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加快推进城镇化，必然会遇到很多政策上的障碍，甚至可以说，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城镇化的“瓶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

　　时下有两种现象必须引起重视：一是“非城镇化的工业化”，这种情形表现为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经济效益低下，环境污染严重。二是“非城镇化的非农化”，这种情形在农村表现为非农人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影响城镇规模效益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在城市中则表现为“城中村”。“城中村”的存在对城市建设和管理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出现以上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当我们进入工业化时期之后，没有及时全面地推行有效的城镇化政策，有的只是修修补补，甚至夏着冬衣，缺乏通盘的制度考虑。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分割体制。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已成为推进城镇化的最大障碍。比如，表现在为人诟病最多的户籍制度上，珠江三角洲的外来打工人员已占总人口的45％左右，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当地户籍人口的几倍、十几倍，但由于原有的户籍制度，这些人整体地被视为“异乡人”，城镇生活中没有对他们合理安排，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健康的城镇居民社会，而是一个“外来打工者社会”，到处充斥着游移、隔膜的目光。

　　与城镇化不相适应的政策和体制还有许多。比如现有的土地管理制度，就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农民既不愿意放弃建房收租、土地分红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又很难凭借土地使用权得到的收益迁入城市安家立业。又如，在行政区划的设置上，存在缺乏整合度的问题，一些城镇的发展建设已高度关联，但行政体制却各自独立，造成人为分割。还有，在管理体制上，区域协调体制不健全，相邻城市和地区在追逐和保护地方经济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带来资源浪费、效益低下问题，等等。

　　由此看来，加速推进城镇化，关键在于能否创造一个有利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宏观环境，尤其是制度平台。制度建设，将是广东城镇化发展的一大任务。

　　近几年，广东省各地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在制度创新方面进行了大胆实践，做了不少探索，取得了明显成就。广州市对番禺、花都撤市设区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广州市原来受行政区划的制约，无法对番禺、花都、增城、从化4个县级市的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统一考虑安排，造成工业布局难以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城市资源配置难以优化，公共设施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番禺、花都划入城区之后，对促进广州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产生了重大“综合效应”。

　　顺德通过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大大推进了城镇化。顺德在2001年下半年对不适应城镇化要求的农村股份社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对股份社进行清产核资、股份固化、资产量化，使农民的股本金转化为社会资本金，有利于农民进城居住和创业，实现离土又离乡。并通过推动村委会职能从发展经济为主向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转变，及全面固化村民住宅建设用地、规范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办法，改革集体土地流转制度等，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素来“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就应该与时俱进，对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城镇化发展的过时的、僵化的政策、体制、机制，大胆改革和创新。目前，广东省推进城镇化的工业化动力强劲，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如能全面解除制度性束缚，创造一个有利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宏观环境，必将迎来一个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春天。（编辑：何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