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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就是家:春运轮回——广州火车站的一天

2006-01-19 10:25:02 南方都市报 采写:记者鲍小东 王吉陆 通讯员廖志成 胡巨华 杨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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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观察]春运忙回家 和谐靠大家 

   引言

  即使穿过隧道,地铁内也是亮如白昼。发往三元里方向的二号线地铁上,不少红蓝粗线交织的编织袋和皮箱,鼓鼓地摆放在过道里和锃亮的座椅旁边。地铁在广州火车站停下的时候,这些编织袋就随着拥挤的人流,跟着电梯缓缓上行,到达人头攒动的火车站广场。

  人群从四面八方迈着匆匆的步子,潮水一样涌到这里。他们要挨过长达几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的时间,经过重重关卡,挤上火车。然后,经过无数村庄和田野,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隧道,分散到中国内地的各个城镇与村庄。在故乡,他们度过中国最传统节日——春节,并给亲友带去大都市的最新消息,燃起那些仍然停留在故土的人们的憧憬与希冀。之后,他们再从内地的各个城镇与村庄,乘坐火车,再次聚集到广州、上海、北京这些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继续打拼到手或者没到手,幸福或者不幸福的都市生活。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无数个轮回依靠一条因过重负荷而显得遍体鳞伤、步履蹒跚的纽带维系着。

  这就是春运。

  数字

  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每天要送走超过10万名的旅客,1月15日,这个数字达到12万,旅客走后留下了大量垃圾。去年,最多的一天产生的垃圾是90吨。

  买票过三关

  1月15日上午,春运第二日。喻玉良带着“老实巴交”的老乡杨平丸,在广州天河公园乘坐公交车,10点左右,到达广州火车站,火车站仅售当天和第二天的火车票。

  2005年春节,广州市开始推行电话订票服务。旅客张国仁说,早在8日,他通过电话订了火车票,去年,他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订到了火车票。“现在买票很方便。”但是,一位欲往杭州的马先生说,他是从广州新塘赶来的,新塘有一家叫做“必顺”的票务中心,但不售票,旅客只能在旁边的电话亭用电话订票,而电话亭在电话费之外加收5元的手续费,当订到了票的旅客,再次到票务中心排队拿票时,对方又要收取5元的手续费。所以马先生宁愿到火车站来买票。

  喻玉良和杨平丸之前没有订票,因此他们只能在火车站排队购买当天的或者第二天的火车票。在有武警维持秩序的情况下,队伍有序地前进着。每隔一二十分钟,队伍才会移动一次。原来,前面设了一道关卡,两名武警守着关卡,分批放人。放进去的一批人还要坐在广场内设有座椅的等候区间内,那里同样有武警维持秩序。

  当售票厅的旅客所剩不多时,武警们才将等候区间的旅客放进售票厅,而第一道关卡的武警,再从外面放进一批旅客进入等候区间。买票的队伍因分割而格外有序,但在2004年,买票的队伍,最长达到2公里。

  广州医学院羊城医院主治医师陈文光,穿着白大褂,背着一只药箱也站在拥挤的队伍中间。他看着缓慢前进的队伍,喃喃地说,“要爬过栏杆才能进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随着队伍进入第一道关卡。

  陈文光和另外四五个医生被派到火车站,专门为旅客服务,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几次春运陈文光都被安排到火车站值班。他说,往年,没有电话订票的服务,所以到火车站买票的旅客很多,有人因为买不到票或者钱包被偷,得了精神分裂症,也有人癫痫发作,口吐白沫。

  “这些人都比较心急,希望早点买票回家,有的两天没吃饭,匆匆赶过来,尤其是一些女同志,体质虚弱,所以会出现晕厥等情况。”陈文光回忆说。而在节后,外伤的旅客比较多,又因为车箱内温度高,人多拥挤,有些旅客在下车的时候出现虚脱的现象。但是,陈文光明显感觉到,“今年的秩序要比往年好多了”。

  大约40分钟后,喻玉良和杨平丸终于进入了售票厅。喻玉良排队买票,杨平丸站在队伍的最后等待着,但是一名维持秩序的年轻警察走过来,让杨到外面等候,戴着草帽、带着3件行李的杨平丸,只好困难地移到售票厅外面的栏杆旁,但是不到几分钟,又有警察,将杨和零零散散的几个人一起赶走。

