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一段发生在“全球化时代”的血腥屠杀历史的真实还原。美联社记者拜恩·米勒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刚果（金）伊图利省首府布尼亚，目睹一场屠杀的真实场景，并以信件的形式记录下来，回国后整理成文章。

　　不要觉得时空上久远、空间上遥远，不要觉得非洲大陆的屠杀已不是新闻。文章对在战争和仇恨下暴露和泛滥的残忍人性的刻划，在任何时空、在任何地域，都有无比深刻的警醒价值！尤其当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本文对于加强对战争和仇恨的反思，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控制布尼亚地区的民兵组织成员。

　　南方网讯  2003年4月25日，乌干达军队缓慢地从刚果（金）伊图利省布尼亚撤出，这是国际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这项协议旨在结束该国长达5年的战争，这场战争有非洲的5支军队卷进来，导致了超过300万人死亡。

　　乌干达撤军在当地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残酷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恐惧没有因此结束，因为停火协议为在仇恨“滋养”下的种族屠杀者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刚果（金）拥有400多个部族，堪称世界之最，在长期的殖民统治和专制统治下，部族矛盾又夹杂了阶级和经济上的矛盾，不断加深。伊图利省的两个部族——赫玛族和兰杜族之间长期互不喜欢、互不信任。在殖民时期和专制时期，两部族仍能共存，维持相对和平，但乌干达军队于1998年因刚果内战而进入这里，打破了两个部族之间的脆弱和谐。

　　1998年4月3日，就在布尼亚以北40公里的地方，数百名兰杜武装分子接连洗劫了几个赫玛人的村庄，屠杀了大约1000名赫玛人。这次进攻由一个牛角号召集，前后不过2个小时。现场极其残忍，兰杜人把很多赫玛人的尸体剖开，用热腾腾的心脏和肝脏作自己的“盛宴”。然而，那次屠杀只是序曲，更可怕的即将发生。（为了保留记录的真实性，下文采用记者米勒的视角，运用第一人称，全文有删节——编者按）

　　兰杜人血洗布尼亚兰

　　杜人挨家挨户搜掠，他们踢开房门，把赫玛人从床上、从衣柜里、从床底下拉出来，拖到街道上枪毙。他们叫喊着：“所有赫玛人都出来，兰杜人已到来！”屠杀结束后，他们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游行庆祝，手上挥动着死者的胳膊！我是4月23日赶到布尼亚的，正打算前往1998年的屠杀发生地，追寻事件的经过，但是很快，我发现，另一起屠杀即将发生。

　　预料到了乌干达军队的撤退，赫玛和兰杜族数百名武装分子分别在布尼亚外围的山里聚集，赫玛的民兵在一个月前被乌干达军队击败后处于解散状态，但是兰杜族人还在不断地练兵，慢慢地接近城镇。最后一个乌干达士兵预计将于两个星期后的5月6日离开。到了那个时候，兰杜人会立即侵占城镇。而布尼亚居民中的赫玛人会成为“捕猎”的中心。每个人都预感到了大屠杀的迫近。在乌干达军队完全撤出后，兰杜武装分子准备血洗布尼亚，联合国派驻刚果的代表邀请兰杜族和赫玛族的领导人到布尼亚进行和谈。但并没有要求这些人把他们的武器交出来。

　　在我来到布尼亚的第四天，当兰杜部族的武装分子首次出现在街头时，我的平静生活结束了。他们昂首阔步走在大街上，在每个饭店前都要停下来，索取啤酒，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子弹袋随意挂肩头。在日落之前，为数不多的兰杜民兵就占据了整个布尼亚，街道上再也看不到赫玛族的人，传说兰杜族民兵有个恶习，在太阳落山前，必定要杀死一个走在街头的人，将尸体丢弃在街道上，任由其腐烂。我的翻译约尼就是这样失去了父亲的。

　　在布尼亚，我结识的另一个朋友是乌干达军队的旅长科尔·卡伊拉将军，他是乌干达军队在刚果的总指挥。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正在布尼亚指挥自己的军队撤出刚果。联合国维和人员或许能给赫玛人提供一些食物，却不能拯救他们的生命。联合国没料到，正是乌干达军队的存在才可能阻止未来的大屠杀。必须承认，乌干达军队也绝非善类，但是只有他们才能成为赫玛人和兰杜人之间的“法律”。

　　卡伊拉将军说：“兰杜人就是野兽，他们没有良心，也不会忏悔。我有一个士兵曾被他们煮了吃掉，至于被砍头、肢解、割舌头的更是屡见不鲜。你说，联合国的大兵能对付这种人吗？”

　　来到布尼亚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街上的死人开始逐渐增多，一连三天，在我所住旅馆旁的水沟里都发现了被枪击毙或被大刀砍死的摩托车的士司机。因为这几宗死亡事件，我和让·皮埃尔逐渐熟悉起来。这个又矮又胖的人宣称自己是当地记者，他总是穿着一成不变的黑西装和蓝衬衫，手上提一个黑皮箱，里面装满各种尸体的照片。照片上的死者都是上次大屠杀的牺牲者，那些躺在棺材里的尸体有的内脏全被挖空了，有的无头缺胳膊，每张照片的售价是20美元。

　　第二天早上，在酒店旁的水沟里，我又发现了一具尸体，确切地说，那人还没有死，他的脖子上有大砍刀留下的深深的裂口，喉咙里还发出咕咕的声音。我忙着冲上去想抢救，皮埃尔却拿起相机急忙拍照，他边拍边说：“又是一个的士司机，美国人，如果你想买这张照片要30美元。”我气愤地瞪着这个冷血的家伙说：“为什么要30美元？”

