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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一场 多年努力皆成空——一个打工者家庭的看病史

2006-03-13 10:40:57 南方都市报 王雷、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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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甚至“一人得病,几代受穷”。我国城乡居民四成以上的人一般有病不就诊。不仅仅是林亲红家,现在任何一个普通民众家庭都“病不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医疗保障。

  “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流行的民谣道出了现在人们“病不起”的心态。无论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还是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普通民众的医疗保障得不到保证。一个广州普通打工者林亲红家的看病史,使全家举债度日,这个债务还要刚考上研的女儿继续背负下去。

  “不要动。”医生命令病床上躺着的林亲红。广州打工者林亲红很听话,一动不动,即使医生抬起他上半身,把拍X光用的垫板塞到身下,他也只皱皱眉,咧了咧嘴。

  每活动一下,林亲红都要皱眉,咧嘴。在他脖子后的第六节到第七节颈椎骨间,被一团可疑物侵占了。大脑发出的命令在这里被拦截,林亲红丧失了左半身行动的能力。

  这团可恶的小东西只有小指指肚大,却足以致命——半个多月前,因凑不到切除这个肿瘤的医疗费,林亲红的妻子刘云娇——一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农妇喝下了整整半升农药,离他而去。现在只有读大四的女儿照顾他,女儿从广东湛江师范学院赶到了广州南方医院。

  “初步诊断,这是良性肿瘤,”林亲红的医生说,“切除掉就能根治。”医学上治疗这个疾病易如反掌,但对还没有凑够医疗费的湖南邵阳55岁农民工来说,命运无法预料。

  病袭如灾来

  林亲红始终认为,自己和一家人的灾难源于2004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的那个晚上。

  那时他正骑着自行车,穿过广州芳村区电力公司的门口。他和他的自行车看上去像个移动垃圾站,自行车后座上捆着84斤纸箱皮,足足两米多高。

  在广州,林亲红是个不起眼小人物,他和妻子住在一间刚能放下一张床和桌子的屋子里,每天拼命找寻各种挣钱机会,从收纸箱皮到帮人搬家,一切街头活计他都愿意干。

  来到广州之前,林亲红在邵阳洞口县老家与一群和他状况相似的亲朋生活在一起,简陋的住房,沉重的体力劳动和微薄的存款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直到2002年8月,日复一日的劳动对他才开始有了意义——女儿林怡英考上了大学。

  林怡英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林亲红是他那一片只有一个女儿的父亲,“我一定要让她上学。”

  林怡英小学、中学、高中,一帆风顺。在翻过了高考分数的高山后,林怡英发现,她还必须翻过大学学费的高山。考试她可以凭自己的努力通过,学费只有靠父母筹措。

  第一学年,她要交2150元学费,林亲红挖了几十口井,挑了几百挑货,挣到了女儿读大学的费用。

  第二年的学费怎么办?还有第三年第四年……

  林亲红的亲属也帮他找更能挣钱的机会,他大哥的儿子在广州开长途货车,他说广州机会多,就是拾废纸也比挖井来钱快。

  2003年春节后,林亲红带着妻子来到了广州,住在芳村侄子那里,月租一百元。

  收纸箱皮是林亲红在广州最主要的工作,有时他帮忙搬家。

  2004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晚上8点40分,林亲红载着84斤纸箱皮从茶叶市场出来去铁路边的收购店,如果不出意外,他这次能挣六元七角二分。

  “意外”在芳村电力公司门口撞上了纸箱皮堆成小山一样的林亲红的单车。

  一个骑单车的年轻人连人带车撞到护栏上以后,又连人带车弹到林亲红的单车上。林亲红被撞倒在马路上,他没觉得痛,但使不上劲,他在马路上坐了十分钟才缓过劲。撞他的人早无踪影。

  “第二天早上左手手指尖和左脚脚趾尖发麻。在地摊上买膏药,贴了三天。还是麻。”

  住院一次,破产一次

  “从检查来看,脊椎处肿瘤是长期形成的。”在X光片上,南方医院脊柱骨病外科博士鲁凯伍可以清晰地看见林亲红脖子后面那团不规则的小东西,“肿瘤挤压神经,导致身体局部瘫痪。而且肿瘤已经向椎体外生长,不会是近几年才生成的。”

