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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

2005-03-03 13:20:09 南方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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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6年4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举办的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曾经提出:要加强周恩来历史定位的研究,即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怎样?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怎样?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

  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概括。笔者完全赞同这个概括。周恩来尽管不是20世纪中国三次革命的主要开创者,但是他的思想和业绩与这三个历史伟人都有密切的关联。综合他在多方面的突出贡献和影响,用中华民族历史上评价人物的“三不朽”的标准来评价周恩来,在笔者看来,无论就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用而言,还是从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来看,或者说,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影响力、对中国人民的亲和力,以及从世界历史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认同率来看,周恩来都可堪称中华民族的又一位伟人。

  从“立功”看周恩来的伟业巨绩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先进的、强大的民族,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数百年。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封建帝国渐渐地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社会发展史看,由完整的封建社会变成在半封建社会中有了半资本主义成分,就对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应当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就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变成只能行使部分主权的半殖民地社会而言,则是民族的奇耻大辱。这个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何况这两个半个——“半殖民地”和“半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前者成分大大重于后者成分,因而,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双重统治,使中华民族极度衰败,濒临灭亡的边缘。拯救中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振兴中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必须解决的两大历史任务。孙中山从19世纪起为此奋斗了40余年。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业,自创党以来一直为此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毛泽东一代主要是解决了第一个历史任务,那么,邓小平一代则更多地是在解决第二个历史任务。

  周恩来出生在上个世纪末年。他的一生参与了解决这两大历史任务的伟大事业。他为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献出了毕生精力。他的伟业巨绩可以举出许多,能否说,其大功主要有这样八条:(一)凝聚中华民族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半个世纪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周恩来虽未参加党的一大,但他是那时寻求救亡、启蒙真理的先进青年。在五四运动时,他是天津地区的学生运动领袖。以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旅欧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是其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旅欧党组织虽然是一个海外支部,但却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的两代核心领导成员,即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周恩来从1924年回到祖国后,就一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在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从此,他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直到去世,长达半个世纪。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他是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起了决定作用的关键人物之一。此后,他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比较成熟的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半个世纪以来,他参与过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斗争,领导过各方面的工作。党的历史与他个人的历史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就某些方面而言,周恩来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投影。因此,可以说,他既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发生开天辟地事件的一把“利斧”,也是使中国共产党顶天立地的一根擎柱。

  (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还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原理应用于中国,改造旧军队,发展革命的军事力量,使党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从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有可能举行南昌起义,为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揭开光辉的第一页。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这以后,他是党的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负责指导各个地区的农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中央苏区,他参与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和指挥的伟大长征的战略转移的实现,也凝聚了周恩来运用军事指挥艺术的心血。此后,他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参与制订各个战争时期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计划,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与制定决策,并组织实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有的老同志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帅”,不无一定道理。

  (三)党在反动统治地区长期进行地下工作和非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形式,主要是军事战线的武装斗争,同时辅之以非军事战线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首先是从地下斗争开始的。在大革命失败后直到全国获得解放,党一直进行着公开的和隐蔽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军事的和其他各种形式两个方面、两条战线的斗争。周恩来既参与领导军事战线的武装斗争,又一直是反动统治地区的地下斗争、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他直接领导建立了保卫、保密和情报工作系统,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为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为保护党的骨干和营救被捕同志,为及时掌握敌情并指挥对敌斗争发挥了特殊的巨大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他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方面工作的总负责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还领导着党在蒋管区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革命长期的白区工作、隐蔽战线和地下斗争中,周恩来展现了非凡的才干,功勋卓著。

  (四)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府总理26年,尽管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政府首脑,但是倍尝艰辛。建国后头8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健康,周恩来总理内政外交也比较顺当。在全面开展大规模建设后,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很清楚,又缺乏实际经验。这样,我们党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不断发生偏差和失误。周恩来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为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他先是努力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错误,接着为克服主要是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困难而坚决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他尊重知识,广揽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竭力克服那种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他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为使国家尽快渡过难关而殚精竭虑。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6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向上发展的新气象。

