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昨日（7月3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42岁即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我国著名数学家、科学家朱清时教授来到中大，在中大与牛津大学联合开办的国内首个研究型大学高层培训班上演讲，引起各高校高层管理者对如何建设现代大学，如何培养有影响力的人才等问题进行深刻思考。之前，朱清时院士与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教育家李延保教授一起接受记者专访，他们的一席思想碰撞给人启迪。

　　大学对人才的培养才是长期的，只看重大学短期内能不能给本地经济带来多少收益多少回报是不正确的

　　记者：现在社会非常关注高等教育能不能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中科大的科技创新能力非常强，你们觉得现代大学与服务当地经济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朱清时：大学对人才的培养才是长期的，只看重大学短期内能不能给本地经济带来多少收益多少回报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大学对地方经济、国家发展的作用。例如中科大毕业生张亚琴，他现在在比尔。盖茨手下当副总裁，也一直在帮助中国微软事业的发展，他在国外对祖国的贡献比在国内大很多倍。希望大家能够从长远、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对地方经济的贡献。

　　李延保：中大地处中国的南方，如果把中大建设成一所与广东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地位相称、与广州国际化实力相称的国际一流大学，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广东很希望有一所品牌大学，不仅仅在国内，还要在国际上知名。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大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学，我们就有影响力，能够多些机会请来像朱清时教授这样的著名学者，请来像牛津大学那样的国际知名学府，到广东来开研讨会，来交流，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先进文化先进理念带到广东来，我们也能吸引更多的一流人才到广东来学习、工作；中大培养的人才绝大多数留在广东，可以说中大是可以为广东提供很多高层次精英人才的。

　　就像自然界生物多样性那样，学校也应各有特色，合起来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教育生态系统

　　记者：但是也有学者在思考，大学在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品质，这其中有无矛盾之处？

　　朱清时：现在中国大学受到的行政干预比较多，例如，大学每年招生多少之类的问题都不是学校完全能决定。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不一样，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点。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校学生永远都不会超过两千，规模小，但培养出来的个个是精英。

　　也有像哈佛大学这样的航空母舰，学校很大，各方面都很出色。就像自然界生物多样性那样，学校也应各有特色，合起来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教育生态体系。中国真的很需要办各种各样的大学，大家都办出自己的特色，各个大学间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建立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系统。

　　李延保：中科大是中国大学中的精品，其责任是为中国的科技进步谋求更大发展。而中大是喝珠江水成长的，她的发展必然要与广东的人文地理、教育进程、经济发展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广东也给予了中大宝贵的发展空间。

　　因此，中大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要坚持教育的规律，同时密切注意怎样利用学校的长处为社会服务。而这其中，也有一些矛盾：我们希望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为广东提供高层次的人才，但广东又需要大量的高品质的本科人才，省委、省政府也希望中大能在本科扩招的政策中有所作为，对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有效可行的机制来解决扩招带来的问题，既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

　　中国的大学非常缺乏“创新”文化，这种缺失是骨子里的。我们必须反思一些教育体制，例如高考

　　记者：现代大学都讲文化底蕴、校园文化，这个说来容易，实际上，底蕴是怎样凝聚起来的？

　　朱清时：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大学非常缺乏“创新”文化，这是校园文化很重要的一种。这种缺失是骨子里的，如果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反思我们的一些教育体制，例如高考。学生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为考试而学习，压抑了自己的特长和好奇心，也压抑了他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创造能力。而要有创新文化，要有创新精神，就需要学生们把骨子里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激发出来。另外，我们的教学长期以灌输为主，注重知识的连贯性。我们整个教育体系要从追求知识的连贯性，转变为以学生兴趣爱好为核心，让学生学会自学，学会创新。

　　李延保：大学之为大，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拥有大师和优良的人文环境。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寻求各种资源，最需要的还是寻求一种真正的大学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这些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是以学术文化和道德文化为准线，逐渐积淀形成鲜明独特的校风。

