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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使命——周恩来与四届人大

2005-03-03 11: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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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70年3月筹备工作开始,到1975年1月大会正式召开,历时近5年时间。其间,在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是党内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反复较量后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它对于当时以及后来党和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成为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的政治遗嘱。

  本文通过考察四届人大从筹备到召开的艰难历程,集中论述这一时期实际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坚韧不拔,持续奋斗,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的规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于1968年至1969年内召开。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打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1970年3月,国内局势趋于平缓。毛泽东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还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的意见,表明他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尽快恢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愿望。然而,宪法修改草案讨论过程中关于“国家主席”以及所谓“天才问题”的争论,却酿成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野心日愈膨胀的林彪一伙,看准四届人大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机会,借庐山会议发难,煽惑与会中央委员接受他们的意图。毛泽东识破了林彪的图谋,在会议期间揭露和批判了投靠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尽管中央全会上爆发了一场严重斗争,会后发表的公报仍引人注目地公布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信息”。只是由于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暂时搁置。

  从庐山会议林彪集团暴露到“九一三”事件林彪一伙自取灭亡,短短一年时间里,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全力辅助毛泽东,起到他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综观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维护大局的同时着眼将来,捍卫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纠正极左。庐山会议后,周恩来开始注意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在舆论宣传方面的“左”的倾向。1971年1月,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陶铸签发的一份党中央文件(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批评、制止宣扬个人崇拜的一些指示)上批道:“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同年5月底,周恩来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作长篇报告,批评对外宣传特别是对党的历史和领袖宣传中存在的大量虚假夸张、强加于人的现象,强调对这些不正视历史、不实事求是的宣传要当场给予纠正,并承认错误。周恩来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极左言行包括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一种反思。以上纠“左”的努力,对后来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深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起到启蒙和舆论先导的作用。

  (二)反对分裂。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体现着全党全民的最高利益。“文化大革命”期间,为维护这一最高利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致多次检讨自己。然而,林彪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全然不顾党和国家的大局,阴谋搞“南北分治”,另立中央,甚至谋害领袖,叛国外逃。周恩来同林彪一伙的分裂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庐山会议期间,在陈伯达等人事发后,周恩来对陈伯达及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后,他先后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试图教育挽救黄永胜等人。当林彪一伙终于走上与党和人民为敌的道路时,周恩来义无反顾,当机立断,直接领导指挥了同这伙反革命集团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全力维护了党、国家和军队的统一,避免了一场大分裂、大内战。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这里讲的“真正的内战”,就是“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大打”,就是分裂。①(三)稳定政局。林彪事件后,党中央下达一系列文件,在全党全国开展“批林整风”,旨在统一人们的认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进而稳定全国政局。这是在特定环境下所必先解决的重大问题。被客观现实推至“第二把手”位置的周恩来,毅然担起历史的重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直接领导清查与林彪一伙有关的人和事,使之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内稳妥解决。1972年5、6月间,党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向与会党政军高级干部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报告,站在高度党性原则的立场上,以现身说法阐明确立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毛泽东的路线作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对历史上自己所犯错误进行严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剖析。周恩来在这个时候作这样的报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有利于增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有利于全党全军全国团结、稳定的大局。这也正是周恩来几十年来所恪守的立党为公、照顾大局的人格精神的体现。

  (四)“解放”干部。在初步稳定政局的基础上,周恩来抓住历史契机,提出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尤其注重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1970年在进行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已开始做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安排张闻天、王稼祥等当人大代表。同年7月,他亲自起草国务院《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为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冤逝的国务院部长平反。1972年初,长期遭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陈毅不幸病故。由毛泽东出席、周恩来致悼词的“文化大革命”以来规格空前的陈毅追悼会,在党内外产生巨大影响,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的深深的慰藉。此后,因一些老同志相继去世,加重了周恩来落实干部政策的紧迫感。经他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②同年下半年,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周恩来迅即传达贯彻。1973年春,在周恩来直接安排下,邓小平回京复职,由此带动、加快了一大批老干部“解放”的进程,形成一种由老一辈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重新进入领导岗位、继续掌握党和国家重要权力的舆论氛围。周恩来这一时期落实干部政策的种种努力,实际上也是在具体批判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端做法,为最终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和运作机制创造必要的前提。

  总之,尽管林彪事件干扰和推迟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正常进行,但以上周恩来的一系列努力,则为这次会议的最终召开扫除了一大障碍,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为会议的关键问题——人事安排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

  如前所述,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就必然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仇视和反对。

