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旭娜:肉牛快跑

2014-03-06 19:22     来源: 南方传媒研究

摘要: 保持逃跑的姿势逃而不离,保持内在的张力张而不扬,林旭娜以强大的定力,确保设置平衡而张力饱满。

林旭娜

2006年入职南方报业,头3年跑时政,后4年专司对外报道,间或上要闻夜班,在采、编之间游弋,三种职业体验都能点燃激情。好读书不求甚解,外表轻,口味重。没想到会当选年度记者,因为习惯默默无闻。凡是深刻和死文艺的东西都爱一点,希望以后的人生简单质朴,好时光比新闻节奏慢些,再慢些。

记者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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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一则新闻,特别有意思。一只6岁大的德国肉牛“伊芳”,由于不想成为舌尖上的牛排,冲破农场4000伏特高压电的围篱,独自亡命天涯。

王小波很早就发现,人的特性是热爱对生活进行各种各样的设置,最终的结果是,不光设置了你存在的世界,也设置了自己。这样的安排无疑带来痛苦不堪的结果。

所以我狠狠地爱那只拒绝成为一块肉扒而挣脱了高压电围篱逃跑的德国肉牛伊芳。

《生活在别处》中,米兰·昆德拉对“逃跑”有着精辟的论述:“在每个诗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挣脱了他的母亲,开始逃跑……一边逃跑一边写诗。”在这里,“母亲”意味着那些曾经滋养了我们,并无时无刻拉扯、束缚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短暂而漫长的一生中,在我们渴望有趣却生而沉重的职业上,多少人立志摆脱那些带来安全感的庸常,注定失败却并不多余地致力于甩离时代强加的枷锁和媚态,挣扎着逃往那个不存在的与时代平行的

望台?现实中,记者经常会囿于经验在内的各种因素,而成为设置自己、设置新闻的可耻者。

警惕僵化,也就成了我面对职业时最常咀嚼的重点。将这种新闻人职业身份的特殊性,隐喻成“肉牛”的先天限制,即成为牛扒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不由得你选择。然而,积极跳出某种定势和束缚,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其困难之处,主要在理念上,体现在细微处,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和自觉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愿意做一只不断逃跑的肉牛,既从自己的内心世界,也从新闻操作上,拒绝成为一块牛扒。

《盗梦空间》告诉我们,一个小小的意识,在我们大脑中产生的能量,可以超出人类对自己的想象。一头牛对外面的好奇,诱使它越过4000伏高压的电墙。好奇心是创造力的源头,活力的引信,是“逃跑”的前奏。

陈丹青说过一段让人沮丧的话,中国人的心智衰老得比较快,其中一点体现于好奇心的丧失和探险精神的沉没,不少中国人,三十岁就说自己老了,四十岁可以抬出去埋了,那种被深深欺负的沦陷感和不曾反抗过的沧桑感,与美国人长着一张不曾被欺负过的脸,有很大的不同。

显然,精神上的老态和价值观的陈旧,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密度大、穿越性极强的新闻人而言,消极影响会更加严峻。

也许打心里觉得,做记者,千万不要以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就好,最恐怖的是,你外表还青春稚嫩,内心却过早老道和以为看破,自此啥也引不起你的激动和生趣。

保持旺盛的好奇心,甚至刻意为之的好奇心,对新闻人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很多好的文章,往往源于最开始一闪灵的好奇。

初心还能养颜,所以万幸,作为大龄女记者一枚,自信自己仍然青春可人。

不过我更愿意将好奇心的作用作为常态来讨论,它可以不断点亮原本平淡无奇的日常报道,这些年来,其实我都有意识地训练自己以更新的视角去看待生活,看待各种题材,而这应该是一个记者最应该具备的能力之一,跨越这道限制线,任何无聊的活,都可能跑出生动新闻。

工作7年多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也发现对新闻操作而言,有意识的“越轨”在所有方法论中是最有意义的。其实,是不是记者这种身份本身是次要的,当我们面对事物时,是否有强健的内心活力和好奇心,是否有超越平庸、拒绝应付的决心,才重要。

未知本身是最大的魔力,不管那一头是不是有更美的风景,“跳出去”,决定我的下一秒更有意义。

我是个表面挺无趣的人,但我觉得自己还蛮知趣的。

我认识许多好记者,有一些非常有趣,像曹小斯,每天在微信上编的冷笑话绝对冷绝对好笑;也有一些咋一接触像石头一样正经严肃油盐不进的,如张由琼。记者有各种各样的个人风格,这一点,我觉得对职业的影响是次要的。发掘趣味,展现现象背后的张力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也会成为那些形形色色的优秀记者们的共同点。

比如说特立独行这个词,你以为必定极致张扬,唐朝人孔颖达却告诉我们,“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不过是让我们警惕随波逐流。

从这个道理上讲,我更加欣赏那些内心不安分、不轻易服从,对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已习惯的不正常空气有着生理性敏感和警觉,坚守自我价值判断,靠良心和智慧踏踏实实活着的人。

在我们这个浮躁时代,这是真正的特立独行者。社会需要积聚这样平凡、低调的正气。

每个人的内心都向往好,抗拒不好,怎么和善恶共生的世界打交道,有的人有意识有的人无意识但都趋于扬善抑恶。所以,身份在个人行为中,并非决定性因素。很多时候,包括记者在内,很多相关利益者愿意在适当的时候跳出樊篱,因为他们既是体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活生生的人。而媒体人,应该去寻找这种可能性,而非敌视这种可能性。