  也就是说,碰倒林亲红然后逃跑的那个人不是罪魁祸首。但也许由于那次碰撞,林亲红开始感受到肿瘤的存在——左手脚微微发麻。

  贴了三天膏药,林亲红没去看病,又去上班了。他不能在家躺着,每月要交一百元房租,他和妻子还要吃掉两百元,一个月下来,他能挣到手四五百元,最好的时候他挣了九百元,最少的一个月只有三百元,因为天天下雨,他在街上找不到活干。

  而且对于疾病,他和妻子早都习以为常,出生入死都经历过,手脚发麻又算什么。

  在林亲红看来,除非是大病,否则根本不用去医院。例如1976年9月12日的那个晚上,他就必须把妻子刘云娇送到医院。那是他们结婚大半年后的一个下午,刘云娇怀孕10个月了,她说肚子疼,林亲红说再忍忍,家里只有七十块钱,不够去医院,他去借钱。

  钱没有借到,晚上九点,儿子的右手探了出来,身体却还留在母亲的身体内。村里的接生员害怕了,说赶紧抬到医院。

  晚上九点,四个亲戚轮流把刘云娇抬到镇医院,路上走了一个小时。

  “医生说给130元才动手术,只借到三十元,加上家里的七十元,总共一百元,不够。拖到第二天早上十点,孩子的右手变黑了,医生怕出人命,催我签字做手术。”

  “医生说保大不保小,动手术,把孩子拿掉了。”

  这次生产,给刘云娇留下一条伤疤,给林亲红留下一屁股债务,“前后花了五百多元”。

  五年后,刘云娇又要进医院了。这次是顺产,但孩子身体不好,一出生就要吊氧气。外婆照顾体弱的外孙,老人稀里糊涂把被子盖在孩子脸上,半小时后发现,孩子已经窒息。这次用掉了七百多元。

  每次住院,都让林亲红破产一次,他拼命种地,挖井,挑担子。1983年,林怡英出生,是他第三个孩子。

  1985年4月,34岁的林亲红再次得到一个孩子。刘云娇剖腹产的伤口却发炎了,“又红又肿,像被蜜蜂蜇了一样”。医生说保大不能保小,把孩子又拿掉了。

  这次住院,花了八百九十元。从此以后,刘云娇再也没生过孩子。

  幸运的是,林亲红身体一直都还好,没有住过院。但是从2004年农历11月20日开始,他发现自己得了病。祸不单行,刘云娇的老毛病——左手风湿也越来越严重,“吃饭连碗都端不住”,这一回,夫妻俩一起病倒了。

  几个月后,林亲红不得不放弃广州挣钱的机会,和刘云娇回了湖南老家,那里生活费用便宜,看病也便宜。但实际上,回到家的生活并没有轻松一些。

  重负下的亲情悲剧

  回到老家,林亲红发现手脚发麻的症状越发严重了。“开始是手尖脚尖麻,后来是手掌脚掌麻,再后来手腕脚腕都麻了,麻到不能动。”

  林亲红到县医院花三百元拍了一张头部X光片,医生没有发现异常。肿瘤长在颈椎,但医生没有检查那里。医院“治不好”,林亲红走进了街边的中药小诊所,大夫开了一堆草药,连吃了七个月后,林亲红不敢接着吃了。“心里发慌,发麻没治好,还出现很多新毛病,大便也解不下了。”这次,医药费用去两千多元。

  唯一的好消息是刘云娇左手的风湿很快治好了,这样她就有能力照顾行动越来越不便的丈夫。

  夫妻俩在老家和风湿、瘫痪缠在一起,在广东湛江师范学院读书的女儿对此一无所知,林怡英大学四年级了,她在复习考研,还要写毕业论文,准备找工作,她有一堆重要的事情去做,林亲红不让亲戚告诉女儿他们的实况。

  每次打电话,他说:“我和你妈都很好,你安心学习,不要为我们操心。”

  一直到年底,过年前的一个月,林怡英才知道父母实际上糟透了。一个在浙江打工的表哥告诉他,她的爸爸连路都走不了了,在村里摔了好几跤。

  2005年农历12月14日,邵阳下着小雨,林亲红从弟弟家出来回自己的家的路上摔倒了。“早上10点,路上一直没有人,我在湿地上躺了四十多分钟,衣服湿透了。我想,就这样完了。”55岁的林亲红孤零零躺在冬天的雨水里,没有一个人上来扶他一把,他想,自己就快死了。