  (五)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领导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人民获得解放的法宝之一。周恩来在早年担任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时,就帮助孙中山派出的代表在欧洲建立国民党支部,开始了漫长的统一战线的斗争历程。在大革命时期,他是国共合作实际载体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工作负责人,从而成为我党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代表。在抗战时期,他是中共中央驻在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既保持了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关系,又广交各界朋友,深入宣传党的主张,扩大了统一战线队伍。到解放战争后期,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努力,一个包括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在内,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已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是历届人民政协的主要领导人,因而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具体实施者。他与各界知名人士都能肝胆相照,建立坦诚的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是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模范体现者。

  (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立场,且有泱泱大国风度的中国特色外交的奠基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特别是它的鼎盛时期,不乏杰出的外交家。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衰败,弱国无外交。新中国成立,翻开了中华民族外交史上崭新的一页。周恩来是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直到病重去世前一直领导外交工作。他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重视开展人民外交,主张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他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建立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重要地位,既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大国与小国一律平等,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又努力改善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的关系,使我们国家的朋友遍及全世界,为形成我国新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没有大国架子,却有大国风度的新中国外交风格。他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积累了具有解决难以解决的矛盾的高超智慧和经验,善于求同存异,坚持原则而不僵,讲究灵活而有度,服人以理,待友以诚,立言以信,因而成为举世敬仰的天才外交家。

  (七)“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苦挥危局的中流砥柱“文化大革命”号称“史无前例”,其破坏性在中华民族当代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国家没有垮掉,是因为始终存在着进行抵制和抗争的力量。就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也存在着两种发展倾向:一方面,大乱天下的错误发展倾向居于主导地位;另方面,也有一些有利于国家安危和恢复正常秩序的正确决策。周恩来长期处于极其艰难的领导地位。一方面,他的经历、他与毛泽东的历史关系、他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认识水平,以及当时的复杂政治局面,决定了他不可能与毛泽东的错误发生直面冲突;另一方面,他又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人苦海”的自我牺牲精神,忍辱负重,尽力保护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始终反对各种形式的疯狂暴烈行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坚韧不拔的斗争,苦撑危局,努力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他挽狂澜于既倒,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使党和国家免于分裂,起到了任何人难以起到的“中和”作用。他在与党和人民治“文化大革命”之乱的斗争中耗费了全部精力,过早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

  (八)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和思想准备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各种方式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知名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陈云说,像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护下来的。邓小平的复出和被赋予重任,没有周恩来的努力也是不可想像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劫难,幸存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知识界精英,是我们党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的中坚力量。尽管周恩来不可能预料后来历史的发展,但仍然可以说,他为以邓小平作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得以形成作了历史准备;为第二次革命在经过大动乱、大破坏之后不久就有序地展开,积蓄了人才力量。他在70年代初所进行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也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准备第二次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从以上八个方面对周恩来伟业巨绩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对于20世纪的中华民族来说,其功也“不在禹下”。有一种看法评价20世纪以几位伟人作代表的历史作用说:孙中山追求新中国,毛泽东创建新中国,周恩来维系新中国,邓小平发展新中国。这种说法虽不一定那么准确,甚至还可能产生把历史人物的功绩加以“割裂”之嫌,但作为认识历史人物的某些特点,也不是不可以作为一种参照。

  从“立言”看周恩来的思想理论

  中华民族的许多大政治家都是大思想家。这在古代和当代都不少。周恩来也属于这种复合型的中华英杰。

  周恩来在1924年奉召回国后,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长期在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负责处理大量日常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数十年来,他一直处于不知疲倦、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状态之中,很少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可以超然地著书立说。尽管如此,他的报告、讲话、文章仍然不少。这些文献大都论述面广,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启迪之言迭出。自大革命时期至他逝世前的半个多世纪里,除少量文字由于政治宣传等需要,或以专文、或以论集出版过外,大量的言论没有面世,广大干部和群众未曾与闻。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著作才得以系统地整理出版。周恩来“立言”量大,据专家估算,他一生的言论,就保存下来的档案文献说,字数可以千万计。目前已出版的十几种著作只是一小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各种集子的文章也有一些重复),编辑整理出版工作仍在继续中。

