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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化革命的评价问题

2004-04-28 11:20:23 人民日报 陈涌

  一

  “五四”的文化革命,应该从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的创办算起。在这以前,中国也发生过一次影响巨大的启蒙运动,这就是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促进的思想和政治的变革。他们这些人思想上比他们政治上先进。他们把西方民主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移植到中国来,自己却只是主张改良政制,未能提出中国根本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后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比康、梁、严他们这些改良派跃进了一大步。但当时的革命派主要专注于革命实践,思想启蒙工作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落在康、梁、严他们的后面。

  思想革命不能代替政治革命,但没有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也就没有足够的精神条件。当着必需有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为政治革命开辟道路的时候,思想革命便成了革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从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大多数发表的文章,都是批判孔子或者实质上是批判孔子的,这被当时的反对者说成是“诋孔”。但他们的斗争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陈独秀当时的影响最大。他以如椽之笔,激切的言词,直捣孔子封建思想的巢穴,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且他的文章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简要,不但有强烈的战斗性,同时又有学问,有识见,很可以代表“五四”时期那种生气蓬勃的文风。

  陈独秀抓住了孔子思想的要害:礼教。“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政治之根本”。他指出礼的核心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构成一个从家庭到国家进行封建统治的整体。有人提出反驳,说孔子并没有三纲的说法,“三纲”是宋儒伪造用来“诬孔”的,陈独秀根据大量典籍的记载,证明孔子没有直接提三纲,但思想确是来源于孔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感到陈独秀的文章说理透彻,是当时批判孔子的好文章,保持着它的文献价值和科学价值。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青年鲁迅便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翻译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撰写论文,呼唤“精神界战士”在祖国的出现。

  那时他们还旅居在日本,但他们经过艰辛的努力译印出的西方文学作品却得不到什么知音,“文学运动”失败了。以后是“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这里所说他见过的,陈独秀也同样见过,他们也都痛切地感到,中国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了,而且他们也都同样深知中国没有一次根本的思想变革是谈不到深入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是陈独秀第一个站出来,在全中国面前树起对过去封建传统思想批判的旗帜,并且进行毫不反顾的斗争。也是他所领导的思想变革,把怀疑、失望、颓唐的鲁迅重新唤起,重新投入炽热的战斗的。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说到一个“狂人”看到一部中国的历史书,“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又“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这里,鲁迅把几千年来以仁义道德为精神支柱的中国历史,都看作是吃人的历史,这在当时确实是惊世骇俗的。这很快便引出了吴虞的文章《吃人与礼教》,他的笔锋也是极尖锐的,其实他早已发表过不少批判孔子思想的文章,因此他便被誉为“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当时并未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这类思想的确为许多人所认同。“仁义道德吃人”,“礼教吃人”,这是“五四”时期批判孔子思想最激烈的声音。

  二

  对于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的礼教应当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的共识,这里不只是有陈独秀、鲁迅、吴虞,而且还有李大钊、易白沙等人。袁世凯想做皇帝,康有为公然向当时的国会提出要把“尊孔”纳入宪法,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孔子思想和帝制的联系。孔子是尊崇帝制,认为君臣之义是不可移易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而袁世凯称帝以至张勋要复辟,倒是合于圣经贤传的了。事实是称帝复辟必尊孔,因为孔子这块招牌,或者说,这块敲门砖对于敲开帝宫的大门是用得上的,这自然更加深人们对孔子伦理政治思想的仇视。这样,批判孔子也就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直接成为现实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政治空气里,“推倒孔家店”,或者“打倒孔家店”,是不是毫无根据,因而是冤假错案呢?不能这样说。因为孔子的礼教这种伦理政治思想是孔子的根本思想,它和民主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是不是矫枉过正呢?看来是矫枉过正。因为孔子思想,还不只是直接与封建君主专制相适应的伦理政治思想的。

  但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当时中国的状况,考虑一下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过着痛苦的生活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而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封建思想的最高代表正是孔子的礼教,他的伦理政治思想。当时《新青年》的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又都是从旧营垒出来的,他们不但深知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给人民带来悲惨的命运,而且他们本身也大都是身受其害,他们是带着对旧社会憎恨的感情投入反抗斗争的。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当时参加战斗的先辈都是四平八稳,无过无不及的呢?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大革命时期正在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对于当时被一些人认为“过火”的现象,毛泽东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站在农民方面认为这是应有的“矫枉过正”,他的有名的格言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当时用“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这种生动的又警策的语言说明对革命应有的认识。毛泽东坚定、严正的革命态度,打击了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反动势力,也教育当时有右倾思想的干部,使农民运动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三

  其实,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在大约到1919年以前这几年,对孔子的批判,火力是猛的但又都是说理的,而且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孔子和君主专制的联系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全盘否定孔子。《独秀文存》第三卷,保存着陈独秀与他的朋友和读者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到,陈独秀和他站在文化革命同一战线的同志,对孔子都不是全盘否定的。

  陈独秀曾经自己表白:“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这是符合事实的。不但陈独秀,他的同志,也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把孔子的礼教批倒。陈独秀还说:“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足见他并不是否定孔子的一切的。最典型的表现是吴虞,他给陈独秀的信说道:“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馀焰,则不得不攻之者,亦犹是耳,岂好辩哉?”

