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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斌:1940年史沫特莱来京山,我是她的勤务兵
2005-08-12 10:29:10 南方都市报

  新四军豫鄂边区特务连老兵杨大斌:

  1940年史沫特莱来京山,我是她的勤务兵
    
  

杨大斌向本报记者讲述抗日的经过。陶德富摄

  老兵档案

  杨大斌

  1923年10月 出生于湖北襄阳县

  1939年5月至1940年初 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新四军,在豫鄂边区党委特务连当通讯员

  1940年初至1941年8月 任天(门)汉(川)地委书记顾大椿贴身警卫员

  1941年9月至1944年8月 新四军汉川抗日独立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

  1944年8月至1946年6月 新四军中原军区警卫队政治指导员

  1946年6月至1946年10月 参加中原突围,到达延安参加解放军,任解放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连政治指导员

  1946年10月至1951年 参加解放大西北,进军新疆任二军工兵团三营政治指导员,兼博乐县委副书记

  1952年至1965年3月 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1966年至1976年,先后担任总参援越工兵团(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湖北省军区大洪山国防工程工区政治委员,湖北咸宁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1977年至今 离职休养
    

1938年4月,新四军各支队集中后,分别向敌后挺进,
在长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

  湖北省军区干休所一栋楼房的3楼,整洁的客厅里,茶几上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卧室里被子叠成四方块棱角分明,房间内的写字间,各类军事知识的书籍数不胜数,屋内家用电器并不多,各种军事奖章却不少。走进这个略显简陋但很朴素的家庭,一股军人作风的气息迎面而来,83岁的杨大斌在这里接待了记者。
    
  参军前,目睹日本兵杀人强奸无恶不作

  1923年杨大斌出生在湖北襄阳,因为父亲早逝,杨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

  1939年2月,日军由武汉进攻襄樊,先头部队路过杨大斌的老家襄阳新街。全街老百姓惊恐万状,头天都赶紧收拾带着粮食和衣被等物,让牛驮着往附近的大山里躲。

  16岁的杨大斌随着大人往大山逃。次日下午,大批的日本兵经过新街,“当天下午时分,躲在山上的一些年轻人很好奇,从躲藏的山上远远探出头来看日本兵,而日本人看到山上有人躲藏,于是把枪架起来,看见山上有人露头就用枪射击,打死打伤不少人。”

  “有日本兵三五人一组联合上山,追杀躲藏起来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其中有3个鬼子分散来到山腰找人。”当时离杨大斌藏身处不远的一个石洞中,一个鬼子兵发现来不及逃走的兄妹两人。这个鬼子当即将其妹按在地上实行强暴。“旁边的哥哥实在忍无可忍,操起日本兵靠在一边上着刺刀的‘三八大盖’,对准鬼子兵狠狠地刺了数刀,将鬼子刺死。”受辱的兄妹俩后来逃往石洞的深处。

  杨大斌回忆,“鬼子每到一地,都是实行三光政策,等鬼子天亮离开,村民们回到家中发现,新街一片狼藉,家中能打烂的东西都让鬼子打烂了,牲畜杀死了,鸡猫狗鸭马牛羊是活物都杀得光光的。”提起此事,杨仍是满腔的怒火。

  1939年5月,杨大斌加入新四军,在豫鄂边区党委特务连当通讯员。特务连主要负责保卫豫鄂边区党委的负责人。
    

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在新四军云岭军部。

  首战交锋,现场学射击打死3名日本兵

  “虽然日军有飞机、大炮,我们却丝毫没有畏惧之色,反而越战越勇。”讲起自己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就打死3名鬼子的事,杨大斌来了精神。

  杨大斌经历的第一次战斗,是日军1500余人突袭驻扎在湖北京山县马家冲的新四军领导机关驻地的扫荡行动。马家冲位于大洪山东南,两边都是高山,由于地势险要,好守不好攻,被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9年12月5日凌晨,日军分五路“闪电”突袭,时任豫鄂边区部队司令员的李先念,亲自指挥200余人的特务连正面迎战抗击日军。“我们站起身来,就可以把交战双方看得清清楚楚。”

  在离日军500米左右的阵地上,特务连为给周边群众撤退争取时间,借助地形的优势突击开挖战壕,顽强地同日军对峙作战,使其寸步难进。“我手上拿的是新四军此前从日本兵缴获来的短‘三八’式枪支,在山头半人高的战壕里,日军不停地开枪,子弹不时‘嗖嗖’从我们头顶飞过。”

  “我是第一次参加战斗,手中拿着枪却不知道怎么打,特务连的指导员朱大山看到后,从战壕的另一头匍匐着来到我的身边,手把手教我应该怎样瞄准,怎样射击。”初步掌握技巧,杨大斌趴在战壕的边上拿起枪,向着敌方瞄准。“这时一个日本兵突然冒出头来,我瞄准后就是一枪,当场将其打死。”在整个战斗中,杨大斌记得自己一共打死了三名日军。