  火车站上到处可见警察和保安,一名民警在栏杆内问询处附近来回走动着。每一分钟,都会有几个人走到他的面前,询问各种情况。有人问在哪取行李;有人问从哪里上车;还有人问哪里有厕所;甚至还有人问,从广州到西安的火车,西安一站是不是终点站。

  一位老妇人哭着走过来说,她是湖北广水人,她儿子出来打工3年都没回去,她的孙子都已经4岁了。昨天她去珠海找她儿子,没有找到,今天从珠海到广州,排了很久的队,但她身上只有5元钱,售票处没有卖票给她。老人哭着对这位民警说:“你做做好事,送我回去。”

  “坐201,到救助站。”民警不假思索地说。

  对面的两个火车站问询处窗口,队伍排得长长的。这位工资不到两千、从早晨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的民警说:“就这两个窗口,这么多旅客根本不够用。他们(指旅客)都不看指示的。现在站内很单纯,除了旅客、警察和站内其他工作人员,没什么其他的人,黄牛党和拉客住宿的早就被打没了。”

  漫长的等候

  原本,火车站给杨平丸这样的旅客,安排了一个设有座椅的专门的等候区间,但是从未出过远门的杨平丸,沿着武警手指的方向,穿过这个等候区间,径直走到栏杆以外。这让后来买到车票的喻玉良找了好一会儿。

  11时48分,喻玉良终于买到了两张往湖南娄底的火车票,发车时间是20时50分。喻玉良原本想买站票,但售票员称,座票和站票价格是一样的,喻玉良只能买了两张硬座,但他抱怨说,“平时只要60多,现在怎么涨到94了”。

  买到火车票之后,只有小学5年级文化水平的喻玉良和不识字的杨平丸乱走一通。身材魁伟,脚穿解放鞋的喻玉良,背着自己的一只行李,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53岁的杨平丸虽然减少了一件行李,但是仍然吃力地背着一只编织袋,拎着一只皮包,紧紧跟在喻玉良后面。

  两人从售票处出来以后,走到退票入口,无视“退票入口”直接走了进去。马上有武警过来赶他们。恰好这时候,也有人从这里进出,武警又过去阻拦。趁此混乱,两人都跨过栏杆,进了安检处,继而进入站内。随后,两人从第一候车室逐次走到第五候车室,但都在门口时被人拦住。

  喻玉良大为不满。最后,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的火车发车还早,尚没有安排候车室。

  为了疏导旅客,广州火车站广场上设了8个候车棚,凡是在3小时到24小时以内发车的旅客,都等候在广场上的候车棚里。每个候车棚分别标识着火车班次、开往的方向以及发车时间等信息,旅客们可以凭票对号进入这些候车棚,等候火车站安排进站的时间。进站以后,他们才可以进入站内候车室。

  两位提前24小时就来到火车站的重庆小伙子,被候车棚门口的两名工作人员拦住,两名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他们是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两伙重庆小伙只好将行李寄存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餐馆里,这家餐馆的2楼设有储存行李的房间,一件皮箱收费8元,其他普通行李每件5元。因为担心行李丢失,两人只好守候在房间门口。

  这家餐馆的女服务员,一边擦桌子一边向每位食客兜售火车票。而一位欲往昆明的小伙子,背靠着皮箱,抱着两只膀子,坐在餐馆幽暗的角落里。他说,餐馆的老板答应带他直接上火车,并允许他在上车后才支付50元的报酬。

  在这家餐馆对面的士多门口,来自江西上饶市益阳县的邵德胜,询问打电话的价格,但是一个年轻男子对这个62岁的老人一阵呵斥,“要打就打,罗嗦什么”。而在邵的旁边,有人打了两三分钟的电话,收费18元钱。老邵不得不走了近两公里路,才与在广州打工的侄子通上电话。

  因为误闯而太早进站的喻玉良,很想出去逛逛,但是在看到车站外人流熙攘的场面,只好又退了回来,乖乖地和杨平丸一起坐在一楼大厅的墙边。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火车站才会安排他们的候车室。

