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我比别人牛，牛在什么地方？我知道边缘在哪里。

　　南方网讯  “其实我现在倒是想在长沙或者武汉这样的城市生活，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干扰了，在广州我很难有以前的安静。虽然我知道我绝不是明星，人们也不是在追明星，而是只想过来打个招呼，说声‘陈sir，你好，我很喜欢看你的节目’。”如今，在广州的街头，陈扬经常会遇到能叫出他名字的老少街坊，让刚刚年过50岁的他真切地感觉到了电视的影响力以及做明星的复杂滋味。

　　让陈扬成为广州人所熟悉的一个人物，是因为广州电视台一档名为《新闻日日睇》的节目，他是该节目的主持人、主编兼主笔。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的统计数据，这档创建于2004年2月的节目，到2004年底，平均收视率已达到五点多，在该台所有节目中排名第三。许多广州人越来越习惯打开电视，听一听这个其貌不扬、相貌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的“老头”来说说新闻、聊聊家常、评评时事。

　　更让人意外的是，甚至一些不谙粤语的外地人，也愿意看着字幕来听这个用地道广州话讲新闻的节目，因为“这老头说得挺好玩”。听说记者要去采访陈扬，来自湖南的出租车司机说，是啊，很多人都听他的节目。我才知道，他每晚十点钟在广东电台还开设有一档节目。

　　在中国杨锦麟厉害，在广州我厉害

　　记者：很抱歉，坦白地说，最初我留意到你的节目时印象并不深刻，因为当时国内许多电视台学凤凰卫视的杨锦麟，纷纷读报纸，认为你不过是用广州话，仅此而已。

　　陈扬：采访过我的记者都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我学杨锦麟，我不介意，但我告诉你这是个误会，只不过我最初的节目形式和他的有点类似。我给你讲历史：报摘节目可以说源远流长，比如说中央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我们从小就在听。而且，广播最早就是读报纸，念两段新闻放一段音乐就是广播。我1981年到广东电台，1988年到德国进修“新闻和时政”，当中每天都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对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报纸做报摘，我1988年就用英文在德国的电台里做一个广播版的读报节目。很多人不了解这些背景。别人问我是你厉害还是杨锦麟厉害？我说在中国他厉害，在广州我厉害，而且他在香港，信息非常富有，随便一张报纸上的消息可能你就没听过。我们接触的信息没那么多，我和他比就是个穷鬼。我不一定谈国家大事，我的想法是和观众聊聊天，广州老百姓有什么想法、怎么表达我知道，可能广州人就会认我不认他。

　　记者：我知道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看这个节目，好像广州台的宣传广告也在用你的头像。我想了解一下，当初接手这个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达到今天这个效果？

　　陈扬：不是有没有想到，而是我认为一定会是这样的，只不过我没有跟别人说。我在电台就是这样，做一个红一个。创办《新闻日日睇》之初，我们没做任何宣传，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我们恰恰是没有任何包装，完全是素面朝天就出街了。第一个月的收视率是0.01，可以忽略不计，你可以看看现在的收视率是多少？不包装有一个好处，就是把你的成长放在老百姓面前，不要节目还没出来就一通胡吹。说我学读报，好，没有问题，我就是读报，不争辩也不解释。电视和观众，广播和听众，有点像谈恋爱，得让人家去了解你，你自己也得去成长。了解和成长都需要时间，这一点我和台里很默契，没有太大的功利心。我现在在广州逛街吃饭，会有很多人认出我来，很热情，固然我也很感动，但我可以很准确地判断出来，他们不是把我当明星。讲广州话的节目本来就不多，能立得起来的就更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只不过运气好，是在一片处女地上工作。

　　语言是快乐的，没有快感的语言没意思

　　记者：《新闻日日睇》用关键词这样一种形式，讲一段新闻，再加一个评论，事实上有一定的难度。据我所知，这个节目之所以吸引人看，很大成分是冲着你辛辣、幽默、诙谐的评论，你怎么看？

　　陈扬：这个节目从效果上来看，收视率和广州人的习性是有很大关系的。

　　语言反映出了广州人的习性，他们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态度。我在电台做过很多节目，我知道人家喜欢听我说什么东西。老百姓他不是想听你陈扬讲什么东西，他无非是想听到他内心深处的自己，想通过我的嘴巴来讲他的内心。

　　举个例子，我给你上一个菜，说“好吃”，这是很表面的，但我跟你说，“这叫什么鸡啊，全是饲料养大的，鸡脚比恐龙爪子还大”，你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同了？我再跟你讲，“我们小时候啊，鸡脚像筷子一样细细的……”这时候你就会搭腔了，就开始往里走了，对不对？我做的不是娱乐，是聊天。

　　聊天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东一搭西一搭、有一搭没一搭，随意，有点像中国画里的散点透视。西洋画有一个严格的三维、纵深的限定在里面，我们是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focus（焦点）是漂移的。我们传统的新闻编排只有两种，按本地、国内、国际，按政治、经济、科教文卫，几十年我们的人民已经习惯了。我不这样干不行吗？现在证明我不这么干是可以的。我用关键词来卡住了，卡住的意思是我把路标全都设置好了，不是非要把美国放在第一非洲放到最后，我有我的起承转合。

