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周年系列评论之一

　　香港回归前两年，《财富》杂志预言“香港已死”；事隔12年，《时代》周刊以封面故事形式，承认自己的姊妹杂志《财富》当年错判香港形势。更直认今日香港比从前更有活力。对于一直把《香港已死》这篇报道放在办公桌上的特首曾荫权来说，无疑会因此而感到某种程度的安慰；但在接受《文汇报》专访时，他虽然对《时代》为香港“平反”感到高兴，但也坦言香港不能自满。正是因为香港的现状及前景依旧存在着“全球经济急速一体化所带来的挑战、贫富悬殊差距拉大的警号、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医疗社福开支压力、政制发展持续20年的争拗不休”等诸多问题，所以，对此有着清晰认知的曾荫权明确表示：“凡此种种都不能轻视，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笔者与香港有特殊渊源

　　看了《文汇报》的上述报道，特别是对曾荫权的相关评论和明确表态极为赞同，所以，作为与香港有着特殊联系的内地自由撰稿人，笔者不由得感触良多。由于身体残疾，所以读书无多，仅是初中肄业；也是因为缺乏学术背景的缘故，以致笔者的创作努力在内地鲜获认同。就在万念俱灰之际，自己的生命历程却因为香港回归的“赐福”而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于也想加入香港回归的欢庆洪流，所以，将一篇被内地媒体拒绝了十年的一篇题为《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不可阻挡》的拙作寄给了香港《文汇报》，居然首投便获采用。这一出乎意料的人生体验不仅使笔者感受到港人的宽阔视野和包容气度，同时也使自己的创作生涯就此步如了一个足以彰显自信的新台阶。

　　正是因为与香港有着这样一份特殊的渊源，所以，在获悉曾荫权特首对未来前景所抱持的乐观而谨慎的姿态，笔者则不由得联想起自己于97年7月3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题为《高科技产业可再创香港奇迹》的拙作来。人们知道，香港当时一片繁荣，人们对回归后的前景更是充满期待，以致“香港明天会更好”的口号一时间响彻神州大地；尽管象全国人民一样，笔者也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里，但同时却从香港经济结构“空心化”的弊端中而看到了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隐忧。应该讲，该文所表达的相关忧虑不仅为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所验证，更有意思的是，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于2003年代表香港商界向中央政府提出的重振香港制造业的建议，居然与笔者拙作中诸多的主张不谋而合。如今，由于笔者又从香港经济的繁荣表象中看到某种值得关注的欠缺，加上李嘉诚先生日前就港人炒股问题发出了“勿贪短利”的警示，以及他“还要求港人想一想，自己有什么可以与人竞争”，特别是强烈体察到曾荫权特首所明确传递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施政理念，从而愈发坚定了笔者重复97年创作成果的信念。

　　香港有“边缘化”危机

　　那么，笔者对香港经济的前景存在哪些担忧呢？这种担忧是否又象上篇拙作那样，既被最终结果所验证（其实真的不想被验证），同时又能与李先生和曾特首的锐利见解相一致呢？坦率而言，尽管曾经遭受过金融风暴的剧烈冲击，尽管目前的经济运行依然存在着不确定因素，但很多港人却仍旧对香港的现状及未来的定位秉持着抱残守缺和自以为是的认知缺陷。任何对“积极不干预政策”表达质疑的声音便迅即遭遇强力反制的现象，无不强烈凸显出一些港人对过往成功经验的盲目信守；至于诸多有识之士曾经发出的“内地的迅猛发展会令香港日渐边缘化”的担忧，则更会因为香港目前所占据的暂时优势而令一些港人对此警告抱持不以为然的不屑姿态。正如相关评论所曾深刻指出的：原本具有发展优势的香港“如缺乏危机感而自觉良好，则将后患无穷”。

　　其实，有关香港可能面临“边缘化”的问题，并不仅仅缘于特首曾荫权先生于今年年初所发表的一番警示性言论，甚至也不仅仅缘于粤港联席会议于前不久发表的“广东产业结构转型为香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报告所提出的预警，而是正在趋向实现的现实。正如媒体所曾报道的那样，由于没有加入连接被称为“黄金走廊”的泛亚铁路网，因此，香港很有可能被排除在全国以致国际铁路的“大动脉”之外；在广东学者看来，如果广东能籍计划于2015年建成的泛亚铁路来打造以广州为枢纽的泛亚交通网络，广东与东南亚的贸易活动将无须再通过香港中转。正因为香港作为中国内地通往世界的桥梁作用正在迅速衰减，因而，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学者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萌生这样的担忧：尽管香港经济早已从金融风暴的打击下复苏过来，并且在继续呈现着令人鼓舞的强劲增长，但如果不能对已露端倪的隐忧尽早作出应对，则仍有可能再度遭遇险滩。

　　香港增长动力不止缘于自身

　　回首自回归以来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然后再仔细推敲诸多权威人士在有关探讨香港“边缘化”问题的大作中就香港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前景等关乎香港未来地位的重大问题所做的点评和展望，笔者强烈感到，自己当年对潜隐于香港经济结构当中的深层次弊端所表达的深刻担忧至今也未能赢得学术精英的应有重视；或者换句话说，曾经对香港有可能被“边缘化”的前景感到担忧的学术精英如果仍旧不能对催生香港奇迹的动因和其面临困扰的根源获致清晰而准确的体认，有趋向现实的被“边缘化”趋势则真有得到固化的潜在可能，尽管这种讨论目前已偃旗息鼓。

　　坦率地说，催生香港奇迹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自由的经济制度、完善的法制环境以及“积极不干预”的政府定位仅仅是一部分因素而已；诸多论者动辄夸耀这些积极因素在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享有的极端重要性，恐怕有不全面之嫌。就象人们所知道的那样，韩国推行了一条与香港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之路，但其也同样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成就；事实上，香港经济自97年以来所遭遇的诸多困扰也是在上述优势得以继续葆有的情况下发生的。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中一直享有高排位荣誉的香港经济之所以会在过去数年持续呈现令人心悸的剧烈起落，显然是由于作为其另一增长动因的大陆因素业已发生深刻变化的缘故所致。

　　香港须主动融入内地

　　其实，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学术精英否认大陆因素对香港经济的积极影响，但是，在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大陆自身状况均已发生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学术精英对两地经济关系的定位，却明显存在着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错位。事态很清楚，大陆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全面融入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加之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已然将原本相互隔离的整个世界浓缩成几乎融为一体的“地球村”，在这样一种全新的事态之下，香港要继续扮演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或大陆走向世界的桥梁之中枢性角色，显然已经是不切合实际的奢望了；至于某些学者有关重现曾经十分经典的“前店后厂”模式（亦即将经营的产品由当初的工业制成品转换成未来的金融服务或其它服务类产品）的构想，则也因违背市场交易的一般规则而强烈凸显出其一相情愿的意味。

　　学术精英必须意识到，当影响大陆与世界交往的各种障碍正迅速趋向消弭的时候，交易双方一般是不会欢迎一个中间商来分享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事实上，随着大陆主动向整个世界敞开胸怀，香港要为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继续引领航向，着实也会象“小马拉大车”那样力不从心。其实，从广东和上海过去几十年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来看，融入整个国家汹涌澎湃的发展进程并担负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角色，倒更利于自身优势的发挥；显然，较之于身处外围的浅表性合作，不分彼此的一体化实际上更利香港分享内地经济迅猛发展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重新确定自己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定位，应该是香港彻底摆脱可能被“边缘化”危机的根本性选择。（编辑：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