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1月到5月，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境外赌场、赌博（博彩）公司和赌博网站在我境内的代理人尤其是此次打击的重点。据《新京报》昨日报道，越南主要面向中国人的两大赌场已歇业，但在延边，仍有大批赌客前往朝鲜境内的英皇赌场。

　　此次专项行动的主要特点，在于借助多方合力打击赌博，除了公安、纪检部门外，金融、旅游、边检、电信，甚至水电部门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他们或是阻截赌博资金来源或是切断赌场水电供应，有效挤压了境内外赌场的生存空间。

　　尽管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有些地区仍然存在赌博通道无法彻底封闭、官员参赌无法遏止的问题。在法律适用上，一系列法律难题逐渐浮出水面。比如，随着科技发展，赌博出现了多元化、网络化的趋势，传统中一群人围着赌桌吆五喝六、摇骰下注的情况固然存在，但网络空间已经为规模更大的赌博提供了生长的温床，网络赌博、地下私彩，以及信用卡投注、电子划账……都意味着赌博形式已走出传统窠臼。

　　我国刑法在第303条设置了赌博罪，该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当我们对网络赌博进行刑法处置时，必然涉及到对“聚众赌博”还是“开设赌场”的性质判定，也必然要对“聚众”和“赌场”进行解释与理解。比如，这个“众”，是现实生活中的三人成众，还是互联网上无数人的网络集合？“赌场”仅指一种现实存在，还是包括虚拟空间的具体运作？操作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这些，都需要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弥补法律空白。

　　另外，网络博彩公司及其服务器多在境外，有些公司所处国家并不将赌博视为犯罪，我们的刑事执法显得鞭长莫及。在这次专项行动中，云南对在境外开设赌场的中国人进行通缉。然而，刑法第7条规定，我国公民在境外犯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的，可以不予追究。尽管“可以”不予追究意味着“也可”进行追究，但威慑的力度显然大大降低。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跟当初立法者的预期有关，因为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者对赌博罪的理解尚停留在传统视点内，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境外赌博公司利用网络大举进袭，以及本国公民在境外大肆投资开设赌场的现象，对互联网汇聚的巨额资金和赌博规模也无法预期。而最高法定刑设定的偏低，必然给打击跨国赌博犯罪带来阻碍。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危害性较大的赌博组织行为加大刑罚力度。

　　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境赌博的问题，我们固然可以借助《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签约国有关部门加强该方面的情报交流和具体合作。但上述措施发挥效能的空间毕竟有限，在某些专门设立赌场从我国抽取资金的国家更是难以操作。鉴于官员赌博几乎成为贪污、挪用和贿赂犯罪的最大诱因，有必要在条件成熟时，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赌博罪犯罪主体之一，将该类主体达到一定金额的赌博行为认定为犯罪，且不受行为地域的限制。这样，无论从廉政机制建设，还是对官员出境赌博的有效控制上，都能起到强有力的效果。

　　打击境内境外蔓延的各类赌博活动，已是当务之急，但如何应对赌博日益多元化、网络化的趋势，却是个新难题。多部门合作、“专项斗争”都是取得阶段成果的重要步骤，但要真正解决当下出现的新情况，增强执法效率，还得立足于制度性的建设，在广泛调研，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对相关法律加以修正，使法律真正成为震慑违法者的利器。（编辑：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