  后来,身边的一根棍子救了他。林亲红靠这根棍子,挪了一百米,一百米外是村主任家。村主任在家,发现了满身泥的林亲红,赶紧让老婆烧开水,给他擦身子。

  林亲红保住了命,病更严重了,从此以后他感觉左半身总像冬天的雨水那样冷。他只能在床上躺着,完全靠妻子刘云娇照顾了。

  年底的日子很难熬,他们的积蓄花完了,丈夫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刘云娇已对这样压力重重的生活失去了兴趣。

  “妈妈和爸爸吵架,总说不想活了,有时盛好饭,就说赶快吃,吃完了去死。”林怡英在家总找机会陪母亲聊天,“想开导妈妈”。但是为了省钱,她两年没回过家了,何况家里没有电话,她又要忙一堆事情。

  今年1月,林怡英考完研究生入学考试,回了趟家。“别人家准备过年,我家冷冷清清。但年夜饭那天一家人很开心,我说马上毕业了,日子就要好起来了。”过完年,林怡英和母亲找亲戚借钱看病,五个亲戚只借到了两千五百元,两个一千的,一个五百的。然后她回广东,去找工作。

  2月18日,女儿离开两天后的下午,刘云娇去串门,被亲戚看到,指责她不在家照顾林亲红。晚上6点,刘云娇回到家,她说不想活了。下午她跑到外婆的坟上哭,被人发现拉回了家。她没有做饭,也不出声,亲戚们劝了一阵8点钟都走了。

  林亲红躺在床上,看着妻子走出房子,然后听见她喊:“来,来,来,你看。”房子外放了瓶农药,林亲红想爬起来,爬不动,刘云娇还在外面喊:瓶子上还有个盖。然后,他听到瓶子掉在地上“砰”的一声。

  亲戚们在离家5分钟的田埂上发现了刘云娇,三个人把她抬上拖拉机送到了镇医院,抢救了半个小时,刘云娇苏醒了,她后悔了,她说谁都不许告诉女儿,否则一辈子翻脸。

  她还说,医药费看来还不够,恐怕还要准备一两千才能治好。

  2月20日凌晨五点半,刘云娇突然呼吸急促,口吐白沫。这一次,抢救没有成功。

  林怡英知道消息后,在手机里存了一条短信:“2006年2月20日早晨五点三十分,我亲爱的妈妈离开了我,我伤心欲绝。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悲伤,我爱妈妈,依赖她,她走了,我要怎么办?还有爸爸,他们都是我最想报答的人,爸,你快点好起来吧!”

  债务传给下一代

  林怡英决定借债带爸爸到广州看病。

  她上学还借着银行的助学贷款,总共借了一万零五十元,包括三年的学费和住宿费,生活费她靠勤工俭学,干家教,做推销来解决,现在她还能从哪借钱给父亲看病呢?

  林亲红的三个兄弟每人从信用合作社借了三千元,加上借到的两千五百元,凑了1万1500元。“这些钱以后都要她还。”林亲红躺在南方医院的病床上,每天只吃一元五角一份的肉片粥,他指指23岁的女儿,“以后都要她还。”

  社会上流行这样一些段子,“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甚至是“一人得病,几代受穷”。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城乡居民四成以上的人一般有病不就诊。不仅仅是林亲红家,现在任何一个普通民众家庭都“病不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医疗保障。

  避过春运上浮票价,2月底,林亲红和林怡英的姨夫,一个叔叔一起来到广州。他们随身带了一张折叠床,姨夫和叔叔轮流照顾林亲红,晚上,他们就在病床边打开折叠床睡在上面。

  林怡英的账单上记着:3月1日,挂号费6元,磁共振检查2270元;3月2日打针553元;3月3日住院,交押金5000元,当天各项支出125.66元;3月4日支出195.67元;3月5日,351.27元;3月6日,1100元;3月7日,460元。3月8日,她还知道了自己的研究生考试成绩,总分321分,她给记者发了短信:“现在不知道怎么好,没公费我是读不了的。”

  ■医院规模无限膨胀 费用病人埋单

  委员建议培养大学生当基层全科医生

  如何把脉“看病难、看病贵”?权威专家又有何妙方可“对症下药”?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方积乾教授昨日在京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

  记者(下简称“记”):两会期间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成为关注热点,你能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今年会这么热?

