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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

2004-04-28 10:45:20 人民日报 龚书铎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绪的宣泄”。

  ●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旧思想、旧传统,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新的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发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直至如今,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年,还仍然是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观点相去甚远,需要继续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情绪化”的产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登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他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大搞帝制复辟。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命令全国“尊崇孔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尊孔复古组织。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袁世凯的所谓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更是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指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挹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圣人革命”,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与辛亥革命党人对待纲常名教和孔子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把五四运动说成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情绪的宣泄”、“非理性感情在起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提倡,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状况的严肃思考后作出的抉择。这种抉择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的客观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宽阔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而且是要救国,要“再造中华”。尽管《新青年》标榜“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有脱离政治。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旧思想”的针对性是很鲜明的。他们集中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

  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纲五伦。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完全否定。如陈独秀就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并认为孔子学说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发展。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谈前期不谈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 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马克思主义开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1919年到1 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各种主义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正是经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俄接受来的教条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把问题简单化了。十月革命无疑对中国影响很大,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从苏俄来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受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周恩来、蔡和森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则是在法国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内,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在上海出版。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在北京也有据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的中文油印本。1883年、1888年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一再明确指出,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内,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不是什么苏俄的教条主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新文化运动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越来越偏离其初始的方向,是出于偏见。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就是对科学和民主精神继承和发展的最好的例证。

  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这里,毛泽东对从五四运动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作了概括,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所谓民族的文化,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其次,“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这种吸收是批判的吸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而且吸收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有“民族的特点”,“民族的形式”。

  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要加以继承发扬,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尊重自己的历史,“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所谓大众的文化,就是“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从而是民主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在这个基本纲领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明确指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

  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而其根本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无疑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1999年05月06日第9版)(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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