2009年秋天,我还在做调查记者。当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列举了详尽的资料,举报遂溪县城教师严重超编,而乡村教师缺口巨大,教育局因此让县城的教师大下乡,八成超编教师都需要轮流到乡镇和村里支教。

因为选拔过程出现不公平,最终有“关系”的人仍旧留在城里,没“关系”的老师则要一次又一次到乡下学校支教,有的双职工教师夫妇同时在不同乡镇支教,补贴又少,影响了教师的正常生活,一些家庭因此出现出轨、离婚的现象。

此后,城里教师闻支教色变,很多人无心教学,乡村学校则出现了宁可要村里代课教师,不要城里支教教师现象。

举报人在新浪网专门开了博客,还在广东民声热线和其他几个大网站上发了几个帖子,但一直石沉大海无人问津。通过QQ联系上后,他并不敢对我表明身份,只说是当地教育系统的人,看不惯支教乱象层出不穷。他透露,支教的真相是为了解决超编,此前10来年,乡村教师拼命挤进县城及周边地区,有的学校甚至超编几倍以上,而有的乡镇教师缺口超过100人,担心长此以往害了孩子。

他主动提供了10多个支教老师的电话、教育局长的联系方式和支教教师输出、接收学校的地址等资料。联系上的教师一开始都十分激动地大吐苦水,却不愿意我在稿件里透露他半点个人信息。

令我意外的是,遂溪县教育局长还算痛快地接受了采访,坦陈了困境,也承认了存在的乱象。教育局人事股股长也接受了采访,提供了很多支撑性数据。如果没有官方的观点,这篇调查稿子很难站得住脚。

其实,回过头看,采访中遇到官员主动配合的例子还不少,例如有一次写珠江水污染的稿子,肇庆从前一年的水考第二名跌到最后一名,实地调查后,我采访到该市的环保局副局长,他也从专业角度提供了较为真诚的答案,也没有要求审稿。在做这个题的过程中,肇庆市某县相熟的新闻秘书暗中帮了我的大忙,除了提供诸多联系方式,还说:“省级媒体监督地方,他们就应该配合!”

此刻,年终岁末,我坐在办公桌前背对着满是阳光的落地窗写稿,对面的墙上贴满了朋友们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明信片。我想起前几天午饭后,提着几个地漏给装修工人送去,脑海流泻而出的却是:我提着一袋别处需要的东西,在阳光下慢慢走。

也许记者这个职业,就像我坐着的这个地方,前面有水泥墙,后边是玻璃墙,然而,水泥墙上是世界,玻璃墙外有阳光,我们的眼光和胸怀,自当超越这些墙。

坦然地说,我曾为自己的处境迷茫过,边缘的题材(对外报道绝不可能轰轰烈烈),另类的发行方式(我的稿子你很难见到),现实的难题(无线、无固定领域),多谢同事们,尤其是和我一起奋战在海外版采访线上的同学们和南方日报时政部侨务线的同事,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无私关爱、帮助、支持,我不可能出这么多稿子。

我所写的新闻中人,往往不是已经随风而逝,就是风烛残年,他们困苦甚至悲剧的一生,伴随着丰富的弹性和张力,隐藏在众多喧哗的主流大事、明星大腕和丑闻揭黑新闻中,默默无闻,并不十分受媒体眷顾,也正是这寂寞留给我们最大的可能。

挖掘这些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和重视的人和往事——他们恰恰非常符合我负责采写的海外版选题,既事关涉外群体,又深扎广东土壤,既是曾经的国际性话题,又在时光中被遗忘,适合做深度报道。

珠三角自梳女、三水红头巾、远征军老兵、南侨机工、“山乡好人”廖乐年等等,当通过尚在人世的少数个体,一步步走近近百年前的沧桑,我时常被历史的无情和人性的力量所震撼。

遗憾的是,这些平均年龄百岁左右的老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每当面对这样的题材,我都感到心慌,再不记录下来,很快就没有机会。但采访过程中,他们那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迥于常人的选择,又常让我忘记是在采访,这些普通人因为年轻时某种信念,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却轻盈、超脱,毫无怨艾。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打内心里理解自己。换言之,再来一次,一定还是这种选择。他们并不如外界揣测的那样,多么需要补偿和关注,需要的是尊重和理解。

一种选择有一种人世,难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武功,你修炼成功了,就保你一辈子开心幸福,高枕无忧?有快乐,也有痛苦,有无奈,才是真实存在,最重要的是,没有抛弃自己最喜欢、最坚持的东西,忘记最朴实的欢乐。

在对话和记录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所做的有了不一样的庄重感,接着想起了少年时代之所以想成为记者的原因,那就是走进不同的人生、体味别人的体味、记录不为人知的片段,好知道人生究竟是什么东西。而现在经营着的题材,大多数完全符合这种要求,他们比很多热热闹闹的新闻更有价值。这种笃定给予我的不再是空气感,而是存在感。

是的,正如米兰·昆德拉描述的那样,演员就是从小便自愿在不相识的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人。这根本性的自愿与天赋无涉,是比天赋更为深刻的东西,少了它,就不可能成为演员。同样,医生是那些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愿意终身照料人类身体的人。这根本的自愿(而不是天赋或灵巧性)使医生成为医生。

记者,也是如此。

此刻,我比往常任何时候相信,内心深处对自己设置的圈圈,比别人划定的圈圈,对我们的生命而言其实更加致命。也许真能跳出来了,才可避免成为可怜的牛扒。至于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这取决于人们对那些最基本价值的判断有没有勇气、有没有信心。

(作者系南方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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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本页责编: 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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