  由于周恩来长期身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他的言论不能不比较集中地反映党的工作,说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党的思想理论。按照十四大、十五大对党的历史所作的总结,党在20世纪领导进行的两次伟大革命中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为邓小平理论)。周恩来既然与这两次革命都有关系,他的言论与这两大理论成果就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联系。这就形成了周恩来“立言”的基本特点。研究周恩来“立言”,首先就要了解这个大背景,从其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两大理论的关系来进行定位。

  第一,周恩来所立正确和比较正确之言,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方面,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之中;另一方面,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又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的科学思想理论。因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著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

  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支持确立毛泽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推动全党实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前已指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为使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确立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发挥了其他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从此,他一直拥立毛泽东为全党领袖,并为全党实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和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作出了巨大努力。他多次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①“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毛泽东“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②——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一些真知灼见,被汲取或概括在毛泽东著作和党中央文件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内容。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1929年秋,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不少内容被毛泽东吸收在其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中。在建国之后,周恩来在1949年12月的一次报告中提出过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思想,成为后来概括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的原型。周恩来当初讲的“六大关系”,也成了后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胚胎。

  ——参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或以毛泽东、或以中共中央署名的一些文电,就是由周恩来起草后经毛泽东等改定的。这种情况在建国前后都有。从最近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中可以看到,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周恩来起草了大量文电,以中央或中央军委或毛泽东名义发出。这些文电成为全面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对长期从事的某些方面工作的系统总结和某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提出的重要思想,尽管不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但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结晶也属于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关于革命基本理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白区工作、统一战线、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党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有些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但这些论述同毛泽东本人论述到这些问题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并且在某些问题上或补充、丰富、深化了毛泽东论著中的观点,或对毛泽东的观点作了精辟阐发,或运用毛泽东的观点去说明了新的问题,或与毛泽东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因而不能不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周恩来所立正确和比较正确之言,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

  一般地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和内容包括了周恩来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思想,因而,周恩来所立之言,理所当然地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

  特殊地说,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之间还多几层不寻常的关系。

  一是邓小平过去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受到周恩来多方面的影响。早在20年代的旅欧求学时,周恩来是党和团的旅欧支部负责人,年纪较轻的邓小平就在周恩来等的带领和培养下,开始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人生之旅。大革命失败后,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上海地下工作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10多年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中,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复出重新工作后,直到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有这样长期密切的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就如同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深刻影响一样,周恩来对邓小平也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

  二是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共同经历,使他们的思路往往相通,对许多问题存在着共同的思想认识。例如,他们早年都在较为发达的国家留学过5至6年,这给他们的思想以深刻影响(在他们那一代的党的高层领导人内,有无这段经历很不一样。当然,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往往是同其他因素一起综合地发生作用的,对不同的人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这种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还不显著,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尤为突出。对于他们来说,这使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历史文明和发展态势有更多的了解,更能把中国放在世界之中来认识,更具开放意识,更注重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更崇尚规章制度和有序管理等。又如,周恩来与邓小平都长期在第一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当党和国家的“总管家”,负责处理党政军、国内外的大量实际事务。这样的角色地位使他们不能不具有相应的角色意识。比起不在一线的领导人来说,他们考虑问题更能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更具务实作风、更注重经济建设对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提高所起的实际的基础性作用。就周恩来与邓小平之间言,他们的认识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样,在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中就不能不带有周恩来的若干特点,或者说,他们共具的若干特点。

