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政纲领的角度解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南方网讯  所谓执政纲领，也叫治国纲领、施政纲领，是执政党指导自身执政行为的理论主张和行动指南，也是执政党用以赢得全国人民信赖和拥护、凝聚全国人民思想、鼓舞全国人民斗志（亦即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旗帜和庄严承诺。一个现代政党要执政，必须有执政纲领；提出和实施的执政纲领符民意、得民心，便能赢得和巩固执政地位，反之则有被人民唾弃的危险。从这个角度解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可以对其丰富内涵有更具体、更深入的新认识、新体会。

　　江泽民总书记很早就提出要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巩固执政地位的问题。这个意识是什么？这个本领是什么？这个地位是什么？就是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三个代表”。江总书记对我们党的建设理论的探索，就是以此为核心逐步展开、深化和成熟的。从这种意义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和新贡献突出体现在：着眼于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继承我们党关于革命党的建设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正面提出并系统地创立了我们党关于执政党的建设理论。这是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成熟的现代执政党的标志。因此，“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关于自身的建设纲领，也是对我们党的执政纲领的精辟概括①，是一个关于党的任务、执政性质、执政战略、执政的体制基础以及自身如何发展的全面性的理论体系。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归根结底就是要不断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这就意味着：

    一、必须准确把握和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抓紧建立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整套制度和机制

　　在阐述“忠实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不少文章都把着眼点放在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上，而不是放在如何代表其“发展要求”上。应该说，两者虽然有密切联系，但也有本质区别（譬如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微软公司或硅谷代表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但却并不认为它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后者才是江总书记精辟论断的新意（即新概括、新发展、新贡献、新要求）所在。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理所当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而创造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制度条件，则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所应该具有的水平、本领、能力和必须履行好的职责。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制度条件）已不能满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以后才会发生的制度变革。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实际背景和进程却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并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不断获得巨大发展；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代议制民主相当稳定的印度这样的大国，虽然也采取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拉越大，其生产力迈向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进程十分缓慢。与此相对照，同样是落后农业国的前苏联和中国，由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迅速推进了工业化，前苏联还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科技和军事超级大国。而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又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不仅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竞争不过它们的“先生”，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长期按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走下去或改革举措失当，最终也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大竞争优势的压力面前败下阵来，甚至导致亡党亡国的惨剧。江总书记提出要始终忠实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高度概括，也为我们党提出了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和正确方向──要继续通过大胆、审慎地推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亦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军事、外交各领域、全方位的深刻变革，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最佳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

　　具体而言，所谓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既是对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必须不出现大的失误的要求，更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根据客观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的要求。首先，先进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要求是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必须具有技术合理性和利益公平性。即通过建立完善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及灵活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体系，使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有效利用和开发，人们利益的满足能够与他们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成正比地增长，即贡献愈大，社会对其回报也愈高。只有如此，才能对先进生产力的主体（高素质的劳动者）提供正面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人们利益提高的良性循环，从而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人才的成长和选拔、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其次，先进生产力对上层建筑的要求则是政治制度及其体制必须循序渐进地实现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这是不断解放生产力，推动先进生产力在合理有序、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中顺利发展的必然选择。我认为，江总书记提出要“抓紧建立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整套制度和机制”②，主要指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它既是我们党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领导核心的根本职责，从而也是检验我们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根本标准。

　　勿庸讳言，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已经历了几百年，它决不仅仅是某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几千年发展的积累和结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而对于这些挑战的回应，大多数已经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积累起来（比如，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但它毕竟是首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以充分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我们必须充分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人类文明所提供的全部优秀成果筑成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类似于如何建立一种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治精神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够有效沟通国家与民众、政府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并能够具有较高效率的体现宪政精神的政治和政府体制，如何在保证社会的总体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个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种使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能够正常发育和存在的人文环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现代化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迄今为止，虽然还没有另外一种文明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可以照搬照套的系统经验和制度框架，但对西方发达国家为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在思想观念、制度安排、运作规则上已经形成的种种积累，我们决不能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原因而盲目排斥，而必须根据自己的客观需要和实际可能，按照江总书记提出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③的原则，以放眼全球的视野、兼容并蓄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魄，大胆地学习和借鉴，从而形成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框架。可以说，这是中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基本目标和现代化事业成功的关键，从而也是我们党忠实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题中之义。