  “这场仗一直打到5日晚上10点多钟,我们没有退让半步。”这次与日军正面交锋,使日军伤亡达到70余人。

  “5日深夜,边区党委和当地群众全部撤走后,我们才最后撤离阵地。当时因天黑不知部队的去向,我心里开始发慌。”在战场上,与部队失去联系就意味着死亡,杨大斌想干脆再返回打死几个日本兵够本,等他转身时发现脚踩到软软的一堆东西,蹲下身来一摸原来是马粪。“马粪还是热的,部队肯定也是过去不久。”杨大斌在高兴的同时,竟然还摸到一个两尺多长装有饭菜的竹筒,他沿着山路赶上部队后,将这节竹筒饭送给司令员李先念充饥。

  “在京山八字门,我们还迎来美国的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与她一同来的还有中国的女作家安娥。”1940年年1月12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安娥一起随部队来到京山八字门,边区党委从特务连抽调2名战士给她们当勤务兵,其中就有杨大斌一个。

  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在马家冲反“扫荡”战斗中受伤的伤员垫的、盖的全是稻草,医生打针则是用竹子削成的探针史沫特莱看到后还设法为部队募捐来两箱西药。“在当时,两箱药可以换回不少战士的性命。”杨大斌说。
    

史沫特莱在新四军驻地考察。

  反封锁,化装成村民去日占区收税

  日军占领武汉周边的城市后。在占领区内,封锁食盐和火柴。

  据杨大斌回忆:“当时长时间缺盐吃,我们几乎连背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因豫鄂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困难,又一时无法打通运输食盐的通道,最终造成部队生活缺盐,有战士得大肚子病,身体开始浮肿,人也没有精神。

  为解决封锁危机,边区党委经讨论后作出决定,对日军所需各类物品一律实施禁运,以形成对日军后勤补给的反封锁;同时派遣武装便衣分成多路,在敌占区水上和陆地设关卡实行商业税收,对过往的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一律实行税收,所得收入用来增加边区财政收入。

  “对敌占区开始税收工作,相对来说显得十分困难。部分中国商人为支持抗战都能主动交纳,日本商人则显得十分顽固。”杨大斌介绍,当时,他被调到天(门)汉(川)地委警卫连任政治指导员,随后奉命率领一个排的武力,带着武器化装成当地村民,随地委税收人员到敌占区汉川沿江一带收税。

  “有一次,在汉江襄河段,一艘日本商船因抗拒交税,我和其他便衣武装人员设法上船后,将日籍老板揪出来并亮出武器,吓得他乖乖地交了200个银元的税款。”杨大斌清楚地记得,他们一上船,那个日本老板就吓得昏倒过去,

  “6月底,又有一个日本商人拒绝交税,后来被便衣武装人员捆到了汉川的抗日根据地,然后捎信给其家人,这名日商家人得知后赶紧补交了税款,还写下保证今后决不再抗拒交税,我们才将他放回。”

  这两件事情发生后,日军开始在沿江两岸昼夜巡逻,但所有的武装便衣后来都设法弄到了“良民证”,日军一时防不胜防。就是这样情况下,杨大斌带领便衣人员和天汉地委的税收人员一起,仍然为豫鄂边区党委筹得数以万计的银元。
    

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

  穿过敌占区,护送六大箩筐银元进边区

  为解决豫鄂边区党委的财政困难,天汉地委财经委主任庄果决定,要将税收得来的3万余银元及时送到京山县八

  字门。“他让我亲自率领一个班,把3万余元银元分装成六箩筐,然后绝对安全地送到京山县八字门的豫鄂边区党委。”杨大斌说。

  3万余块银元约600斤左右,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大数目。“这六担白洋要从抗日根据地的汉川,经过游击区和敌占区,送到抗日根据地的京山县八字门边区党委。我带上一个班就是11人,再加需要8个挑夫轮换挑着银元,一行19个人目标很大,完成任务的难度是可想而知。”

  “我们带着银元坐船从汉川县境内出发,经过一天后上岸到游击区,再走25公里左右,就进入了敌占区应城县境内,这时就需要夜晚走路。”杨大斌一行走到敌占区的日军据点附近时,发现公路上昼夜都有人巡逻,而夜间日本兵还出动装有探照灯的装甲车巡逻,当探照灯打开,200米以内的地面上一根针都能看得见。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要知道3万余元银元足够豫鄂边区驻扎的部队吃上几个月的。”

  杨大斌还作出周密的作战计划,中途一旦被敌人发现,就留半个班同敌人作战,另半个班快速向边区方向行进,拼死也要绝对保障六担银元的安全。

  “我们在敌占区一个约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暂时歇息,当时有一户村民家里,有10多个年轻人正在‘跳大神’,听到我们来敲门,以为是日本鬼子偷偷进村,室内顿时乱作一团,有的趴在地上,有的爬进神桌下。”当听到杨大斌说是新四军时,村民们这才敢开门,“我请了8个村民接替当挑夫连夜出发。”