  和林彪集团一样,江青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这两个集团就相互勾结,彼此利用。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江青等人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会议,攻击、污蔑周恩来,同时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威胁。但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又造成对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胁。这是因为,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解之缘,煽动极左思潮的不仅有林彪一伙,原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更脱不了“干系”。在江青一伙眼里,“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③1973年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四届人大。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直到同年8月中共十大之后,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才重新提了出来。④就在这时,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开始联合向周恩来反扑。在他们授意、操纵下,全国报刊上发表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四人帮”在北京及各地的亲信和骨干分子也大肆活动,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和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四人帮”的干扰,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动向是有所警觉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他批评和制止了北京及外地出现的一些不利稳定政局的非组织活动。但周恩来考虑更多的,还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同志。

  首先,周恩来对邓小平复职及工作安排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亲自宣讲、落实。这一年3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在谈到邓小平复出这件事时,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又说,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列席。⑤不久,周恩来亲自安排邓小平出席外事活动,对外公布了邓小平的复职。在筹备召开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重申: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⑥此外,周恩来还直接向一些重要外宾介绍邓小平。他当面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赞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中国领导人。同年12月,周恩来亲笔草拟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在党中央和军委任职的通知。⑦邓小平的复出,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对党的十大前后复出的其他老同志,周恩来也努力为他们创造“出头露面”的机会,实际上是为他们进一步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

  1974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再次发出“迎接”四届人大召开的消息。但仅过半个多月,全国就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迟群等人在江青鼓动召开的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含沙射影地指责和批判周恩来、叶剑英。随后,江青又连续制造了一系列事件,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国务院有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媚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没有退缩。就在“一二五”大会之后,他嘱告一位因“批林批孔”不力受到指责、打算“辞职”的老同志: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白,表明他已准备斗争到底的决心。

  和林彪集团比较,江青集团具有作乱更久、能量更大、身份特殊等特点。同他们斗争,尤其要讲究方式和策略,善于掌握“火候”,捕捉时机。从这一年3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决策和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反复较量,最终取得四届人大“组阁”斗争的胜利。

  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人选。进入3月以来,周恩来因癌症复发每日失血达100多毫升。然而,他在审阅医疗组《检查治疗方案》时却表示:根据目前情况,对《方案》所提切除手术一事“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⑧周恩来讲的“目前情况”,包括这时悬而未决的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团长人选问题。在周恩来病情加重、四届人大准备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登上国际讲坛,向世界阐述中国的内外方针,事关重大。它对四届人大产生的新一届国务院人选有着直接影响。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建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立即表示拥护,并经过工作使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赞同此议。尽管江青一再阻挠,无奈已成孤家寡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最终成行。此次斗争的结果,给予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沉重打击。

  关于“风庆轮事件”。10月初,毛泽东向中央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进而确定了接替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表明四届人大已经进入“组阁”的关键时刻。这自然是江青一伙所不能接受的。10月14日,江青看到有关风庆轮的内部报道,其中有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便要求政治局对此“表态”。但周恩来、邓小平都未予理睬。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一伙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强迫邓就风庆轮一事表态。邓小平忍无可忍,据理驳斥。会后,“四人帮”暗中策划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但他们没有料到毛泽东当场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总理还是总理,邓小乎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得知毛泽东意见后,周恩来分三批约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适时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⑨不言而喻,“风庆轮事件”的实质,仍然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权欲熏心的江青一伙一再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在对抗毛泽东。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同时托人转告周恩来,除已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总理人选外,其他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均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四届人大“组阁”之权已基本掌握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手中。

  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21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周恩来经与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不能放手,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出的必要妥协,为的是换取全局的稳定与成功。事后,国外的观察家也注意到,在“国务院任命的29个部长中,绝大部分不是文革前的官员,就是同周恩来个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⑩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商定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抱病出行的周恩来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11在长沙,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了“四人帮”,同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三个职务。122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最后定夺。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包括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长沙之行,周恩来不辱使命。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制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是老一辈革命家持续斗争的胜利成果,它宣告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阴谋的破产。

  三

  1975年1月13日,历经磨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3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报告》的精髓所在。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中华“崛起”和“腾飞”的周恩来,在他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0多年里,更时时不忘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早在1954年的一届人大上,他就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意见。1959年二届人大之后,他又号召加快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直到1964年三届人大上,周恩来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设想。