  三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观点直接来自周恩来。比如,关于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最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两步发展战略目标;关于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实现和平统一,但允许台湾、港澳地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或直接援引周恩来所立之言(当然,这些观点不仅仅是周恩来个人的,有些观点,毛泽东也讲过),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新的经验,把周恩来的一些思想观点发展成目前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形态。这样,邓小平理论的某些内容自然带有周恩来的印记。

  四是作为改革序曲的1975年全面整顿受到周恩来高度赞赏。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周恩来在1972年进行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外事工作以及解放干部等诸多方面开展的一次初步整顿。在四届人大以后,邓小平主持进行的全面整顿是1972年初步整顿的继续和发展。这9个月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使几乎陷于瘫痪的国民经济出现了转机,许多工作都有了明显起色。病入膏盲的周恩来在做最后一次手术前,特地把邓小平叫到跟前,当着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说:“你这一年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这是对全面整顿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形势开始再度逆转,又要面临困难境地的邓小平的全力支持。1975年整顿是改革的试验。后来的政策就是沿着整顿的思路发展起来的。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准备阶段。周恩来对1975年整顿的肯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与邓小平理论的渊源关系。

  说周恩来的思想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这样定位是否有贬低周恩来“立言”之嫌呢?笔者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从宏观的大视角来看,就总体而言,周恩来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上还没有构成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这主要不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的局限,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以及他的历史使命所致。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核心,周恩来是辅佐毛泽东的,他的思想理论不可能独立于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体系之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是主要代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了新时期所面临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根本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主要是历史造就的。周恩来再伟大,先于毛泽东就去世了;没有赶上新时期,不可能看到后来的发展。因此,笔者不赞成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尽管笔者也是非常崇敬周恩来的)去另外构造一个什么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相并列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性的东西。

  不去提出一个什么新的体系性的东西,丝毫不等于周恩来“立言”不伟大,正如不把周恩来作为一个什么“核心”去认识,不等于周恩来“立功”不伟大一样。这样的定位,也丝毫不影响周恩来“立言”的独特价值。就研究周恩来的生平和思想而言,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那么大的贡献,他对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应当深入研究他所以会有如此的思想理论。特别是研究他的关于经济建设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以及国家管理工作等等方面的思想,对于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对于指导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从“立德”看周恩来的精神风范

  中华民族是个注重“立德”的民族。自古以来,选拔人才的标准都是“德才兼备”,强调“德”是第一位的。历史上不少伟人立之大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恩来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良好教育,表现了高尚的志向。他在沈阳东关小学堂写的那篇被批阅为“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的文章中论及教师的责任写道:“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③这段文字出于一个14岁孩子之手,不能不令老师们惊叹。它反映了少年周恩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注重道德修养的人才观。在天津南开学校,他强调立大志,鄙视那些汲汲于名、于利之徒,他写道:“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④这“不私于个人”,可谓是周恩来一生的座右铭。在中华民族身受多重压迫,处于灾难深重的世纪之初,他正是怀着这种“不私于个人”之大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去寻求济世救民的真理。“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⑤。他远涉重洋,留学日本,考察欧洲,经过对于流行的各种主义的推求比较,最后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如他所郑重宣布的:“自从选定这个目标之后,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为了“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宁愿牺牲一切⑥。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中,从来都注重“立功”与“立德”的统一。周恩来在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征途上,无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含辛茹苦地探索社会主义之路的建设年代,都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同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相结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在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能力的同时努力加强思想道德的修养,坚守“不私于个人”的信条,提出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先顾公,后顾私;先为公,后为私”:“对共产党员,一般要求做到先公后私,有的时候要求做到公而忘私”⑦——的人生准则,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⑧,因而,在为中华民族立大功的同时也立了大德,在创造伟业巨绩的同时也铸造了他特有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周恩来在这方面的事迹说不尽,道不完,感人至深,刻骨铭心。

