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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2005-03-03 14:03:08 光明网 刘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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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底出现的冒进,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1958年进行的反反冒进,是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持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由于三大改造的进度大大加快,加上1955年国民经济的情况也很好,全国呈现一片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使人们头脑开始发热,误以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甚至“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就反映了毛泽东急于求成的心态。刘少奇说: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速度,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确定的主题。当时,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这个主张。他在座谈会上表示:“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农业发展有个长远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毛泽东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农业四十条》各项高指标的公布,迫使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纷纷大幅度修改原订的各项计划指标。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周密的了解和核算,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自此,周恩来和陈云等敏锐地觉察到“盲目冒进”的苗头已经开始露出,并着手设法防止。

  “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周恩来主持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注意防止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也注意防止和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而且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实存在哪种倾向就反对哪种倾向。早在1953年,他就多次提出“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

  在这次制订国民经济发展年度计划和远景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发现有盲目冒进的苗头后,首先想方设法防止冒进。1956年1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时,毛泽东曾经提出“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有人提出,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2月7日,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解答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6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

  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强调不要提提早实现工业化,首先是因为这个提法脱离实际,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如果这样提,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也就不可能避免。

  由于全国计划和财政工作会议没有能够有效地遏制住急躁冒进的苗头,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郑重地说:“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浇浇,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在提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的同时,相继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削减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1956年度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各省市削减后的金额)。二是,节约钢材。2月4日和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原则通过,并要求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2.5%.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三是,缓解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进入4月后,急躁冒进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主要表现是财政紧张,生产物资供应短缺。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会上,突出地反映出基本建设规模同物资供应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陈云指出: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决定于财力”。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

  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意见,决定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等6个方面来缓和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为了落实增加钢铁生产,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先后到全国数家钢厂研究增产措施。为了落实节约钢材,他回到北京后,根据陈云在南方视察时了解的情况,5月10日,又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将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180万部(原计划1956年生产500万部)。

  虽然从统一思想认识和采取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进的势头,但是进入1956年4月中旬以后,国民经济还是出现相当严峻的局势。更为严重的是,这时中央领导层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大多数同志不赞成,周恩来再三说明增加基建投资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1982年11月4日,胡乔木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可以说,这是两位中央领导人就冒进与反冒进的问题一次面对面的交锋。此后,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进而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

  “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

  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日益紧张的趋势,周恩来、陈云等认为,经过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相应规定的指标也是冒进的。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他指导起草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国家预算的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为了降低急躁冒进所表现出的高指标,6月4日,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调整计划指标的意见。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研究压缩1956年财政预算和基建投资。周恩来说:“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会议决定,国家财政预算一律按5%削减,预算支出由原来的317亿元削减为307亿元,削减1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削减7.35亿元,减为140亿元。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6月4日中央会议作出的决定,并且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草案)。周恩来在会上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反过来,预算又会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刘少奇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后批示:“主席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对于这一阶段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评论:“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可能会提前到来。但是,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

  这番评论是很中肯的。

  “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为进一步遏止住急躁冒进,周恩来等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从1956年7月起,他用很大精力主持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以便提交将于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审议。在大批右倾保守思想的形势下,国家计委编制的“二五”计划指标大大提高了,经过修改后提出的两个方案,仍然偏高。为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这两个方案,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按五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至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削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编制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作为向中共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

  周恩来在主持起草“二五”计划建设稿的过程中,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了理论思考。他在接待外宾时说过:“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确定这样的速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是有可能的。但是,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要赶上发达国家,又需要做长期的努力,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56年7月17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经委《关于一九五六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时说:“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今年的生产和基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同时应该指出增产节约仍然是我们今后经常的任务。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根据目前材料的紧张情况,在安排今年下半年生产的时候,应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近几个月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每年下去看看。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过程中,周恩来为了从理论上总结概括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充分肯定“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同时剖析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并从这几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四条指导性的经验教训。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发展,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

  事实正是这样,在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在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得到积极而稳妥的发展。在反反冒进时,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虽然受到毛泽东批评,但在遭受“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到高指标的教训时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

  八大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是领导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各部门和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基建投资额增加103亿元。当经委把基建投资额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强烈反对。经委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的情况,进行平衡测算,发现即使压到140亿元到150亿元仍然偏高,实难做到。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对他的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他请范若愚查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段话的出处,以便学习,统一思想认识。

  为了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讨论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个别同志仍然主张1957年度的计划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针对这种意见,周恩来于24日说:“三大改造高潮一来,头脑发热了,前进得快了。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还表示:“各部提出不能减的理由,就是完不成第二个五年的数字,达不到第三个五年的水平。我们答复他们:可以达不到。”李先念强调:“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周恩来请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参加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首先讲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他说:“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毛主席指出的十大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即不巩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摆得恰当,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经过耐心说服,与会者的思想认识基础上取得了一致。会议一结束,周恩来于11月10日参加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并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明确提出:“明年的计划方针应该是,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者适当收缩。”“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讲话是不满意的。然而,他在11月15日的会上讲话,不但没有提出批评,而且同意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1957年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三大平衡,市场稳定,使1957年经济建设成为建国以来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可以说,这正是反冒进带来的成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早就想要批评反冒进。他本来准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反冒进的问题,但由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对反冒进问题没有展开。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一起,议出了7条意见,对压缩1957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同意。实际上,他对这7条并不满意。后来,1958年1月12日,他在南宁会议上说:“1956年6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堤坝,挡一下水。”“解决得不彻底。”

