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形成的。而我省的许多社会不和谐现象与外源型经济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有关，外源型经济是直接导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带来了珠三角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培育了大量的相对贫困者。

　　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公平，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形成的。

　　市场经济不完善，“看不见的手”造成社会不公

　　应当看到，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与成熟的市场经济比较还有距离，特别在要素市场的培育上，至今没有跨出卓有成效的改革步伐，导致少数行业、部门与地区凭借各种要素的垄断获得超高收入，与多数人的中低收入形成较大反差。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的要素市场竞争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追求的只是效率，经济增长需要高效率，在效率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增长更大可能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贫富差距。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揭示，几乎在所有国家与地区，都存在着这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只有当经济发展超越了该阶段，贫富差别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获得改善。

　　“看得见的手”在二次分配中出了问题

　　同时应当看到，今天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现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一次分配主要解决效率问题，那么，二次分配重点解决的则是社会公平。政府在二次分配中责任重大，不仅需要在合理的尺度内最大限度地征管税收，而且需要在效率的原则下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

　　就“两会”期间议论最多的新“三座大山”而言，如果将棍子全打在白衣天使、灵魂工程师与“任志强们”的身上是不公平的，在更大程度上，目前的看病难、上学难与住房难，是二次分配出了问题，是政府长期在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缺乏必要投入导致的结果，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时，政府不仅没有及时补课，而是简单地将医疗、教育、住房产业化与市场化，客观上为一些见利忘义者打开了绿灯，加剧而不是缓和了相关利益的矛盾与冲突。

　　外源型经济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对社会和谐提出了挑战

　　此外更应当看到，与全国不尽相同的是，当前在我省出现的许多社会不和谐现象与外源型经济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有关。外源型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特有现象。在促进我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外源型经济也给全省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挑战。

　　首先，外源型经济是直接导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在广东形成了独特的二层区域经济结构现象，即在全省范围内分布着一层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内源型经济，其上覆盖着一层以香港为物流中心、以珠三角地区为界的外源型经济，由于两种经济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互不交融，最终形成在空间上集聚但在运行中独立的区域经济体，犹如二块木板叠加。周边地区的经济落后主要表现为外源型经济层的缺失。

　　其次，外源型经济也带来了珠三角内部的贫富分化。在外源型经济发展中，最大的获益者是来自境外的企业投资者，外源型经济也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大量外来民工在我省集聚，部分农民依靠房屋出租、土地分红以及为民工提供生活性服务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由于创业的艰难，不少农民成为寄生在外源型经济之上的“二世祖”。

　　外源型经济也培育了大量的相对贫困者。首先是大量的外来民工，他们中除少数素质较高的生产管理人才，多数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不仅工资收入低廉，而且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这些外来民工户口不在广东，但成为我省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种种迹象显示，这些外来民工并没有真正纳入当地政府管理的视野，更不用说享有合法的权益与保障，在当地政府管理的真空地带，外来民工唯有通过各种非正式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客观上构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着我省的社会和谐。

　　相对贫困者还包括一部分失地的本地农民。在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冲动中，大量土地资源被廉价征用，特别是农民的长远利益在招商引资中被廉价贴现，造成失地农民的补偿普遍不足。出于降低成本的需要，为了避免当地政府不必要干预与成本增加，外源型企业很少雇用本地农民，造成大量失地农民无法直接分享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利益。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没有政府适当扶持，这些因外源型经济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最终只能沦落为创造和分享社会财富的弱者。（编辑：谭礼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