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到底是什么令“双抢”案件抬头，令路人神色紧张、缺乏安全感？记者分别就此请教了几位行政学专家、法学专家及权威部门官员，他们从四方面进行了分析。

　　原因1：收容制度废除后管理措施未跟上

　　受访时，多位专家和官员不约而同提出，收容制度废除，而其后续管理措施未跟上是促使治安案件抬头的直接主因。“我毫不怀疑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的必要性，”中山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任剑涛教授说，“由于它废除得太突然，导致执法部门一些职能迅速衰变甚至缺席，而新的、可靠的管理办法又没有跟上，问题就产生了。”

　　广州市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古穗成亦在一开始就对收容制度的取消表示了认同：“收容制度的取消是我们一直所盼望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收容制度曾承担了一定的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在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后，由于没有任何的后续措施，必然会造成现在的治安形势有所恶化的后果。古穗成称，从另一种意义来理解，“这样的后果是我们社会进步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任剑涛教授分析，按普遍规律，这样的过渡期也许还将延至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即使公安部门已经着手努力改善广州治安状况。

　　原因2：执法者有畏惧罪犯心怀侥幸

　　广东省政协委员王则楚认为，孙志刚事件以后，收容制度被取消，国家加强了对公安部门的依法行政的规范，“公安部门在执法上的压力变得比以往更大”，他提出，在多重压力下，一些公安人员错误地误解了依法行政与依法保护社会治安之间的关系，抱着宁愿少做也不要犯错的心态，以前敢管的一些事现在不太敢管了。

　　上述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在新旧制度的交替下，可能一部分民警会感到无所适从，害怕把握不准；还有一部分人为了避免犯错误，宁可无所作为。”

　　相反另一面，一些犯罪分子通过有关的宣传途径了解到政府日渐以此强调对人权的保护，加上国家取消了收容制度，以为对于一些不容易抓到证据的案件便处理不了，因此存在了犯罪的侥幸心理。专家分析，以上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也是造成最近治安形势有所恶化的原因之一。

　　原因3：治安不稳根本原因社会处于转型时期

　　广州市人大代表黄建水提出，社会治安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现在才突然出现的，“从最根本上分析，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处在转型期，其中便会派生出很多的不稳定因素，加上广州是一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其自身就会有一些易引起治安问题的不利条件，如外来人口的膨胀导致流动人员的增多，这些问题一旦到了被激化的时候，其负面作用便会突显；又如就业形势的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失业大军中去，被生活所逼之下的他们就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知名学者艾晓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并不认同把治安恶化简单归结为收容制度的取消，她认为目前广州治安暴露了其在依法行政上一直存在的老问题。而更深的原因在于，“我们应该看到，光把城市发展好是不够的，只要农村问题没解决好，农民就肯定要进城；进城路有再多的血泪，农民还是愿意看到一丝希望，因为农村实在太苦了；但如果当他来到城里，同时看不到希望，就可能会成为城里的治安隐患。”

　　原因4：部分执法人员执法积极性不高

　　广东省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陈文椿教授告诉记者，对于目前广州出现的治安抬头情况，他早已经注意到，但他不认为这跟废除收容制度有什么直接关系。“违法犯罪跟收容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在过去，被关到收容所里也很少有违法犯罪的。”基于此，他认为废除收容制度对治安影响不会太大。

　　对于目前广州治安案件频发的现状，他的看法是，“它暴露了部分执法人员并没有执法为民，更多是执法为私！”这位旗下弟子大多为在职执法人员的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收容制度没有被废除前，抓人是有奖金的，因此一部分人对此积极性很高；收容制度废除后，再不让抓人了，也没有奖金了，相反如果不小心抓错，还要受到处分和投诉，这样一来，有些人当然积极性就不会太高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陈文椿教授所言“有一定道理”，但他同时告诉记者，收容制度未被废除前，因为大多时候资金无法及时到位，执法人员和有关收容工作人员收钱也是“不得已的”。（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