  困难,也要回去

  此时,重庆合川的罗小兵和他的女朋友,等候在广场上的第八候车棚里。旅客,有人在磕瓜子,有人睡在地上,身下垫着报纸,有人围在一起打扑克。空气里弥漫着橘子皮、瓜子壳、臭袜子和人体的味道。从不时爆发的大笑声中可以发现,兴奋是这里的基调。

  前一天晚上,罗小兵坐汽车,从厦门到广州,路上需要8小时。他的朋友已经帮他们订好了晚上6点的火车票。

  罗小兵说,厦门有直接到重庆的火车,全线48小时,但是1月6日,他去买票时,被告知12日和13日的票都已经卖完了,所以只好坐车到广州。而广州到重庆大约需要38小时。

  “太远了,来回在路上要花一个星期,春节又太挤,所以几年才回去一次。”罗小兵说,2003年,他和女朋友一起到厦门,今年是第一次回家。

  罗小兵身旁,来自湖北黄冈的张国仁夫妇,出来打工已经7年,每年春节必须回家。“回家困难一点没什么,2003年非典时那么困难,我们都回去。现在坐车需要十六七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是心里不一样。”

  张国仁夫妇舍不得买卧铺票。在湖北黄冈老家,年老的父母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儿子已经读中专,女儿正在读初中,家庭负担不小。尽管如此,张国仁还是每星期必须打两个电话,星期六,打给住校的儿子;星期天,打给在家的父母和女儿。

  “和他们沟通,不要沾染不好的习惯,用我们打工的辛苦,教育他们在家学习用功一点。”张国仁说,“每次都是半小时,有时候1小时,苦口婆心地讲。还要问问他们,生活上需要什么啊,学校环境、老师教育水平等等,了解孩子的情况。”

  “春节回家,他们(指其子女)最喜欢了。因为一年到头,回去总会带一点东西。”在张国仁看来,春节一年一次,一定要回家的。“要是平时回去,没有节日气氛,打工的都出去了,小孩也上学了,没人玩,回去就没意思了。”

  春节期间,他除了要和父母谈谈工作,谈谈收成外,还要了解老人有什么不方便,以及家里的收成,更主要的是与孩子培养感情。“虽然平时电话联系,但总不如当面交流。”

  今年春节,罗小兵最大的事情是结婚。1999年到2002年,罗小兵曾在顺德打工,那时候,他春节回家,也都在家呆着,帮父母做点事情,“只要想做事,事情永远做不完的”。

  晚上10点,马上就要进站了,第七号候车棚的旅客全部站了起来,并尽量往前挤。候车棚内立即露出遍地的报纸、果皮等垃圾。据了解,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每天要送走超过10万名的旅客,1月15日,这个数字达到12万,旅客走后留下了大量垃圾。去年,最多的一天产生的垃圾是90吨。

  环卫工人袁兴文,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挥舞着扫把,所到之处,烟尘斗乱,报纸、果皮飞扬。从2002年10月份调到火车站以来,袁兴文经历了4年火车站春运的场面。袁认为,与往年相比,今年火车站的秩序好多了,“我们刚来火车站的时候,抢劫的、偷东西的很多,今年没什么。原来我们经常捡到钱,今年什么都没有了,这就证明了今年的治安好了。”

  来自贵州安顺的程江红显得十分兴奋,在这个临时候车棚里,他已经整整坐了近8小时了,一步也没有离开。想到回家,程的心情特别激动,晚上11时24分才开的车子,他于上午10点就从厂里出发了,“看着厂里其他人打包准备出发,我也坐不住了”。

  原来,2005年7月,程江红是第一次出远门,到东莞的一家制鞋厂打工,之前的4年,程一直在昆明打工,回家只需50元的路费。在东莞,程江红一个月能挣1700多元,“在我的打工生涯中,还是最高的”。

  “这半年的收入,在家里能顶得上大半年了,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另外,在这边也学到一点东西嘛,可以跟他们谈一谈。”程江红喜上眉梢地说。工作之余,程跟着朋友学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因为“在这边每天就是挣钱,但对人生没有太多的帮助,回到家里还是这样”,他想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天下午,在第三候车棚里,汉口的任少彬独自坐在一套音响上,这是他带回家最大的物件。而他春节回家还有另一层意义,“要去山里弄点柴禾回来,给老婆和父亲平时用,父亲78岁了,老婆一个人在家不容易”。

  任少彬在广州打工快6年了,只有一年春节没有回家过年,“我也想回家,但是老板不肯放,工期很紧,我老婆打了两次电话给老板,让他放我回家,但是没办法啊!”

