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她哭了。眼泪顺着她清秀的脸无声地流下来。泪是凝重和继续的，有如她不大善于辞令的间断与停顿。

　　她叫曾艳梅，是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护士长。长期一心扑在工作上，至今依然单身的她，年三十晚赶回增城，和家人吃了一顿团年饭。第二天，大年初一清早，就风风火火的要走了。年迈的老父亲问她：“今年，你好不容易能回家过年，怎么就急着走？是不是约了男朋友？如果是，那我就不拦你。”望着一向焦急她终身大事的慈爱父亲，她安抚地笑笑，只说医院有事就离开了。她不敢说，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疫魔正肆虐羊城，她回去就是和它作殊死的战斗——她怕老父再为她添一份挂心。

　　她回到医院，正赶上唐小平院长召开的中层干部会议。

　　“各位同仁，广州正流行一种叫‘非典’型肺炎的传染病。上级指令我们市八院，从明天起，就开始接收这类传染病人……”

　　唐小平个子不高，黑黑实实的，在街上看见，你还以为他是当年回城的知青呢。我越来越怀疑“看相”，其实，从一个人的外表是很难看到他的内涵的。单看唐小平的相貌，如果你能知道他是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病毒性肝炎及艾滋病优秀专家，兼任广东省传染病与寄生虫学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传染病学会主任委员，是广州市级医院最年轻的院长，本年度“广州十大杰出青年”，那我就服你了。

　　当然，如果细心看，你会发觉唐小平的眼睛很睿智，非常有光彩。

　　光看这双眼睛，就知道他不是等闲之辈。

　　唐小平院长原准备携心爱的妻子，与父母亲一起到深圳过春节的，疫情一来，一切让路。“今晚就是不睡觉，也要把明天收治传染性肺炎病人的全部准备工作做好。”他继续动员说。

　　市八院也叫传染病医院，几里远也可以看到病房大楼上的这个招牌。除了收传染性肝炎病人之外，还专收艾滋病人。这两种病都是接触性传染病，你不接触病人及其物品，就不会传染上，明天要收的，却是呼吸性传染性，病毒弥漫在空气中，如何进攻和防守，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官还是兵，都是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战斗。

　　“现在离明天8点，不到20小时了——开始行动吧！”

　　唐小平不仅是专家，作为院长，他还是一线总指挥。他胸怀宽广，视野开阔，具有卓越的组织管理和统领全局的指挥才能。从前方到后勤，从临床到病房，一个召之能战的红色方阵，就这样让这位年轻的统帅排列好了。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战争，说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刻不容缓。

　　初二早晨，一辆辆呼啸着的急救车，把第一批“非典”病人送进了医院——战斗正式打响了。

　　感染科主任蔡卫平首当其冲。他对病区里每一位病人都细心检查，认真处置。那时，对非典型肺炎的认识，还处在相当原始的阶段。既不知道它的来源，也看不清它的面目，诊断标准更没有形成。全凭医生的仁心仁术。

　　一个男孩只有七、八岁，听诊发觉他心肺有杂音；叩诊发现他心界扩大。蔡卫平主任想，这小病人可能患有右心衰竭合并肺积水，而不像非典型肺炎。假如真是这样，把他留在“非典”病房，岂不是要他的命？在战场上，我们既不能放过敌人，也不能误伤自己人，战士是这样，医生也是这样。想到这里，蔡卫平主任马上组织会诊，一旦确诊小男孩不是非典型肺炎后，立即为病人转科治疗。

　　有幸了，小男孩，蔡医生让你远离了死神！如果你碰上“宁杀错，不放过”，那你就惨了。据说，某地某医院某院长，为了怕引起社会恐慌，竟然下令门诊的医护人员不准戴口罩！小男孩，如果你遇上他，说不准会有另一种命运在等待你。

　　“非典”病人如潮涌来，短短几天就升到150余人，仅2月6、8日两天，每天就收治30人。病区的医生护士全都踩着秒针上班，一直干到深夜1点。每天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即使穿着最柔软的鞋，脚也打起了泡；而且，许多路是推着导弹一样的氧气瓶跑的。2月，是广州最寒冷的月份，被汗水湿透了的内衣，被寒风一吹，冷得又不由得直打哆嗦。护士胡嘉茜、郑淑芳，护士长农菲、医生何凯茵由于加班过度疲劳，累得晕倒在病房，醒过来后，又投入紧张的战斗。

　　住院医生施海燕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她惦挂着家里患心肌炎刚刚痊愈的不满两岁的儿子。实在忍不住了，就打电话给儿子，和他说说话，给他唱一首儿歌。当电话里传来儿子给她的亲吻声音，她再也忍不住了，放下电话就痛哭起来。

