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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2004-04-28 11:22:57 人民日报

  ●五四运动前夕兴起的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在实践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并不能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指明道路。

  ●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思想方向的转换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民主和科学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进一步得到发扬。

  1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样两项历史任务,而完成前一项任务又是完成后一项任务的前提。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内容、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就在于它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任务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五四时期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正是为实现这个历史任务服务的。

  五四以前,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创刊时称《青年》杂志)为标志,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首先揭橥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1915年9月,他在《敬告青年》中倡言国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9年1月,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并且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的提出,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反对仍然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和伦理原则;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封建复古的潮流和迷信盲从的倾向。陈独秀在当时说过:“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正是在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之下,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自觉的挑战,对于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等等展开了英勇的攻击。他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有必要指出,民主从来不是超时空的、抽象的、没有阶级内容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阶级内容的范畴。科学,从特定的角度加以审视,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在五四以前,陈独秀所说的民主,是指“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及其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自由平等之新信仰”,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狭义地说,是指自然科学;广义地说,包括社会科学在内,具体说来,就是那些运用了某种自然科学方法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他提倡民主、科学,是为了给在中国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扫除思想的障碍,开通前进的道路。所以,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

  诚然,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从反对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这个角度来看,是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作用的;但是,在实践上,它并不能为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指明方向。事情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要中国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过于软弱,也没有能力领导人民来实现这个目标。辛亥革命的成果为受到资本主义列强支持的北洋军阀所窃取,民主共和国很快就蜕变为封建军阀的专制,就是这个论断的有力证明。

  正因为如此,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持有某种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了。比如,陈独秀在1915年9月即已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的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怀疑论成份,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尔后接受社会主义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即开始抛弃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成了随后发生的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和左翼骨干。

  2

  1919年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思想方向的转换,使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正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由于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核心和骨干。因此,五四运动也就“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中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协约国一方,因而向会议提出了废除外国在华的势力范围等项要求,但遭到会议的拒绝。会议竟规定战败国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移交给日本。这个事实,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直接触发了五四爱国斗争,而且有力地打破了人们原先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抱有的幻想,促使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开来。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么,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全新的历史因素开始注入这个运动,并且逐步地发展成了这个运动的主流。瞿秋白在当时就说过:“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发展。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关于民主的问题,陈独秀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时即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在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更明确地指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多数人要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必须铲除少数人享有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李大钊并且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与民主不是互相排斥的。不过,“今之德谟克拉西有两种,一为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一为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而工人政治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这样,他们就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少数人的民主和广大人民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提倡无产阶级的和广大人民的民主,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的突破。他们把民主提到了更高的层次,扩展到了更广的范围,从而把民主的旗帜真正有力地高扬了。至于科学,就社会科学来说,陈独秀这时认为,它主要地已经不再是指那些运用了某些自然科学成果的唯心主义学说,而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他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李大钊也指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唯物史观也使研究社会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显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研究历史,这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使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而且扩展到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去了。这是科学精神的进一步高扬。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历史表明,真正踏实地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优秀传统,并且适应时代的发展,高扬了民主和科学精神的,首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广大革命的人民群众。

  近年来,有的论者认为,五四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的精神,五四传统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种说法,既背离了五四运动的历史真实,更经不起五四以来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的检验。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提倡个人权利,实现毫无拘束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把历史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这种自由主义主张,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曾颇为流行,但后来已被大多数先进分子所抛弃,只有少数运动的右翼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坚持这种主张,并不能代表五四运动的主流。自由主义既没有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也没有给中国带来政治的民主与科学的繁荣,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由于在实践中不断碰壁,许多崇奉过自由主义的人们后来也放弃了这种信念,而加入到人民革命的营垒中来了。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讲到,在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历史表明,自由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已经在中国遭到了破产。把自由主义说成是五四精神的主要体现,是不尊重也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

  3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获,就在于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英勇顽强、艰苦曲折的伟大斗争,赢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经过五四运动以后的三十年的斗争,终于实现了。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去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

  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已经与五四时期大不相同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纪念五四,当然不需要再简单地重复五四运动当时的具体的斗争口号和斗争形式;但是,五四运动所体现的革命精神,所开创的优秀传统,包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和传统,仍然需要我们切实地去加以继承和发扬。

  为了争得人民民主,中国人民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仍然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一项重大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不可能使政府实行科学的决策,保证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就不可能有效地遏制敌对势力的活动,使人民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保持安定;就不可能对各级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能腐化变质,而不再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精神在今天仍然需要继续发扬光大。无疑地,这里所说的民主,不是五四以前所说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五四及其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所主张的人民的民主了。这一点,邓小平也是讲得很清楚的。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十五大报告也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这才是对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和发扬。

  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倡导的科学精神的重要性,现在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提倡科学精神,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各方面的新情况,正确地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科学的革命性作用,认真地、切实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如果说,在旧时代,“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不过是一些人的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条件下,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就不仅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也确实应当成为治国兴邦的重要方略了。

  由此可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仍然具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来源: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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