  1966年4月,国内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周恩来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仍充满希望,他说:“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4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巨大精力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心系国家和人民的周恩来所思所虑依然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农业方面。“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农作物收成主要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但就全国来说,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还不能摆脱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加上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现行政策不能适应农村实际,因而束缚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对农村经济工作常抓不懈的同时,周恩来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状况决定了基本的国情。他多次提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还差;我们还没有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不能算强大。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不实际。为此,他十分注重了解、掌握发达国家的农业情况,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忽视向“送上门来的老师”(即来自发达国家的农业团体)学习的机会。周恩来的目的很明确: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尽快改变国内农村落后面貌,逐步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工业方面。和农业比较,“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生产的冲击和破坏要严重得多。在周恩来勉力支撑下,整个工业生产情况直至1969年九大之后才有所好转。但从1970年起,全国又出现工伤事故大幅度增加、产品质量普遍下降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企业领导和职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外,设备陈旧、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低下,也是客观存在的重要因素。1972年春天,周恩来亲自抓日用工业品和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针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的情况,他指出:我们经济上仍很落后,底子就是“一穷二白”,所以,不好、不行的地方要敢于承认,需要进口的还得进口。正是从这时起,周恩来把目标对准西方发达国家,批准引进了大批成套新型生产设备,并确定了“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

  国防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防建设也一直为周恩来所关注。1969年1月,当得知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受冰凌影响,有线通信阻断,需采用地下电缆才可望解决这一难题时,他指示有关部门:“最重要的是改变这种落后现状,使有线、无线,包括电缆、微波都赶上去。”在这以后,周恩来连续召开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部门负责人会议,对海军新型舰艇的研制,空军歼击机、轰炸机的生产,以及高射炮、雷达、地空导弹等防御性武器的改进、布局和规划等,一一作出指示。九大期间,周恩来还严肃批评一些军工企业不敢抓产品质量、取消检验制度的做法。1971年12月,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关于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要求航空系统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他说: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们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

  科技方面。能让动乱年代里的周恩来常感欣慰的,是他一直紧抓不放的尖端事业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底,在周恩来直接领导部署下,科技人员排除干扰,团结奋战,取得第一次氢弹原理性实验的成功。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再接再厉,于第二年6月取得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重大胜利,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预计的目标。1969年9月,周恩来亲自指导进行的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又获成功。1970年春,有关部门执行周恩来提出的工作方针和指示,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送入太空。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下,中国尖端技术领域的一系列成就,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拥有的能力和潜力不能不刮目相看。

  进入70年代后,针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关于中国是“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的说法,周恩来多次表示,中国确实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但不是一个现实的力量。中国的工业水平比美国落后得多,还要奋斗好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点自知之明。1971年8月,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周恩来列出一份《报告》提纲,其中明确写有“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的内容。同时,提纲还就“四五”计划的设想提出近期发展目标:“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业”,“一个比较发达的交通网”,“一个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商业网”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15正视国情,实事求是,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正是晚年周恩来由衷的心愿。

  1974年冬,鉴于周恩来的身体情况,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在邓小平领导下,起草小组克服阻力,最终将周恩来长期以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作为重点写入《报告》稿中。同年12月20日,周恩来审阅同意这一《报告》稿。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产生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它以事实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并没有被摧毁,还能够保持统一和开展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这是当时以及后来党和人民克服困难、战胜内外敌人的基本条件。其次,周恩来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强调和指明了一个时期工作的方向,它给予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信心和希望。从广义上说,它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跨世纪“三步走”宏伟蓝图的最初构想。第三,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集中了相当一批革命家和老干部,他们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们恢复工作,掌握实权,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国家经济建设,也为后来党和人民继续斗争并最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领导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组织保证。

  诚然,在当时环境下,四届人大仍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历史的局限性,这自然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所不能预料和超脱的。但是,毕竟这次会议冲决了重重障碍,战胜了主要敌人,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在这一进程中,周思来同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一起,发挥了最大限度的历史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正如一家外国评论所言:“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顶点。”16周恩来,以他全部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完成了毕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61页。

  ②《人民日报》1972年4月24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③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会议记录(引文为王洪文插话),1974年3月18日。

  ④自1972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之后,国内报刊很长一段时间未再提及四届人大问题。直至1973年10月1日,“两报一刊”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中才再次提出“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⑤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⑦根据中共中央这个通知(1973年12月22日),邓小平从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

  ⑧周恩来就医疗组所拟《检查治疗方案》致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的信,1974年3月8日。

  ⑨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6日。

  ⑩、16“特写”:《胜利属于周恩来》([美]《时代》周刊,1975年2月3日)。

  11吴阶平:《终生难忘的教诲》以不尽的思念》第584页)。

  12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1974年末至1975年初)。

  1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

  14周恩来答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问,1966年4月10B. 15周恩来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纲)》稿,1971年8月31日。

(来源:《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作者:安建设)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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