  大年三十晚上,他只能打电话回去问候家人,“大年三十电话也不好打,村里只有一部电话,很多人排着队打,线路太忙了。几个老乡一起去打,就不怕了,打通了就换班接听说话。家里每个人都来了。也不能说很久,说了一会儿,就给老乡了”。

  前面就是家

  每天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背着大包小包、不辞辛苦地赶往千百里之外的故乡,和亲人团聚,环卫工人袁兴文十分羡慕。

  袁是重庆长寿区人,1988年到广州,一直在越秀区从事环卫工作。由于工作成绩优秀,2000年,转为合同工,每月比临时工多几百元。现在,他已经定居广州了,妻子和孩子都在身边。但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母一人在重庆老家。来广州将近20年的时间里,袁仅回去4次,“只有一次是回去探亲的,其他几次都是有事。赚钱不容易,不能每年赞助铁道部”。不过,有几年,母亲来广州来过年。

  今年春节,母亲又将是一人在家过年。袁兴文说:“春节是最忙的,所以回家不可能,从1988年到现在,我没有一次是在春节回家的。”

  但是袁兴文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心愿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想回家过一个春节”。因为袁至今还十分怀念在家乡过春节的感觉,“记得以前过年,放鞭炮啊,走亲戚啊,亲情观念比较浓,现在的人亲情观念没有那么浓了”。

  1月15日下午1时45分,随着候车室铁栅栏的打开,乘坐A350次火车的旅客们,拥向站台,旅客任少彬背着一套音响夹裹其间。候车室里,立即喧嚣混乱了起来,有人脚踩座椅,从一条过道爬到另一个人少的过道。

  跑在最前面的面带喜色,不时回头看看身后的队伍,后面的人,拖着皮箱,拎着皮包,扛着编织袋,匆匆忙忙跟着队伍一路小跑。站台上立即想起了轰隆隆的声音。

  通往站台的通道口,客运值班员钟洁群,手提喇叭,大声引导旅客们下隧道,但是总有人脱离队伍,跑到最近的站台,钟洁群只好用更大的声音,喊他们回来。队伍中,两个旅客争吵起来,因为一方的行李冲撞了对方。有人皮箱的把手坏了,不得不抱着皮箱蹒跚前进。

  钟洁群说,客运值班员的工作就是“组织旅客进候车室,组织放客上车”,而引导一趟车的旅客,往往需要二十几个人在不同的位置配合工作。

  春运期间,钟洁群每小时重复几次这样的工作。据了解,广州火车站每天日常中转和始发103趟列车,春运首日(1月14日)加发33趟列车,15日更加发38趟。

  下午2时,2000多名旅客终于走过了通道。这时,已经过了原定的发车时间。而下一次列车的旅客又开始拥进站台,钟洁群再次指挥着队伍前进,但直到这时,仍然有旅客拿着A350的车票过来询问去哪里上车。

  2时20分,晚点的A350次列车终于开动了,经过了一系列的奔跑和拥挤,又挤出地方摆好了行李,旅客们终于喘着粗气,坐了下来。

  但是,他们的旅途并不轻松。来自安徽的陈先生心有余悸地说:“上次春节回家,火车上人挤人,连厕所里都站满了人,上厕所比买火车票还难。女同志急了就更难堪!”

  几天前,陈先生买了几包成人纸尿裤“备战”。据媒体报道,成人纸尿裤平时的销量非常有限,而春运却带来了商机。

  春节以后,程江红、张国仁将会再回广东,而喻玉良和杨平丸将衣服、被子全部带回家,他们将不再回来了。喻玉良说,两个月前,来广东时,老板承诺,每月1500元工资,但是他们来了两个月,只拿到三四百元钱。

  对于喻玉良和杨平丸们来说,火车尽头的家,是他们疗伤之地,他们要在那里积蓄春天的力量。(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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