  1957年上半年,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有人利用中共内部关于反冒进问题,攻击新中国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工作。这种情况使毛泽东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

  这年6月26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报告中有两处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在这里,周恩来最早提出了“跃进”这个词。

  后来,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周恩来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5月26日晚,周恩来就这件事致信毛泽东:“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然而,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种认识和态度,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他曾经设想,在反右派运动高潮过去后,“用整风来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借整风来统一思想”,以此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第一次公正批评反冒进。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至于好省就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反对的,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看,加一点限制,加一点形容词,就没有弊病了。本来这个好省是限制多快的。省者,就要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一点也是多办事,而且要有一个好,要质量好。”“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企图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

  毛泽东的批评没有点名,当时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不清楚是批评谁,也没有意识到反冒进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会上没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但是,周恩来是心中有数的。他在修改审定提交中共八大的“二五”计划建议稿和“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最初保留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只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他在书面意见中还把这个口号作为需要斟酌的问题提了出来。后来,他考虑到这个口号提出来后,人们往往只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事,并以牺牲好、省来追求多、快,使这个口号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对此,周恩来等经过慎重斟酌,把两个原稿中多处写上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删掉了。此后一年多时间,没有再提这个口号。这就是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由来。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赫鲁晓夫告诉他:“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毛泽东回答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这时,毛泽东满怀必胜的信心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他准备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因而,他对反冒进更加反感。他从莫斯科打回电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不点名地批评反冒进。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社论,这篇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第一次公开向全党全国批评反冒进。这是第三次不点名批评反冒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反冒进。

  毛泽东在5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引者注)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点名批评周恩来等反冒进。在毛泽东看来,杭州会议还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冒进问题。

  为了继续批评反冒进,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持召开南宁会议。会议的主题本来是总结“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二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在南宁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却批评反冒进的问题。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民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

  周恩来因为接待也门巴德尔王子,1月13日才飞抵南宁。当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

  在16日的会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他拿着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党代会上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接着,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还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些过分的话,明显是太重了。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汇报时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他还说:“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毛泽东在会上连续几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使南宁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经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杭州会议,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他没有想到会把反冒进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批评这么尖锐。1月1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单独谈话。当晚,继续开会直至20日凌晨1时多。会上,周恩来本着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精神,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没有申辩,而是检讨自己,并且承担反冒进的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月20日的会上,毛泽东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总结讲话,关于反冒进问题,对周恩来的检讨发言,他没有表态,仍强调“‘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看来,毛泽东对批评反冒进的问题还意犹未尽。

  “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南宁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毛泽东在2月18日的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但口气缓和了。他首先肯定了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冒是有一点,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大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的这番给反冒进定性的话,比他在南宁会议上的批评缓和多了。周恩来因为访问朝鲜,只在2月23日参加了最后一次会,汇报访问朝鲜的情况。对于反冒进的问题,会上已经不能发表不同意见了。为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问题,毛泽东提议再到成都开一次会,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问题。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3月9日的会上,毛泽东从建设方针的角度批评反冒进。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这样提”。他还说:“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以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在18天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6次长篇发言,主要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且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在3月19日的会上就外交工作问题发言,在3月25日的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作检讨。他说:

  “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于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评论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他还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还不满意,还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成都会议前后,周恩来一直为治理长江和黄河的问题而奔忙,加上频繁的外事活动,使得他很少有时间来认真思考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一系列批评。既要承受错误批评的思想压力,还要忍辱负重地承担繁重的国务工作,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据当年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5月15日,毛泽东分别同周恩来、陈云长时间谈话。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准备起草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检讨的发言稿。据周恩来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进行检讨,大会还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他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对于周恩来的这次检讨,没有见到毛泽东表态和评价的有关材料。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讲到可能发生的大灾难,一是发生战争,二是党的分裂。历史上有党内分裂,今后会不会有新的分裂,可能有,分裂是新陈代谢。对于毛泽东把问题的严重性讲到这个份上,周恩来自然是心领神会的。

  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这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常委会讨论他们的请求时,挽留他们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职务。会后,邓小平拟定了常委会会议纪要,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他还将这个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

  当时,周恩来处境困难,心情苦闷。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服从中央决定,继续担任总理的工作,忘我地操持繁重的国务。

  忍辱负重“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但是,毛泽东在此之后还批评过反冒进。就在八大二次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看到彭真送来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后,于5月26日给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表扬这篇社论提出“跃进”一词,“其功不在禹下”。信中写道:“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尖锐地批判彭德怀写给他的那封信时,连带着又批了反冒进。他说:“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由此可见,对反冒进的问题,中共中央虽已作结论,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

  回顾和考察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一点基本认识:冒进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冒进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反反冒进是错误的。历史已经证明: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还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左”的指导思想的滋长和蔓延,造成“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历史的教训十分深刻,应当永记不忘。(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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