　　病房很快爆满了。2月8日，遵照卫生局指示，唐小平马上开辟第二战区——“非典”二病区，由博士医生张复春主任挂帅。

　　张复春是个感情丰富、容易激动的汉子。在我采访他之前，我已经在《广州日报》上看到他面对媒体的麦克风痛哭的照片。男儿有泪不轻弹，能让一个堂堂七尺汉子怆然泪下，必定有许多令他为之动容的事情。他很少谈自己，说疫情，说病人，说到他那些前仆后继的同事，他止不住又涌上了泪水。

　　张复春受命于危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招兵买马，首先他要招20余名精兵强将——护士、医生。消息一传出，报名者竟超过50名。

　　新世纪最可敬的人啊，难道你们不知道“非典”一线的艰苦与危险？难道你们不知道上“非典”一线，就意味着面对死亡？

　　啊，这一切的一切，你们都知道，为了更多家庭有重聚的欢笑，为了少产生一个“非典”患者，你们义无反顾地来了，带着一颗救人于水深火热之心。

　　就在张复春开辟“非典”第二病区这一天，“毒王”要从中山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转过来。

　　这个“毒王”姓周。1月30日，也就是年廿九，他高热咳嗽，呼吸困难，危在旦夕，住进了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后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按有关规定转到三院传染病区。就那么不到48小时，他不仅把抢救过他的医生、护士传染，甚至连运送他转院的司机，也被他严重的毒性击倒了——这位司机就是后来以身殉职的范信德。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毒王”要转到市八院。

　　收，还是不收？这是市八院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收嘛，当然可以找到顺理成章的理由：本院床位告满，正组建新病区，目前无法再收治了，很对不起——事实上，有个别医院就是这样做的。

　　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唐小平对大家说：“我们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救治传染病是我们的天职，怎能拒收呢？如果我们不收，他就没有地方去了，只有等死了。”

　　绝不能让“非典”病人等死，即使“毒王”也不例外。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市八院上上下下达成共识，终于把这个撂倒了两间大医院的“毒王”收了下来。市八院不仅收了“毒王”，紧跟着，还把被其传染上的18名家属也收下来了。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奋勇和博爱啊！

　　“毒王”驾到，唐小平立即率领张复春、蔡卫平等将士披挂上阵。

　　打头阵的是张复春主任，他第一时间到病房现场指挥抢救。在抢救众多非典型肺炎病人过程中，张复春发现死亡病例均合并二重感染，且病人的T淋巴细胞亚群显著下降，率先提出了细胞免疫缺陷及损伤，是造成多器官损害以及合并感染的重要原因，据此，他们对“非典”病人试用增强剂治疗，收到较好的效果。这项发现在多家医院推广后，提高了危重病人抢救的成功率。

　　“毒王”被镇住之后，在唐小平的红色方阵中，杀出一员女将，她就是陈燕清主治医生。别看她像林妹妹般弱不禁风，性格却像史湘云一样活泼开朗，喜欢笑。果然，她进出SARS敌阵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至今竟毫发无损。在院长唐小平的指挥下，她和张复春、蔡卫平、农菲等医护人员一起，与“毒王”展开浴血奋战。

　　这里没有刺刀见红的拼杀声，但敌人都是看不见摸不着、不知来自何方的隐形职业杀手；这里没有冲锋陷阵的号角声，无声的战斗却十分惨烈。连续作战13天、日夜奋战疲惫不堪的蔡卫平主任开始发烧了；与病人作零距离支纤镜检查、一做就是十多个的陈劲锋主治医师也中招了；跟着，有20多位医务人员相继被传染上。

　　身体魁梧的蔡卫平，刚发烧时还不太在意。病人一双双求生的眼睛，令他不忍心离开病房去休息。他坚守岗位，坚守阵地，直到2月1 9日病情加重，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才不得不住入自己医院。即使在隔离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他的病人。他躺在病床上，用手机遥控指导科里的医生工作，回答各病区甚至外院医生的咨询，接受报社、电台记者的采访。

　　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上氧气罩和呼吸机都不见好转的程度。

　　作为医生，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在SARS最猖狂的时候顶不住，自己就玩完了。此时此刻，他真有一种自己快不行了的感觉。

　　……才41岁，生命难道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就这样离开远在湖南读书的女儿，连最后见她一面的机会也没有？难道就这样离开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相亲相爱的妻子，让她留下永远也无法愈合的创伤？

　　难道就这样离开每日颤颤巍巍给自己送汤水的老母亲，让她老人家白头送黑头？有多少事还没有做啊，国家正是用我的时候；有多少病人还在等着我，等着我去重唤他们生命的光彩……