  学术界对于周恩来的精神风范、人格魅力多有研究,也甚为推崇。实际上,这就是对周恩来“立德”的研究。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使用“周恩来精神”这个概念来表达周恩来“立德”所涵盖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等内容。当然,对于“周恩来精神”的具体内涵,由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概括的方面不同,因而其表述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对“周恩来精神”的概括不要强求定于一尊,可以“求同存异”继续研究。事实上,在各种表述中,“同”是主要的,“异”是次要的。

  笔者对“周恩来精神”也作过概括,认为它至少应当包含这样几个方面:无我精神、求是精神、创新精神、民主精神、廉洁精神、严细精神、守纪精神、牺牲精神⑨。这8个方面没有、也不可能包括其丰富的全部内容,还要不断修正,使之更臻准确和完善。这里想说明这样几点:(一)准确地理解对“周恩来精神”这个概念的界定。笔者在拙著《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中写道:“在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各位老一辈革命家都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都以各自的特色对后世发挥影响。其间就毛泽东与周恩来相比较而言,最有影响的可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这么讲,既丝毫不意味着要贬损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们的作用,也不是说周恩来没‘思想’,毛泽东没‘精神’。”这是1992年写的话。当时这样讲,是因为感到“周恩来的精神”已经形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老百姓中有深厚的基础。不如此,不足以反映这个客观存在。当然,这样讲,也曾担心引起歧义。因此,当即指出:任何比较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只是就某个方面、突出某个特点的比较。“讲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因为他们俩在这一代老一辈革命家中,共事时间最长,对党的历史发生影响的时间也最长,毫无疑问,这两位领导人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对来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其精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比其思想理论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姑且以‘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来表明他们对后世影响侧重的力度。”⑩这些年来,虽然不少读者和朋友对此甚为赞同,但是还是心存余悸,因此仍然要强调,对这样的界定应作科学的理解。讲“周恩来精神”也丝毫不是说别的领导人或其他同志就没有上述精神。这里不是在周恩来个人独有的意义上讲的,而是把它视为更集中、更突出、更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高贵精神品质。因此,希望不要片面夸大某一方面,无限引申,甚至衍生出其他枝枝节节来。

  (二)以更广的视角全面把握“周恩来精神”的内涵为好。这个概念的内涵应当是很丰富的。在笔者看来,它包括理想、品德、人格、风范、精神境界等诸多要素。上述八个方面,就是想使其涵盖面更广一些。如果专指个人的修身养性、待人接物、克己自律等(这些方面也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仅仅如此,这样“立德”,还不能算立了“大德”,也不可能去立“大功”。他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工作精神这些方面也应包括其中。这些既是“立德”之所要,也是“立功”之所需。否则,不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周恩来能立“大功”,也是与他的求是、创新、严细等精神分不开的。没有这些,也不能完全显示出周恩来的特点。因此,“周恩来精神”不应当视为单纯的道德主义概念。再则,提出“周恩来精神”,不是说周恩来没有缺点、弱点和错误。事实上,他不断检讨,是作自我批评最多的领导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完人。提出“周恩来精神”,也不是要把他偶像化,而是提倡一种高尚的情操、高洁的人格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状态。

  (三)“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精神”的内涵虽有许多,但这许多方面不是并列的。它的核心,是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去世所佩戴的那枚胸章上的“为人民服务”。他本人在苦撑“文化大革命”危局时说过,他这一生只有八个大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周恩来精神”的真谛。其他那些方面是由此派生或为此而要求俱生的。这种精神是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必然激发的革命精神与生于斯、养于斯的中华热土上的优秀人文精神相融合的结晶。它既集中了无产阶级最崇高、最优秀的品质,又集中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所凝聚的最崇高、最优秀的品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周恩来精神是共产党人党性的道德精华和民族性的道德精华的高度统一。正因为如此,外国友人评价说:”周恩来具有许多难得的品德,而像他那样的德才兼备于一身,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政府首脑中都是罕见的。“11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诗篇赞美他:”功高才高德更高,万古师表绝代豪“12.当然,这些评价不一定那么准确。在笔者看来,这不单纯是一种评价,还表现了一种寄托。因为在古今中外,达到这样境界的人毕竟是不多的。

