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晚，在北京市顺义区一家小录像厅内，五六十名正在看黄碟的农民工突遇警方检查。农民工逃离时，有二十余人跌进化粪池，已有两人遇难。

　　又是一起“扫黄”扫出人命的悲剧。今年5月，浙江海宁石井村村民吕海翔因被警方认为有嫖娼行为带走，并在押解途中“溺水身亡”；8月，福建来京青年郑金寿和女友在公园聊天，被联防队员追赶坠河身亡。

　　如果说吕海翔、郑金寿还有容易引起执法者“误会”的特别情节的话，那么顺义农民工的出事原因就太过平淡了。不过就是观看了“带色”的录像，何以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当中固然有偶然性因素，比如“出逃”的出口正对着化粪池，但从中反映出的有关部门的执法偏颇也值得我们深思。

　　依法打击色情淫秽活动当然十分必要，传播黄色录像无疑也是违法行为。但是按照有关法规，聚众观看淫秽录像者即便有错，那首先也还是个道德问题。执法者应该查处的是录像厅经营者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而不应针对观看录像的农民工。

　　既然如此，为何一声“警察来了”，就会让农民工们“望风而逃”？我们没有理由简单地指责农民工们不懂法，相信类似吕海翔、郑金寿之类的“执法故事”他们不会没听说过、没经历过。漂泊在大都市中挣几个血汗钱有多不容易，没有人比他们自己体会得更深刻。在执法人员面前选择躲避，是他们多少辛酸积累下无奈的“生存智慧”。

　　此外，二十多人掉下化粪池后，警方除了“从旁边找了几根棍子伸向化粪池”，还有没有更好的救助方式？农民工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挣着微薄且常常被拖欠的工资，劳作之余满是娱乐的缺乏、性的苦闷。对这一群体，“以人为本”的关爱尚嫌不够，哪还禁得起冷漠相向的执法？（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