　　聊天的第二个特点是，一定要有语言的快感，语言的快感很重要。喝酒有喝酒的快感，吃肉有吃肉的快感，这个节目语言占了很大比重，就是广州的方言，这个问题很微妙。由于共同的生活背景和生活习俗，我和观众有一种心领神会，不用我讲那么多，大家都会心一笑，这是最理想的语言快乐，没有快感的语言没意思。

　　记者：的确，在表达意思的时候，最能清楚传递信息的就是方言，但毕竟做节目和日常生活还是有很大不同。你如何在二者中把握这个度？

　　陈扬：举个例子，在北京的北海滑冰，可以到处随便滑，那是靠近生活的艺术；杂技演员要在桌子上滑冰，这是靠近艺术的艺术。在桌子上滑一年就习惯了，滑了三年就成精了。我站在桌子上滑从来不会掉下去，因为我知道这是桌子不是北海。说句不谦虚的话，老百姓喜欢听我讲话，我比别人牛，牛在什么地方？我知道桌子的边缘在哪里。

　　我对广州方言没有发展忧心忡忡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节目中似乎有意识地在使用很多非常本土化的词汇，包括一些歇后语等等，这是一种引起更多广州人共鸣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你是不是有意在这方面下功夫？

　　陈扬：其实我个人的语言历史不理想。我从小不是在一个很纯粹的小孩环境里长大，后来在客家地区工作，到电台也是讲普通话比较多，可以说个人的环境并不纯粹，我血脉里很本土的东西并不多。而且从工作的流程来说，任何刻意和雕琢都不可能，我只能是把我想说的话敲出来。我的文字全是本能的反应，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应是这样就是这样，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去想的。

　　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肯定是作文冠军。从十一二点开始工作，到录节目之前，基本没有一分钟是可以闲下来的，六七千字的文字量，过一遍都要费很多时间，况且还有其他的事。工作时间别人要和我说句话，总监会马上过来赶人走的。

　　记者：刚才你一直提到广州方言的运用，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在我看来，在广州，普通话越来越普及，一方面来说，是个好现象，意味着这个城市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但另一方面，说广州话的人没有以前多，会不会也像一些民间文化形式那样出现逐渐萎缩的现象？

　　陈扬：这个问题很复杂。站在全国的角度来说，推广普通话是历史延伸过来的责任，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一种人工语言进行全国性的统一非常必要，否则人们是无法交流的。但是，普通话是一种人工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应该说工具性是大于文化性的。

　　现在的每一天，这个世界上都有方言在死去。为什么会死去？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点，是受到强势文化的挤压，这是必然的。一种方言的消失，意味着把这个地方的历史、与历史的一切联系割断。就广州话而言，当然你不能说现在面临多大的危机，但是它没有多大发展，这点我是忧心忡忡的。纯粹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告诉你广州人是多么的伟大：他们讲话的语言和文字是完全背离的，他们的口语是不能写到纸上的。有人说广州人精明，我看这种精明是训练出来的，只不过很多人没有发觉——语言是一种训练，文字是另外一种训练。

　　一个城市可以看得见的有三个东西，一是建筑，二是古树，三是老字号。现在老建筑越来越少，古树半死不活，老字号一个接一个地倒闭，某种意义上来讲，抢救奄奄一息的这些历史，比抢救那些寿终正寝的历史更有意义。现在我想广州话其实处境也不是很乐观。

　　顺便还要说一下，我们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从技术上还抹杀了一点，那就是起点不一样，不应该强行统一。同样是一级甲等，一个广东人和一个北京人付出的要差多远？强制性的统一，忽略了工具性的一面。你看一下中央台的春节晚会，中国所谓的三大城市，实际上广州话和上海话根本听不见了，我总结了一下，是“东北为主，西北点缀，上海走人，广州不见”，这样并不好。我的意思是，还是应该让方言自由地成长。

　　□记者手记

　　陈扬的年纪刚过五十，而且居然已从原单位办理内退了，这两点都让我感到惊讶。我之前一直以为他是在夕阳红的年纪继续发挥余热，并且一不留神成了名人。采访的过程，证明以貌度人是多么的不可靠。

　　从他的语言就可以看出，陈扬绝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不单是他会毫不掩饰地说自己是“作文冠军”、“做一个红一个”，而且他还说“哥们我从28 6玩起，别人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早已是网上英雄了；玩汽车，那是享有崇高威望的；英语，在电台绝对是数得着；文章，现在我是说了……”没有机会和他面对面交流的，不妨可以看一下他的节目，看这个光头的广州男人如何嬉笑怒骂。坦白地说，我对他的兴趣，在于他让广州人寻找到了亲切的方言魅力，而让外地人，更多地了解了广州的本土文化。

　　“我的节目今天多了54个观众。有个小学生给我们留言，说老师给全班布置家庭作业，每天放学回家要看一下《新闻日日睇》。我希望越来越多‘小街坊’看我的节目。”陈扬很开心地对我说，掩饰不住的高兴。言语之中，我能感觉到他对“小街坊”的强调，或者也正是他对广州这座城市热爱的另一种委婉表达？（编辑：何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