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的今天，大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装备最先进的船队，从毗邻现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太仓刘家河出发，开始了人类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从1405年至1433年的近30年中，这位迄今为止中国最伟大的航海家先后七下西洋，帆舟穿越太平洋、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足迹遍及东南亚数十国，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

    这一时刻，比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首次踏上“地理大发现”的海上探险之旅分别早了87年、92年及114年。但具有深刻悲剧意味的是，郑和轰轰烈烈的远航并没有像哥伦布们那样开启一个崭新时代。出于种种原因，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后不久，明朝主政者中止了远洋航海活动，进而执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

    后来的人们对三宝太监七下西洋的这段历史做了大量研究、猜测和分析，至今仍无法得出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共识。但有一点是确凿的：不管这些耗资巨大的远航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暗访传闻中建文帝朱允炆的踪迹，还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甚或只是为了宣扬中华文化，郑和下西洋与一个世纪后的欧洲探险者的本质区别是，它没有任何对外扩张的企图。

    虽然这支由27000多人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配以中原王朝精良的装备补给，足以征服航线沿途的所有弱小国家，但郑和并不像军力不足其十分之一的那些西班牙、葡萄牙后继者那样，他既没有抢夺过黄金、钻石、香料，也没有占领过一寸海外领土，更没有向这些地方殖民。相反，所到之处，郑和向当地人民赠送中国的精美礼品，向他们传授中原发达的天文历法和农业技术，甚至还帮助调停当地不同国家和族群之间的矛盾。

    可以客观地说，郑和七下西洋传播了当时先进的中华文化，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了繁荣顶峰。更重要的是，郑和通过远洋航海实践向世界宣扬了中国的和平理念，因而一路上受到了热情欢迎。正因如此，与美洲印第安人对欧洲白人的血腥历史记忆截然相反，在当年郑和远航船队经过的东南亚地区，随着岁月的推移，郑和的形象不断地被神化和圣化，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郑和崇拜”，时至今日仍广泛存在于东南亚各族群历史记忆中，成为东南亚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郑和传奇故事的尘封，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的华夏文明的最后一个辉煌年代结束了，而以新大陆的发现为标志，雄心勃勃的西方文明以征服者的姿态迅速崛起，世界由此翻开了西方主导下的现代历史。

    经历长达五百年的衰落并在最近一个半世纪里饱受内忧外侮之后，今天，中华民族又一次看到了重新崛起的曙光。正如大多数有识之士所看到的那样，在21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注定要发生，那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这将成为整个世界都必须认真面对和适应的现实。当然，想要恢复郑和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习惯于从“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历史观出发考虑问题的不少现代西方人士很自然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同当年西方的崛起一样，将对世界的其他地方造成巨大威胁。因为他们的词典中从未记载过郑和这样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使者”，有的只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那样恃强凌弱的掠夺者、征服者和殖民者。然而，历史永远是现实和未来的一面镜子，在当今国际社会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面前，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恰是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最完美的历史注脚。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在反驳“中国威胁论”时曾说过，从历史上讲，中华文化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如果中国要对外侵略，早在600年前就做了。”

    出生于云南的郑和本姓马，是一位笃信伊斯兰教的回族人。传说他的祖先是从中亚迁徙至中国的穆斯林，他的祖父和父亲还曾去麦加朝圣。在儒家思想长期占据官方正统、佛教和道教兴盛于民间的中原帝国，一个穆斯林却被委以重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业。在宗教冲突不断激化、种族纷争日益尖锐的当今世界，中华文明在历史的那一个节点上体现出来的兼收并蓄的博大包容力量至今仍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相信大洋彼岸那些鼓吹“文明冲突论”的人士也应该能够从中窥见一片迥异于西方历史观的新天地。（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