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节，邓小平、任仲夷等同广州军民一起联欢。

　　南方网讯　广东省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创立经济特区先行一步的“试验区”。任仲夷同志是这个“试验区”开创时期的领导人之一。他性格幽默，语言风趣，常常在文章和讲话中，不时插入成语、谚语、诗词等，常常赋予新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妙趣横生，不仅增添了文章和讲话的文采，也使他阐述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道理，在人们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

　　“排污不排外”更重要的是排“内污”

　　“排污不排外”是任仲夷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口号”。对此，任仲夷1990年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口号，是1982年提出来的。那年，中央指示开展打击走私贩私和经济领域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当时有一些人对开放政策产生怀疑动摇，在不少干部中产生了各种畏难情绪，顾虑重重。针对这种情况，省委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我们绝不应盲目排外，但要自觉排污，概括地说就是排污不排外。那时提出这个原则，主要是坚持对外开放。

　　任仲夷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排污不排外，是在注意排污的前提下着重讲不排外。现在，应当在坚持不排外的前提下，强调排污。必须认识到排污有两个方面，即既要注意来自外面的污，还要注意生自内部的污。

　　讲排污，只强调外来的一面还不够，还必须看到我们内部这一面。蚊蝇有从外面来的，也有原先自己内部孳生繁衍的。有人把近年来一些丑恶现象统统归咎于外来影响，是片面的，不能认为凡属污秽的东西都是外来的。排除生自内部的肮脏的东西，往往更重要。古语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你自己先有不好的东西，才能接受外来不好的东西嘛。一个人身体健康，对外来病毒有抵抗力，就不容易患传染病。

　　许多腐败的东西，并不是开放后才突然冒出来的。沉渣泛起，往往是因为国内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只不过开放后，外污与内污“土洋结合”、“里外结合”，给它们提供某些条件，或促使其更加发展罢了。

　　任仲夷说，内部的污，从广义上说，还应包括许多阻碍我们社会进步的旧观念和种种落后现象。在努力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同时，还要花大力气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据《南方日报》）

　　不应出了问题就否定这件事情本身

　　改革开放之初，谈到集中与搞活，任仲夷有过一番妙论。1980年12月19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发言时说：“我们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把经济工作搞活不容易，搞死却很容易。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点，如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我们有些部门的干部，本来就习惯于统死，一阵风退回去，那是很容易的。所以，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点。”

　　为了防止这种片面性，他认为：首先应当划清界限。对中央提出八个方面必须集中统一、七个方面继续搞活的，该集中的要集中，该搞活的要继续搞活。八个方面的集中统一，也要有分析。例如基本建设，对于建设的规模和投资方向的控制，必须集中统一，至于具体的基本建设企业，还是应当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活一些；对重要物资强调集中是指必须完成调拨计划，至于完成调拨任务以后，也应当允许某种灵活，等等。

　　任仲夷说：“集中统一和干预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把经济搞活，更好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他引用陈云同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讲话的重要观点，既有强调综合平衡、集中统一的一面，也有强调把经济搞活、不能统死的一面。

　　1981年1月16日，任仲夷在中共广东省代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对中央要求集中统一的，一定要集中统一，不能含糊；该搞活的，一定要继续搞活，不能倒退。他认为，过去经济工作有“一活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现象，问题往往出在采取治乱的措施上。他说：“当某件事或某项政策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求找到改进的办法，而不应当因为出了问题就否定这件事情本身或去取消这项改革。”他说：“要防止一提行政干预，有些部门就捆住手脚，以至发生统得过细、过严、过死的现象。在采取行政办法的同时，还应当重视和强调注意经济政策、注意研究价值法则。”（据《当代广东》）

　　为“私营经济”正名扶持个体经济

　　经济学家郑炎潮曾在接受访谈时回忆，他的毕业论文在全国最早提出“私营经济”这个概念。当时他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他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雇工超过8人的个体经济，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他，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你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他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最后还是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任仲夷1980年到广东，来之后遇到了难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2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10几个，20几个，甚至几百个的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求广东社科界研究。郑炎潮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于是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那一章的打印稿，没有做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仲夷。

　　不到一个星期，任仲夷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约他第二天下午3时到办公室谈谈。见面时，任仲夷发表了对论文的看法，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这篇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郑炎潮的论文本来有麻烦，但任仲夷接见之后，导师的看法改变了，论文也因此顺利通过。（据《炎黄春秋》）

　　省委第一书记对宣传报道有真知灼见

　　任仲夷：一张报纸是否受读者爱戴要看自费订阅、购买的人多不多

　　农村致富大讨论开始之初，任仲夷在辽宁省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一个重要论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在取得政权之前，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由奴变主”；在取得政权之后，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由穷变富”。

　　《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在写这篇会议报道时犯了踌躇：历来对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这样表述的：领导党员和广大群众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现在怎么能说主要是领导他们“由穷变富”呢？范敬宜担心这样的提法会犯“原则性错误”。但这又是省委第一书记经过深思熟虑的重要讲话，不敢擅动，最后商量出一个“淡化处理”办法：不作突出处理，不上一版头条，那两句话也不在标题中出现。新闻见报后，一直未见任仲夷提出任何意见，便以为他已默认。

　　10多年后，范敬宜在广州见到任仲夷，闲谈中提起这件旧事，说明自己当年思想不够解放，任仲夷才恍然大悟地说：“哎呀，当时我真有点不满意，想打电话问问你们，后来想想你们也许有为难之处，算了吧！你要不说，我至今还蒙在鼓里呢！”省委第一书记处处为媒体着想，实在令人感动。

　　任仲夷对办报还有很多真知灼见，他曾说过：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报也一定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使读者感到看这张报和看别的报就是不一样。衡量一张报纸是否受读者爱戴的标准，从根本上说，主要看它宣传的内容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除此以外，我历来认为，重要的一条，还是要看自费订阅、购买的人多不多。（据《炎黄春秋》）

1982年2月，在广州地区军民联欢晚会上，邓小平、任仲夷和演员握手。

2004年3月4日，在广州花都的风神汽车有限公司，当时90高龄的任仲夷好奇地“钻”进刚下线的日产阳光新车亲自体验。王维宣摄

（编辑：谭礼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