　　二、必须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确保党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有足够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有力地主导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切有利于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神圣目标的观念和知识，都属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范畴。作为执政党，清晰准确地把握先进文化的特质和内涵诚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既具有代表其前进方向的资格，也具有代表其前进方向的能力。这种资格和能力的实质，就是看我们党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否具有凝聚人心的强大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和主导力。从这个角度理解江总书记提出的忠实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总结我们党过去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辉煌胜利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而更加清醒地看到我们党当前和今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重大任务和严峻挑战。由此可见，仅仅研究如何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具体解决好如何增强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能力。因为先进与后进是比较而言的，资本主义文化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是先进的，而且两者在中国当代文化思潮中都客观存在，但我们党并不能充当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表，而只能通过吸收其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地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众所周知，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并不能自动解决一个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和主导力问题，而这些能力的长期丧失却有可能从人心向背上动摇执政党的领导地位。这些能力的大小，归根结底是执政党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合法化能力的强弱的反映，也就是执政党运用政治符号和思想文化资源在人民中制造共识，进而巩固其执政地位的能力和水平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中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体制转型时期，正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政治中心（执政党及其所掌控的国家机器）必须具有相当充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才能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稳定政治秩序，凝聚社会人心。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最初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现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以后的制度变革方案提出来的。后来，它实际上扮演的角色却是代表落后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演进的一种跨越式发展模式。但是，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迟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大规模展开，毕竟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一百至三百年，因而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加之我们党曾犯过“大跃进”和“文革”等严重错误，以及前苏联、东欧的变色易帜，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了种种怀疑和错误观点。有的人甚至说：“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叉道，资本主义才是人类历史的正道”；他们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最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只有欧美式的民主、自由才是最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似是而非的思潮和情绪，使社会上滋长了一种似乎只有搞资本主义才能富民强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空想资本主义”思潮，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信任发生了严重动摇，直接从人心向背的重大问题上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978年以来的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思潮主题的演变，如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主体论、真理多元论、新权威主义、“趋同论”、以《河殇》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无不打着西方思潮的烙印，并对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构成一波接一波的极大冲击和挑战。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系列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对于国家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政权和执政党会放弃而不利用这种政治资源。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④如果执政党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那么，各种精致包装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类似“法轮功”这样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趁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充人们的信仰空间。因此，如何通过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创新，使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既能够充分印证人们的切身体验，又具有直指人心、占据人心的强大魅力，以实现对转型中的各社会阶层的民情民意的凝聚和整合，有效地引导先进文化向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不断前进，是我们党必须肩负起的重大历史责任。这实质上也就是要通过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创新，使我们党彻底实现从一个成功的革命党向一个成熟的现代执政党的转变。换言之，我们党要在多种思想文化长期并存和相互激荡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和主导作用，就必须增强运用政治符号和思想文化资源在人民中制造共识的能力，通过有力地主导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在全民族中形成“走社会主义之路则兴，弃社会主义之路必亡”的共同信念和精神支柱，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这既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严肃探讨过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学术问题，更是我们党作为当代中国的执政党必须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智慧予以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必须努力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的利益，确保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和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不断巩固和扩大我们党赖以保持执政地位的群众基础着眼于确保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从而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致中断的战略思考，江总书记近年来反复强调，在遇到突发事件、面临各种政治风险时，我们党必须能够经受住考验，具有强大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增强我们党抵御风险的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最可靠、最强大的力量之源。“三个代表”是一个整体，忠实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内在要求；同时，后者又具有自己特定的内容或强调的侧重点，而绝不是逻辑上的简单重复。按笔者的理解，这些特定的内容或侧重点至少包括：

    第一，坚持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特别是长远发展利益。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实质上不过是一个个谋求本民族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巨型公司（诸如一波三折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各国间经常发生的贸易顺逆差之争等等，就是典型的公司之间的利益计较和讨价还价过程）。我国既然是众多“公司”中的一个，就不可能孤立存在，而只能通过与其他公司做“生意”（对外开放）获得盈余来促进自身发展。正如江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者。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风范”⑤。党的七大和十二大以来的党章都在总纲中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并把这些反映爱国主义崇高追求的表述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等提法并列，作为对党的性质的最权威界定。江总书记强调：“同外国人做生意，要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既是一种经济要求，也是一种政治要求”⑥，他还多次重申邓小平同志的庄重声明：“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⑦。也就是说，我们党作为当代中国的执政党，作为“中国公司”的决策层，在对外开放中必须把爱国主义价值取向贯穿于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始终，善于权衡利弊得失，运用高明的经济、政治战略和战术，既谋求世界市场对我开放的最大利益，又必须确保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权、发展权（亦即国家独立、民族尊严和经济战略利益）不受任何损害，使自己能够尽快后来居上，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不是甘于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经济、外围经济。这既是我们党区别于已经沦为西方利益政治代理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集团和政治势力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基本前提。突出强调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点，对于拓展我们党的政治法理性基础，长期保持和巩固我们党合法的执政地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二，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机制的优势结合起来，在改革中始终坚持人民利益标准，确保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灵活性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的基础。这两个优势的结合，必须着眼于最广大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由此决定了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必须立足于改善人民生活，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由此也决定了我们在提倡效率优先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公平问题（公平不是平均，着眼于竞争结果的绝对平均主义必然导致低效率，最终也会损害广大人民包括弱势群体的利益；而着眼于竞争起点的公平则是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效率的根本源泉），努力消除各种客观因素和不合理的体制因素造成的事实上不平等，把允许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和防止收入两极分化统一起来，把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与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后富结合起来，有效保障人民特别是普通群众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忽视了这一点，就等于实际上放弃了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坚持人民利益标准的改革，才能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并从本质上区别于那种变色易帜式的改革。

