想之改革》。他分析中国思想由于“五四”运动而发生剧变,“即由国家的而变为世界的,由静的而变为动的,由个人的而变为自觉的。”②[同注①。] 5月22日东京大学青年会举行晚餐会。席间北大代表方豪用英语演说青年会之世界意义,说明“吾人来日,非以国民之资格与政治家之手腕,而为国际运动,乃以人类之资格,在人类间友谊之往来也”③[同注①。]北京大学访日团离开东京后又访问了京都,与京都的教授、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进行了交流。

  5月29日,应京都同志社大学师生的邀请,在大学讲堂举行恳谈会。同志社大学校长海老名弹正致欢迎词,指出世界之创造事业要依靠青年。“今中国青年欲创造一新中国,而日本青年亦欲创造一新日本,两国青年互相了解共同致力于世界文化之进运。”然后由北大康白情演讲《世界和平与吾人之使命》。他认为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战争与和平负有重大责任。“吾人欲弭将来之兵端而谋世界之和平,舍打破帝国主义无他法。”①[《北大游日团与日本思想界》,《晨报》,1920年6月15日。] 5月30日,在京都大学,由民本主义团体六日俱乐部主办欢迎恳亲会。参加者除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三高、医专等校学生之外,还有工人团体劳学会、友爱会、织友会、印友会的成员。北京大学访日团黄日葵、康白情、方豪、徐彦之、孟寿椿等5人出席。会场上掌声雷动,互相握手,气氛热烈融洽。会上先由《每日新闻》记者西川百子代表六日俱乐部致欢迎词。然后由京都大学教授户田海市博士讲话。他指出,“今日之社会问题莫大于劳动问题”,希望访日的诸君在中国社会运动中就应特别努力于知识的普及和大众化。接着北大访日团代表康白情演说《中国社会的改造》,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政治上的改造,甚不彻底,此后当为社会的改造。”谈到抵制日货运动时也严厉批判了日本的侵略主义。然后京都大学教授末广重雄演讲《日中亲善的意义》,也抨击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阐述民主主义、和平主义思想,主张通过日中青年的提携,发展日中的亲善。②[同注①。]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6月16日回到北京。7月1日,康白情等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大会上报告了访日经过以及与日本新人会接洽的情形。这次访问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访日团所到之处宣传中国青年运动真相和反对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官僚的思想,表达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赢得日本进步人士和广大日本青年学生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亲自耳闻目睹了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日两国进步思想的交流和沟通,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当然,访日团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不满。外务省警告东京大学,“若与北京大学教授交换演讲或派代表访华,将有碍日中国交,应予停止”。与中国学生交流的日本教授、学生,有的甚至受到处分,如早稻田大学学生早阪二郎竟被拘役一,其家亦被搜查。①[《北大游日团与日本思想界》,《晨报》,1920年6月15日。]北大学生访日团回国以后,吉野作造即在《中央公论》1920年6月号上发表了《日中学生提携运动》一文,对这次交流活动的意义给予很高评价。他写道:“上个月(五月)北京大学毕业生五名来东京访问我国学生及青年思想家。通过多次会见,实现重大沟通与共鸣,将推动今后彼此的往来和亲善,并协力开发东洋文化。”文章认为:“中国青年憎恶本国的官僚军阀,反对日本官僚的侵略主义,他们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他指出“现在日本和中国在精神上有很大隔阂,青年学生之间思想的沟通很有意义,是两国民族真正的亲善。可是日本政府却通知各大学,以妨碍国交为借口,阻止日本学生利用暑假访问中国。实际上,这才是真正有害国交。”②[吉野作造:《日中学生提携运动》,原载《中央公论》1920年6月号。]“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思想交流和青年交流,在五四运动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王晓秋作于1999年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来源:血铸中华网站)(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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