  方积乾(下简称“方”):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一年下来没有完全解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逐步解决”,可见这个问题不简单。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直存在,并不是说它今年到了一个特别的程度,这个问题影响到民生,有钱人没钱人都要面临。

  现在很多医院闲置

  记:看病难看病贵到底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方: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谁来买单?由病人买单当然就贵了,如果在公立医院看病,一部分由病人买单,大部分由国家买单,就不会存在看病贵的问题。现在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少,投入经费只占医院运转费的5%-10%,医院要自己想办法求生存,导致以药养医,甚至出现过度检查、过度医疗这些受到谴责的现象。另一方面,现在医院规模无限膨胀,盖大楼,买高精尖设备,这部分费用最后也是病人在负担。

  记:那看病难的问题呢?

  方:现在一级二级医院很弱,患者对它们不相信,很多医院现在闲置,存在看病难的是一些知名的大医院。

  记: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你觉得该怎么解决?

  方:这个问题单一解决不行,要有全盘计划,从多方面入手:国家加大投入,发展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医院进行管理改革,同时减少药品销售中间环节、降低药价,研发医疗器械等等等等。

  记:很多专家也一直在呼吁加大医疗投入,今年投入怎么样?是不是这方面的难度很大?

  方:政府投入占总支出的百分比与去年持平,绝对数有提高。我认为发改委、财政部要改变观念,总支出的百分比要多向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倾斜。可以降一降其它方面的投入,比如行政开支还是有下降空间的。

  记:降低药价似乎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降价令经常见到,但实际降得却不多,问题出在哪里?

  方:现在药品管理很混乱,一样内涵的药有十几种名称,实行招标采购、要求降价后,生产商就换个名称,照样卖高价,或者干脆就不生产那种药;同时虚假广告太多,药品广告费很贵,谁出钱?老百姓买单。还有,现在医院卖药有15%的利润空间,越贵的药赚得越多,医院要自己创收,就难免会多开价格高的进口药。

  记:那要真正降药价该怎么办?

  方:这并非卫生部一家可以解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抓起来。

  记:你提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需要全盘考虑,但要解决问题,可以先从哪里寻求突破?

  方:可以先从农村卫生改革、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和医院内部改革抓起,一环扣一环,层层推进,急不得。

  部分公立医院可转为社区医院

  记:如何发展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你有什么好建议?

  方:发展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也非一朝一夕的事,盲目兴建新的社区医疗服务点也是浪费,可以有计划地将“生意清淡”的公立医院往社区医院转变。另外,社区医疗服务机构还面临人才匮乏的问题,大医院医生有本领,但大多是专科本领,到了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不一定玩得“转”,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发挥六大功能,需要全科医生。

  记:如何解决缺乏全科医生的问题?

  方:一方面要从大专和本科大学生中培养全科医生,既解决基层缺乏全科医生的问题,也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难题;同时也要在公立医院培训全科医生,然后让一部分医生转向社区、农村。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国家要保证社区医生的收入,国外基层医院医生挣得不比大医院少,在我们国家,开始时政府对病人不多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尤其要扶持。

  记:医改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方:刚才讲的改革都要试点,否则轻易上马又是浪费。基层医院硬件投入很容易,但没有人才软件,硬件几年后就落后了,钱就白花了。因此改革要先从“抓人”开始,“抓硬件”容易,也要避免“政绩工程”。

  ■专家把脉:医、药价格扭曲致看病难看病贵

  政府对医疗事业的垄断导致了社会医疗供给不足,最终引起看病难问题。医生给患者开药,都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两会热议的焦点。有专家指出,国家对医院的垄断、“医、药价格扭曲”等因素是国人“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

  在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北京大学卫生经济与管理论坛”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指出,政府对医疗事业的垄断导致了社会医疗供给不足,最终引起看病难问题。张维迎认为,政府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但没有权力阻止私人办医院。针对“高价药卖得好、低价药无人生产、百姓得不到实惠”的怪现象,张维迎认为,在过去的改革中,治疗价格压得过低,迫使医院采取“以药养医”政策,医、药价格严重扭曲。协和医院教授、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李大魁认为,目前我国缺乏药品定价合理标准是导致医院进药价格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医生给患者开药,都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新华社发)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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