  “到次日凌晨零点左右,我们一行向汤池方向前进就要过汉宜公路,而这是日军防守最严的地段。”经过周密计划和准备,杨大斌带领部队悄悄潜伏到距公路附近二十里的隐蔽地方,然后按照选好的过路点快速通过公路。

  “就在六担白洋先过公路后,剩下的半个班刚跨上公路,就看到探照灯、敌人的装甲车过来,我们赶紧躲到公路边500米左右的一个小山岗背后,每人配八个手榴弹,如果敌人下车追赶时,就同敌人短兵相接拼手榴弹。”

  日军的探照灯来回在他们的头上“扫描”了几遍,没有发现什么情况。突然离他们不远处,一条野狗跑上了公路,敌人恐慌地朝着他们隐蔽之处开枪,打了一阵见没有什么动静,才停止射击慢慢开着装甲车离开。“日军的装甲车一走远,发现自己身上有凉凉飕飕的感觉,用手一摸才发现衣服都被汗湿了。”

  到第三天凌晨,终于将银元安全送到了京山县八字门,杨大斌才长长舒了口气。

新四军第五师的荣誉纪念章。

  反“扫荡”,与百余名日伪军正面相遇

  1942年,豫鄂边区的财政困难终于得以解除。边区党委拿出部分银元购买了一大批当地急需的农用物资,还设法从外地买回一批武器弹药来装备新四军。

  “我们的装备得到改善后,战士们参加抗日的决心就更大了。”杨大斌回忆,1942年10月的一天凌晨,为配合武汉日军“扫荡”,汉川县城日伪军决定进攻天汉地委的驻地汉川横堤。

  “那天凌晨日伪军共出动1000余人,分水陆两路向横堤扑来,我带领三排30多名战士边战边退,却与从侧面前来包抄的100余名日伪军正面相遇。”

  “一瞬间,三排30多名战士全部与敌军短兵相接,一阵枪林弹雨中,我看到有10个战士先后倒下,其中包括三排的副排长,一班班长……”60年过去,杨大斌对当时经历的这一幕仍记忆犹新,“眼看战士倒下我却回天无力,当时脑海顿时一片空白,战争结束后,我看到最惨的一名战士,因被日伪军的机枪击中,身上留下了六个枪眼。”

  “参军以后我一直在前线与敌军打游击战,先后参加抗日战斗达到数十次,身上也多处受伤。”杨大斌轻描淡写地说道。但他是特务连唯一一个活着见证特务连从创建到抗战胜利全部过程的战士。抗战结束后,杨大斌参加中原突围到达延安,随后被编入359旅719团解放大西北进军新疆。1952年,杨大斌在陆军第一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回国后一直在部队工作。

  退休之后,杨大斌一直坚持写回忆录和战争随想,以争取在有生之年出一本自传类的书籍,去年12月的一场重病,使他的出书计划受阻。如今,杨大斌的主要任务就是每天在家坚持走路,偶尔也会和老伴一起下楼走走,以此来锻炼恢复身体。
  

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于1940年1月扩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全军9000余人。图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负责人合影。

  抗战在中原敌后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从华北到华中节节进犯,1938年10月又侵占了华中重镇武汉及周围的大片地区。

  在中国抗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的9月2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大政方针,作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等重大战略决策。会议即将结束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找到正在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的李先念,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派他到中原参与军事领导抗敌工作的指示。

  李先念带领一批红军干部由延安出发,于当年12月到达豫南竹沟(河南省确山县境内)。1939年1月中旬,在撤销河南、湖北省委,建立豫鄂边区党委后,作为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的李先念率领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竹沟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开始中原敌后游击抗战。

  武汉沦陷后,其周围28个县也相继被日军占领,形势十分严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分散在豫南、鄂东、鄂中、鄂南等地,既很弱小,又各自为政,随时面临被消灭的危险。1939年5月,李先念率部队进入鄂中与湖北抗日游击大队会合,整编部队过后随即转至安陆赵家棚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创了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陆)应(山)孝(感)抗日根据地,并组建新四军挺进团。

  1939年6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精神,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支队后发展到9000余人。1939年12月,就在新四军组建挺进纵队过程中,日军15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五路以“闪电”战术,突击豫鄂边区领导机关驻地京山马家冲,妄图一举摧毁指挥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神经中枢,李先念后指挥200余人抗敌,激战毙伤敌人70余人后,顺利突围转战京山八字门。

  到1940年9月,豫鄂边区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在京山县八字门召开,选举产生边区最高政权机关——军政联合办事处,标志着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到1940年底,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到9个县,共产党领导的正规抗日武装发展到1.5万人,民兵发展到10余万。

  至1945年抗战胜利,李先念依靠豫鄂边区党政军民组织的共同努力,先后创建、巩固、发展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万余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先后抗击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的进攻,对敌伪的主要战斗达1260余次,共歼灭日伪军4.37万余人,牢固地奠定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敌后抗战中的主导地位。(编辑:谭礼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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