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问题高官的艾滋隐私与媒体报道

2014-07-03 16:48     来源: 南方传媒研究

摘要: 一名涉案自杀的问题高官,未经允许能否披露其艾滋病情?官员的隐私边界在哪里?

 

一名涉案自杀的问题高官,未经允许能否披露其艾滋病情?官员的隐私边界在哪里?

这是近日一则新闻引起的争议。据财新网报道,云南人大高官(副省级)孔某某于2014年3月自杀未遂,目前仍住在当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此前体检时他被查出为艾滋病毒(HIV)携带者。

自杀源于同僚检举,并叠加了艾滋病情。这篇报道在业界引起伦理争议,需要强调的一个细节:孔是先被查出艾滋,然后同僚案发检举他,他受到审查(未被双规)而自杀。

HIV病情是否应该披露?由此,派生出三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类认为,官员作为公众人物,虽然艾滋病情是个人隐私,但妨碍其正常履职,涉及公共利益;一类认为,即使有碍正常履职,不应公布具体病情,可以重症、绝症等代替;第三类则完全不赞同公开病情,“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在病上,应该一视同仁。”

是次争论相对立体,跟3年前贵州杨昌明案——这名“艾滋县长”在确诊后向疾控部门提供的与其有染的女性超过30人——完全一边倒的民意不同,质疑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对于杨昌明,舆论认为没理由以隐私为名拒绝民众的拷问,因为他除了公民身份,更是公权力的载体。而在孔某某身上,部分观点获得修正或丰富。

艾滋病的特殊在于其外向性与恐慌性。不言而喻,死亡的迫近使人产生过度防范,言论机构时常陷入两难:放弃报道,可能扩大受害者;过度报道,可能伤及当事人的生存权甚至生命权。

由于内部同样存在争议,报道方曾考虑过是否修订稿子,而最终的选择是:在高官身上,艾滋这种恶性传染病的公众知情权大于官员隐私权。

媒体披露的三重风险

对照现行法规,财新网的报道至少存在三重风险:一是伦理风险,尽管报道迎合舆情,但在当下选择性反腐风口,难免引发公信力损伤;二是法律风险,因与现行《艾滋病防治条例》相悖,存在刑事与民事双重风险;三是政治风险,这与前两者密切关联。

具体谈谈法律风险。2006年3月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换而言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信息,只能经本人和监护人发布,或由其授权发布,任何机构与个人擅自披露即为违法。

凡违反者,条例第五十六条罗列了对应的法律责任,并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设置了梯级罚则:轻则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重则降级、撤职、开除,并吊销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

与刑事责任并列的,自然还有民事索赔风险,亦即当事人及其家属可能采取的法律措施。一个不得不考虑的担心是,如果新闻报道引发第二次自杀,必然加重法律与政治的风险。

当然,现行制度也提出了当事人的主动披露义务,否则可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这包括:①就诊时应当主动向医务人员说明自身的感染情况,防止将病毒传播给他人;②感染者在结婚以及从事容易引起身体损伤的活动时,应向特定人员公开自己患病的事实;③可能对他人造成病毒感染的各种情形等。

对高级官员孔某某而言,前两条值得重点关注,比如自杀之后的非常救治程序、作风问题所涉的特定人群等,都存在不可控的伤害隐患。

病历与权力

延伸而谈,这牵涉一个老话题,高官身体状况的隐私边界在何处?他们究竟有无公开披露的义务?对于艾滋这种特殊疾病是否应有新的考虑?

数年前,我在采访一名离世的高官旧事时,受到医院的警告,对方提醒涉及国家机密。而在一些泄密案中,当事人定罪的理由之一包括讨论领导人的健康情况。

人人都有不为外道的秘密花园,其中雕栏玉砌、曲径通幽,或为断壁残垣、破铜烂铁,都是主人的私藏。人之为人,尊严与自主,全系这块“非请莫入”的领地。但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因其公共性,部分私德、公德水乳交融,隐私权与知情权阡陌相通,因此,官员的隐私权保护会少于普通公民。