　　一所好的大学要懂得扬长避短，把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发挥到极致

　　记者：中大在广州这样浓厚的商业气息中发展，你们觉得这对于大学来说，是幸还是不幸？

　　朱清时：我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建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中心，因为在市中心，很多精英分子集聚，讲课也好，听课也好，信息交流极其方便快捷，这些是它的“幸”。“不幸”的是，学校和社会零距离，社会很多问题例如治安都在影响着学校，而且它的校园也很小。一所学校总会有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而一个好的学校是懂得扬长避短的，把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发挥到极致，把对自己不利的方面克服到最小。和哥伦比亚大学相反的是达特茅斯学院，它处于一个极其偏僻的小镇上，交通非常不便，但也因此少了很多世俗的浮躁，学生们都一心一意地做研究，它依然是世界一流大学。

　　李延保：环境是历史客观造成的，我们没得选择，但是后面的发展是可以努力的，关键是看我们能否发挥环境的好处，把好的一面做到最精致，克服环境的坏处。像中大珠海校区，它环境很好，但缺少文化氛围，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多派优秀的教授学者到珠海授课开讲座，在培养其文化氛围上大做文章，以弥补新建校区文化底蕴的缺失。

　　一所大学是不是品牌，关键看它能否培养出大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社会的影响力有多大

　　记者：要创造一所品牌大学，现在不少说法是要出科研成果；还有一种说法是培养出好的人才，就算没有科研成果，好的学生也能为学校创出品牌来。

　　朱清时：一所大学好不好，我认为关键是看它培养的学生对社会的作用大不大。就像评价一个工厂好不好，是看它出来的产品好不好一样。科研是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平台，所以科研好，往往容易培养出好的学生。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一些学校，例如印度理工学院，它培养的学生是印度软件发展的中坚力量，它的学生还没毕业，全世界大的软件公司就来预订了。

　　这个学院没有什么科研成果，但没有人能否认它是世界一流大学。

　　李延保：我很同意朱校长的看法，学校的品牌主要是在历史中积淀起来的，科研成果在短时期内对社会的影响也有助于提高学校的声望，但从长远来讲，最重要的还是它曾经拥有过的大师和培养出来的人才。例如西南联大曾经培养出160多个院士，中科大也培养过37位院士，这些大师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学生对社会的影响，才能真正体现出大学的价值。中大培养的学生很多对广东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两任省长都毕业于中大，这是学校的骄傲，也是中大品牌的地位。正因如此，我们学校提出一定要善待学生，坚持用最好的资源去培养人才。

　　不一定所有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每一所学校都应有自己的明确定位，不要一窝蜂地去发展研究型大学

　　记者：现在中国很多高校都在说要建设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是不是非研究型大学在中国就没有前途？研究型大学才有出路？

　　朱清时：恰恰相反，现在国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非研究型大学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型大学能够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精英人才，而非研究型大学是为社会培养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如果没有这些高素质的劳动者，这个国家的发展也没有希望。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最缺乏的人才，是高水平的技术员、实验员、高水平技工等人才。现在美国非研究型大学发展很快，他们叫社区学院，已经占所有院校的43%，专门培养劳动者的素质。不一定所有一流的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有自己的明确定位，不要一窝蜂地去发展研究型大学。

　　李延保：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研究型大学要发展，就要培养学生求实的精神。科学研究需要求实、扎实的作风。这些作风很多时候是靠教育者的影响和传承。例如我们中大历史系的陈寅恪教授，他为我们学生树立了一个淡泊名利、做真正学问、做高深学问的典范。陈寅恪教授到过十多所大学读书、做研究，却不曾有过什么硕士、博士文凭。但梁启超先生认为即使像他自己那样著作等身，还不如陈寅恪教授寥寥数百字有价值。今天，历史系的教授们仍坚持陈寅恪教授那种对学术的“敬畏”，在广东这样一片喧闹中孜孜不倦做学问，连续出了两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也应该算是这种学风的必然结果。（编辑：李美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