  (四)对周恩来的若干精神,毛泽东、邓小平等甚为赞赏。周恩来的一些优良作风在党内是出了名的。在延安整风时期,在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过,恩来同志有三大长处:一是对敌斗争勇敢;二是对工作拼命;三是有广泛的群众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说过: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陈毅在三年困难时期对文艺界人士说过: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风刚起于青萍之末时曾指出:恩来同志从不打自己的旗帜,不搞圈圈、摊摊,全党高级干部要学习他的这一作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多次号召全党学习周恩来。他特别强调这样两点:一是周恩来的忘我工作精神。“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13二是周恩来的艰苦奋斗精神。他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14.胡耀邦在1984年10月瞻仰江苏淮安的周恩来故居时挥毫题词,“全党楷模”。我们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都高度评价周恩来的精神,这有助于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时大力宣传“周恩来精神”、弘扬“周恩来精神”,号召全党认真学习“周恩来精神”。

  (五)大力宣传和弘扬“周恩来精神”,对于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意义。江泽民在讲到党的宣传工作时一直强调,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这是一个激励上进、很有感召力的口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以及把它全面推向21世纪,需要的高尚精神有许多,也包括各种类型。大力宣传和弘扬“周恩来精神”应当是“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一个重要内容。笔者在5年前的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曾提出过“三位一体”的观点。即:如果以历史伟人的贡献的特点作为代表来提出问题(尽管不一定那么科学,但也不无一定道理),那么要使我们国家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第一,要坚持毛泽东创立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第二,要坚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三,还要坚持周恩来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这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前两条,没有后一条,那个宏伟目标是很难实现的。这个观点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共鸣。现在我仍持这样的看法。这不是我们这些周恩来的崇敬者(事实上,大家都很崇敬他)要人为地突出周恩来,制造对他的什么新一轮的“偶像崇拜”,而是现实生活的强烈呼唤。

  从理论上说,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再好的思想理论,再正确的路线方针,也要靠广大干部去贯彻执行。这是把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转化为实践的关键一环。能否实现正确的转化,不扭曲,不变形,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在于是否有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这个中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必须要学习和发扬“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周恩来精神”。

  从干部队伍现状看,尽管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但是毋庸讳言,在一部分干部中间,存在着为老百姓切齿痛恨的消极腐败现象。这些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变了对高尚的人生价值的追求,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抛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抵御不了金钱、美色的诱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花天酒地、腐化堕落。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大力号召学习周恩来的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周恩来那种“心中装着全体人民,惟独没有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境界,是当前教育干部的一个重要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已涌现出了以孔繁森为代表的许许多多的好干部,他们已构成广大干部学习的榜样系列。这些好干部的精神与“周恩来精神”是相通的。人民期盼这样的好干部越多越好。周恩来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这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中坚,这是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脊梁。

  中国出了个周恩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大力宣传、弘扬和学习“周恩来精神”,这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需要、是中华民族进一步繁荣富强的需要!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本文原有四个部分,这里选录了后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用中华民族的‘三不配’标准评价周恩来”因全书篇幅所限,没有选入。

  ①、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8页、第336页。

  ③《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国文成绩》,奉文图书印刷所出版,1931年仲冬。

  ④《尚志论》,作文手稿。

  ⑤《周恩来手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6、47页。

  ⑦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和华东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2月1日。

  ⑧《过好“五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7页。

  ⑨、⑩参见拙著《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第5页。

  11[美]约翰·吴德施:《周恩来其人其事》,《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12《谁损英名谁逆潮》,《革命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

  13、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第260页。

(来源:《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作者:石仲泉)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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