　　他说：“先生，他还没全死呢！”一个晚上，我来到酒吧里喝酒，和我同桌的是两个来自南非、自称是联合国情报官员的家伙，他们开始讨论日益恶化的屠杀：“今天，一个妇女被奸杀了，就在她劳作的田地里，后来还被砍头了。”

　　我忍不住插嘴说：“是兰杜人干的吗？”两人一听到兰杜人这字眼，紧张得捂住我的嘴，悄声告诉我，以后在谈论屠杀问题时，用L代表兰杜人，用H代表赫玛人，因为现在兰杜人一经进入小镇，不知道在哪里潜伏，有可能连酒吧服务员都已经被收买，周围的人分不清属于L还是H，因此要格外小心。

　　再过几天以后，即便是傍晚时分在大街上单独走，也变得非常危险，兰杜人年轻的武装分子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们白天打了就跑，晚上闯进民居、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在我离开布尼亚的前几周，晚上我已经无法入睡，枪声是如此频密，以至于我总是数着枪声捱到天明，每声枪声背后，很可能就是一个升空的灵魂。到了后来，我把随身物品装在一个背包里，放在床头，准备随时逃跑。再后来，我甚至学习萨达姆，每晚更换住宿的地方，且从来不告诉别人具体地点。

　　强烈的精神恐惧统治着小城，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对话、言谈中。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天空是铅色的，似乎要下雨，我坐在网吧里，给美国的朋友写信。连日来的恐惧和紧张，我已经不能写连贯的句子，只能想到什么写什么：“昨天晚上，20多声枪响，长步枪，比以往任何时候离我住的地方都近，早上有3个男人的尸体挂在树上，一具女尸被砍头了，又是在水沟里。这是我在‘天堂’中的第17天。”接着，我又开始给母亲写一封电子邮件，照例是：“妈妈，我很安全……”刚写完这一句，网吧经理粗鲁地关掉电源，冲我吼叫说：“快走，我们关门了。”我抬头看，店里所有顾客都起身离开，我也赶忙跟随。走到门口往外看，赫然发现街道上突然充满了兰杜人的士兵。

　　他们人数有好几百，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每个人身上都背着AK-47步枪，另外还有长矛，矛头是生铁打磨成的，非常尖锐。一些人穿着T恤和咔叽布裤子，脚上的拖鞋往往是两个颜色。更多的士兵是光着脚，身上只挂着几缕破布，勉强蔽体。我们一群人堵在网吧门口，不敢上街。我身旁的一个胖老头，脸上肌肉抽筋，眼神呆滞，从他那极度恐怖的表情我猜出，他一定是个赫玛人。在街上行军的部队偶尔喊着口号，有一句我能听懂——“是时候该你们还债了”。在窗户里看到最后一个士兵经过后，我们一群人发疯似的跑到街上，想跑回住处。谁知道，马上又跟过一群年轻武装分子，有人侥幸地说，那是赫玛人准备前来决斗的，但是，等他们走到跟前，我们才发现，他们还是兰杜人。

　　我们这群人突然被包围在街道上，几秒钟内，就有3颗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转身就跑，身后的建筑物又留下一串弹孔。我强迫自己冷静，心想，也许趴下来装死会更好一些，但是，仿佛有魔鬼在推动我，我的双脚就是停不下来。街上乱成一团，很多人拼命逃跑，但子弹从他们背后穿过，那些持枪射击的人，脸上不时闪过诡异的笑容，如同黑夜里的一丝闪电。

　　死里逃生的我撞上了街边一间小屋的门，门呼地开了，一个穿着黄色裙子的妇女抓着我的手说：“你最好藏起来，你在这里太危险了。”边说边把我拉进房间。这是一套很小的民居，客厅漆黑，所有窗户都拉上窗帘，沙发上坐着几个女人，她们都很漂亮，穿着颜色鲜艳的裙子，我还闻到了法国香水的味道，显然是有钱的赫玛人。门外，是枪声和屠杀者的笑声。救我一命的女人对我说：“别害怕，这种事情总是发生。”她看到我的双腿在不停颤抖，笑着说：“你很害怕吗？我去给你倒一杯热茶。”

　　我在房间里呆坐了20分钟，头脑里全是刚才死里逃生的片断，在我的脚下，两个小孩像小猫一样爬在地上玩。无论门外的枪声有多猛烈，这两个孩子都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大门突然被撞开了，我倒吸一口冷气，心想，死期将至。但是当我看清来者是谁时，我从沙发上跳起来，紧紧拥吻他，他是约尼，我最亲爱的翻译——一定是我在天堂的老祖母把他给送来了。约尼对我说：“我搞到一辆摩托车，我们快走吧！”枪声稍微平息，我们冲到街上，我顾不得看满地的尸体，只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红色的本田摩托车，那是约尼从一个摩的司机那儿借来的。我赶快跳上后座，约尼瞬间发动了引擎……一个星期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也是一个美国记者，就是在那条街道上被子弹射穿了脑袋。我前所未有的诚心感谢上帝，也感谢那个我不认识的、穿黄裙子的女人。

　　3天以后，也就是5月6日，乌干达军队彻底从布尼亚撤出，就在当天下午，兰杜人袭击了镇上的天主教堂，屠杀了10个人，包括教堂的神父，他也是我的朋友。我感觉到，一只魔爪即将卡在我的脖子上，我急忙联系卡伊拉将军，希望他能安排一架飞机送我到卡帕拉——乌干达首都。我开始为周围的人担心——旅馆的服务生、街头卖香烟的小男孩，几天之内，他们会不会横尸街头呢？我最担心的是约尼，临走前，我留给他几包香烟、一本法英词典、身上所有的现金和一连串的祝福。他对我说：放心吧，我会活着，我还要学英语呢。（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