　　第三，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坚决根除腐败现象，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的政治权利既是其根本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我们党是依靠高举民主的旗帜，吸引、凝聚和带领人民推翻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而取得执政地位的。在执政条件下，我们党更应该把这一旗帜握得更紧、举得更高，让人民通过当家作主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具体利益和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和力量源泉所在。我们党除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这是“三个代表”的题中之义，是我们党最庄严的执政承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本质上就在于我们党的一些干部背弃了执政承诺，滥用了人民赋予他们的执政权力。他们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党，但如果不及时予以清除，却有可能使我们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它直接危害了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影响了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能力和水平。要根除腐败现象，就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是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方针，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一手是大力完善人民群众对党的干部的监督制约机制，使他们能够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效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通过合法的途径及时剥夺那些已背叛党的执政承诺的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只要这两手都硬了，并有机地结合起来，腐败分子就会再无藏身之所，我们党就能永远保持自己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的崇高品格和光辉形象，从而不断增强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号召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江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的历史责任”⑧。作为我们党新世纪的执政纲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赋予了“共产党”以新的时代涵义，既与时俱进地奠定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又系统地概括了执政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针对我们党面临和存在的最尖锐、最敏感、最现实、最突出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共产党的执政资格（敏锐地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执政能力（有力地主导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和执政基础（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等一系列关于执政党合法性的坚实依据。它作为我们党指导自身执政行为的理论主张和行动指南以及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最重要、最根本的认识，是指导全党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巩固执政地位，避免重蹈苏共等老党、大党覆辙，并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坚强的主心骨和最锐利的理论武器，具有非常深刻、非常系统的丰富内涵，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充满了无私无畏的变革精神。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准确理解它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就会削弱其伟大的现实指导作用。实践“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能否“代表”，即当好“代表”的水平、本领和能力如何。这就要看我们党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和各种具体条件下，能否敏锐地把握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采取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效的实现形式，真正切实地有系统地代表它们。这涉及到党的执政理论、执政观念、执政思路、执政方式、执政人才选拔方式的改革和创新等等，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是对我们党执政水平和地位的生死攸关的考验。

　　〔注〕①笔者的这一观点最早摘要发表于《人民日报》（方绪银谭天柱：《中国共产党执政纲领的精辟概括》，2001.01.09.理论版）和《深圳特区报》（2000.12.05. 23版）。此后特别是江总书记发表“5.31”重要讲话以来，已逐步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广泛讨论，可参见《上海社科院召开“三个代表与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学术研讨会》（ ttp://sass.stc.sh.cn/news/kuaixun/2.htm），《“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浙江在线http:/ /www. zjonline. com. cn 2002.07.0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脉络》（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叶伟世，《解放日报》2002.07.02.），《纲领就是一面旗帜》（http:// www. sina. com. cn 2001.12.26. 08：59中央电台《午间一小时》），《紧跟执政党新的执政纲领——谈新世纪如何开展民主党派工作》（http:// www. soyou. com/tgzx/item/2001-05-08/59341.html），《党委书记要当好四种角色》（http://www. hncd. gov .cn/jiaotongyushehui/2001.11.11./p58.htm ）《庄严的宣言伟大的旗帜》（陈光林http:/ /www. sdrtin. com. cn/redianzhuti/ qiyi/2002-02-22-5.htm），《“三个代表”成为中共执政纲领》（http:// www. cnwnc. com 2002.06.01. ），《“三个代表”与新世纪党的执政纲领》（鲍宗豪http://www .7cworld. com/gb/content/2002-05/27/ content_ 923915.htm ）。本文参考了上述文章的提法。

　　②参见《人民日报》（2000.02.26.第1版）。

　　③《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7页。

　　④《马恩全集》（新版）第30卷，第539页。

　　⑤参见《人民日报》（1997.05.11.第1版）。

　　⑥⑦《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62页，第449页。

　　⑧参见党的十五大《报告》。（编辑：李美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