　　SARS无情人有情。晚上九点，蔡卫平的妻子倪仁芳（同院护士长）

　　尽管看见戴着呼吸罩的丈夫，像往常那样，一再打手势叫她走，赶她尽早回家休息；但今夜不同呀，她从他那从未出现过的发绀的面容，感觉到他极度的痛苦；从他不寻常的急促呼吸，感觉到他生命的危殆；从他苦苦挣扎的眼神中，感觉到他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望。她明显预感到，丈夫的生和死就在这一夜了——对付恶魔SARS，眼下还没有特效药，挺得过去就生，挺不过去就死。今晚，我怎么也不能走……说不好，生离死别就在今夜了。就这样，深情的倪仁芳坚持留下来，陪丈夫度过了最危重的一夜。

　　战友纷纷被传染上，并没有把身体纤弱的陈燕清吓倒，面对着高度的传染危险，面对死神的威胁，她每天多次进入“毒王”的病房，动态观察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的数据变化，面对面为病人吸痰、取痰、采集口腔分泌物。那都是极毒极传染的东西呀，但为了救死扶伤，为着收集第一手临床的宝贵资料，她明知山有虎，也向虎山行了。

　　经过几天舍身忘死的奋战。终于把“毒王”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毒王”苏醒了！

　　这位迈出了地狱之门的水产商，当他能说话时，问了医护人员一句很有性格的话：“我这次病要花多少钱呀？”他哪里知道，为了抢救他，先后60多个医护人员倒下了，中山二院的范信德，中山三院的邓练贤甚至献出了生命。他（她）们付出的代价，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衡量？！

　　当周先生得知他18个家人也住进医院后，十分忧心。陈燕清医生马上到有关科室病房，逐一了解他家人的病情（后来周先生的岳父岳母不治去世），逐一向他作详细的交代，消除了他的焦虑，鼓励他树立最终战胜病魔的信心。

　　她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每天下班前，她总是逐一巡查危重病人，调整、查对呼吸机和心电监护的每一个数据，对值班医生详细交代注意事项，才放心地离开。在科室里，她几乎包下了所有星期六、日的值班。某日一位当值医生拉肚子，临时又找不到别的医生顶替，她马上说：“我来顶他的班。”这一顶，就是28小时，此前，她才刚刚值完夜班呢。

　　三间医院艰苦卓绝、人梯式的战斗，终于把“毒王”降住了———3月18日，周先生康复出院。他紧紧地握着医生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做了一面锦旗送给医院：起死回生，再世华佗。

　　华不华佗不重要，重要的是，压在唐小平院长心中的层层石头，总算落下了一大块。

　　这些日子，从早晨忙到凌晨，虽然已经疲倦不堪了，但却无法入睡，即使吃下安眠药，他还是睡不着，人命关天啊，怎能不紧张！市八院又是广州抗击“非典”的主力部队，收治的“非典”病人，占全市四分之一以上。作为一院之长，每天有多少事情等着他安排、处理；有多少会议等他主持、参加；有多少指名道姓的采访要他接待；有多少“非典”难题需要他付出心血研究探索……他弟弟做颅脑外科手术，他忙得实在无法抽身照应，直到弟弟手术后第三天，他才满怀对胞弟愧疚之情，挤出一点点时间到医院探望。好不容易合上眼，又常常被猝然响起的电话惊醒，幸亏他有牛一样的身体，不然早在这超负荷的工作中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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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艳梅依然擦着泪。我知道，她肯定不是为自己流泪，一定有什么刺痛了她的心。在我一再的追问下，她终于说了：有个叫邝玉叶的护士，因工作的需要，医院调她离开“非典”病区，到其他科工作。

　　她却不走，坚持留在“非典”一线。“哎，当时，我怎么没下死命令叫她走呢……现在，她发烧了……我很内疚……”

　　说着，她又掉泪了。真是一位铁骨柔肠的姑娘。她自己冲锋陷阵，连眼也不眨一下；看见同伴倒下，仿佛自己没有为她作好掩护一样。

　　看她的样子，比自己染上“非典”还难过，好像自己去代邝玉叶发烧，才好受些。

　　是啊，危难见真情，危难见真人。怪不得世界卫生组织著名流行病、传染病学家马奎尔博士到医院视察时（4月6日）说，你们所有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都是英雄，都应该获得一枚勋章。

　　我写这篇报告文学，只采访了5个人，只写了他（她）们所做的许许多多事情的一小部分。我相信，更多的英雄是无名的，更多感人的事迹，也无法一一见之于传媒、报刊。同时，我又相信，即使这样，千千万万的白衣战士，还是一如既往，执行着他（她）们神圣的职责。

　　最后，我想对无名的白衣英雄说：优秀的始终优秀，毋须由别人来定义；做人，实比名大。（编辑：冯怡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