  这信大约是1917年初写的。连这个“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也承认孔子是“伟人”,可见他虽然把孔家店“推倒”,还没有打算让店主“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个店主还有另外的一面,而且也是重要的一面,他和《新青年》的同人还是心里有数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要“推倒”被誉为“圣人”、“通天教主”的孔子,这些人的处境一定不妙。尽管他们的言论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但并不容易为多数人所理解,至于主张复古尊孔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时往往只在少数人手里,首先觉醒的分子容易被孤立。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人被认为是“名教罪人”。

  过去几十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使我们看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容易出现“左”,因为这种形势更加深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往往使人发生急躁情绪。对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来说,这种情绪更是难于避免的。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便是这种急躁情绪的反映。

  此文一开头便这样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的,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的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陈独秀认为,当时非难《新青年》的人有两种,一种本心是爱护《新青年》的,但认为言词太过激烈,害怕《新青年》“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这实际上就是劝告《新青年》至少把批判的调子放低一些,但陈独秀还是表示“感谢他们的好意”。

  另一种人是反对《新青年》的。陈独秀列举了反对《新青年》所加的罪状以后,宣告“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便作他的答辩:“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这里,在一种急躁、愤激的情绪下陈独秀已经不只反对礼法、贞节属于“三纲”的伦理政治思想,而且反对整个“孔教”,也就是反对整个孔子的学说了。而且对旧伦理、旧艺术、国粹和旧文学等等都不加分析,都在反对之列。

  压力越大,处境越困难,反拨的情绪就越高,以至失去了冷静,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四

  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维护、巩固君主专制的封建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这种思想,越到后来便越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五四”文化革命,首先批判孔子以“礼”为标志,以“三纲”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政治思想,实际上也就为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因此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孔子的思想不只是伦理政治思想,他还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等等。而且就伦理政治思想来说,也还不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全部。如果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和民主主义敌对的思想,应该彻底批判,彻底葬送,那么对于其他方面的思想,情况便不一样了,需要进行审慎、客观的具体分析。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像黑格尔这样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你要一脚把他踢开也很容易,但把他踢开不等于把他克服。对于我们中国的孔子,也可以说同样的话。1939年,毛泽东看了当时陈伯达写的文章,就写信给当时党的宣传部长张闻天。在信里,毛泽东就陈伯达所涉及的孔子哲学中的方法论、认识论、道德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要的是,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黑格尔的哲学,把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救活过来一样,毛泽东也用同样的方法救活了孔子一些唯心主义的辩证思想。

  毛泽东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

  谈到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论题,毛泽东认为,“作为哲学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不是像有些人一样,倒脏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在否定孔子的唯心主义时连同他的辩证法也一起否定,相反,毛泽东看到了孔子这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合理因素,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改造,把被孔子颠倒了的名实关系颠倒过来。

  毛泽东这个做法,特别容易令人想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黑格尔的做法。在写给张闻天的信里,毛泽东从方法论上肯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了他“过犹不及”的论断,并作出自己的解释。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事物与概念的一定的质”,“一定的质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他的大意就是事物的质都有一定的量的规定性。达不到或者超过一定的量,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毛泽东把他对孔子的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的理解,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联系起来,认为“不及”是右倾,“过”则是“左”倾。

  孔子的“过犹不及”,或者照朱熹的解释“无过无不及”,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在人们的行动实践上,什么是“过”,什么是“不及”,是有阶级标准的。作为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孔子这个原则上正确的中庸思想,自己实际运用的时候却往往受到他的保守思想的干预,往往变成折衷、调和的思想。孔子是坚决反对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的,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认为这是“过”。一切革命在孔子及其后的儒家看来都是“过”。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这条路线才是他们的“无过无不及”,这和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的看法恰好相反。

  历史现象有些时候是很有戏剧性的,“五四”时期受到猛烈批判的孔子,他的思想原来也有重要的合理的方面,而且正是可以作为总结“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经验的借鉴。批判孔子基本上说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孔子的“过犹不及”这个方法论的原则,正好说明当时批判孔子的偏颇所在。(1999年04月24日第7版)(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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