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经过短短一个多月，《广州市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开始在广州初见成效。本报今天报道，迄今为止，已有39243名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了参保登记手续。令人高兴的是，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这一新办法强调，今后如果有用人单位不给员工买医疗保险，员工的医药费将由单位负责（详见本版报道）。

　　我们姑且不从法律上去分析这种强制性得到司法承认的前景，单从政府部门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看，广州市的确开始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与医疗保险进行强力干预，其目的，也是希望能通过此举，让广州本已复杂的人口构成从经济方面变得更加平等一些。有关灵活就业人员参与医疗保险特别是政策性医疗保险的好处，诸多人士已经论述颇多，且鞭辟入里，犯不着我再在这里多说。不过，从广州市的特殊情形看，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这一新政的特殊意义。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在政策和人才的双重支持下，发展成为在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经济圈。但在繁荣的背后，珠三角经济圈的危机也显而易见。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的浓厚粗放型色彩，决定了广州乃至珠三角对劳动力的严重依赖性。

　　这些年以来，无数外来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对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获得劳动报酬之外，也因为政策的原因无法获得和“固定职工”

　　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这种差别一方面让前者产生了严重的心理落差，甚至促使部分人离开这里；另一方面，也给不同的生产力要素人为地戴上“紧箍咒”，约束了效率的提高。前年开始的广东地区“民工荒”现象，让管理者开始意识到平等对待各类劳动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平等对待，就包括社会福利政策。

　　过去，各地政府基于“体制”内外的严格尺度，对固定职工和临时工、聘用工以及所谓社会闲散人员实行内外有别的各类制度，其中包括社会福利制度。随着经济的开放，这些过去被人视为旁门左道的“非主流”群体，逐渐成为主流，并有和过去的主流一争雌雄的态势。对于这一趋势和变化，政府不是没有看到，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必须改变过去的做法，让更多的人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体制下享受统一而平等的社会福利。但是，囿于政策乃至法律的限制，地方政府往往难以抉择。广州市实行的这一社会福利新办法，恰恰体现了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灵活性和原则性结合的思维方式，让灵活就业人员能够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本身就是政府灵活地处理变化中的经济社会事务的表现。

　　事实将证明，这一办法的实行，不仅给广州近200万各类劳动者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继而产生蝴蝶效应，更重要的是，这一办法为全国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彻底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的积弊作出了示范。我们期待，广州市的这一办法能够根据立法法规定的程序，上升为地方法律形式，从而赋予其真正的强制性效力。（编辑：谭礼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