病历向来是最坚固的秘密花园,甚至以一种特殊权力的方式存在。

放眼世界,恐怕只有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主动把体检报告公之于众的政要。白宫网站公布的体检报告显示,奥巴马健康状况处于“相当好”的级别,甚至一次篮球比赛撞破嘴唇也有记载。但另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因隐瞒病情而被指“欺骗”民众。

我们大体继承并发扬了苏联模式,政要的小病小痛都属国家秘密,甚至逝者生前的状况也鲜为人知。随着坚冰逐渐消融,人们愈发看到这些病历对于国家权力的影响,潜移默化地影响政治肌体,并固化为一种密室文化。

时至今日,各国通行的方式是,政要得病必须向所属组织汇报,除非恶意隐瞒被曝光,似乎并无向公众通报之业务。从杨昌明到孔某某,情况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即有染者存在集体并难于启齿的恐慌,这种恐慌已经具备一定的公共性。

类似知情权,可资参考的是1985年美国电影明星洛克哈德森因艾滋病去世。尸骨未寒之际,他的同性情侣以死者隐瞒病情继续同居八个月为由提起赔偿诉讼。官员与明星的隐私略有差异,与杨、孔有染者也恐难做此选择,但这或是推动相关法律完善和建立公共救济制度的契机。

隐私边界的三个支点

隐私权的本质是个人对自身信息的自我控制,以防止外部力量对秘密花园的侵犯。病毒感染当然也是一种个人信息,但因艾滋病情的公共性,言论的尺度必须放宽。这是此事的复杂所在。

结合当下环境,还必须考虑现实舆情的流向。我们所处的时代,早已形成了“官员是隐形人、民众是透明人”的隐私保护现状,这直接导致了民众质疑。尤其在当前,案发前体制性护短与落马后报复性羞辱,通常呈现出舆情起落的两极波纹。

这样的体制性护短,包括官员不必公示财产、利益共罪结构等;一旦被系统抛弃,问题官员将承担超出自己罪责的民怨羞辱。不客气地讲,官员难言尊严与人格。

目前无法给出隐私权的精确外延,其保护范围只能在个案中综合两个因素进行界定:一是当事人的身份。公共官员的隐私保护范围最小,社会公众人物次之,普通个人最大;二是涉及事项的性质。如果事关公共利益,则社会公众享有知情权,涉及普通私人的隐私权亦应受到限制。

进一步推导,这个边界可以通过三个支点丈量,一是公共利益,二是主观恶意,三是轻微伤害。

——公共利益。官员隐私权与公民监督权、知情权存在冲突,焦点在于法律的天平能否向公共利益倾斜。但是,现行法律没有对“公共利益”做出精确定义,官家执此裁定权,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从孔某某事件来看,没有证据显然当事人的艾滋病因滥用权力而来,或因病不能履行职责,这是争议的原由与焦点。

——主观恶意。媒体对公共人物的监督并非无限,有些基本界限不得越过,美国的准则是以公共人物能够证明媒体出于实际恶意为例外。这也已写入我们的司法解释中,但如何界定主观恶意,存在分岐。

——轻微伤害。媒体有舆论监督的义务,公众人物有承受轻微伤害的义务。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前提,“如果将沉默设定为一种消极自由,将议论设定为积极自由”(萧瀚语),那么,行使积极自由的边界在于不伤害他人,或者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轻微伤害上。

并非恶意的轻微伤害,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保护言论自由的共识。不过,孔某某事件中存在一个动态的变量过程,举例而论,倘若当事人能够承受公共舆论,事态由此过去;一旦发生二次事故,甚至伤亡,自然不是轻微伤害。毕竟,在法院没有判决之前,疑罪从无,罪不至死。

艾滋病隐私权介于生存权与自由权的交汇点,很难归结为简单的信息泄露。高官已有的权力,未必能对冲这一信息披露所带来的伤害,因为他的权力与权利可能同时滑落沉底。为其发放“权利的护身符”,以免从轻微伤害升级为致命伤害,正如法学家季卫东所说,这是为残酷的生存竞争画出了一条底线,也为在公共卫生方面形成特殊的权力关系画出了一道边界。

                                                                                      (作者系资深传媒人)

 

打印本页责编: 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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