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珊珊:唐慧案中的困局和困惑

2014-09-12 09:54     来源: 南方传媒研究

摘要: 《唐慧的漩涡》想写的是整个唐慧事件中所展示出来的当下中国的各种困局。事情发展到今天,只选取某一个角度都可能偏离真实,所有“角度”相互依存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只能用一种接近全景的方式去理解它,去接近它的全部意义。

 

真正关注唐慧事件是在《南方周末》的报道刊发之后,当时这组稿件所引起的争议和舆论分裂成了新闻的一部分。自然要去思考,如果《南方周末》道出了唐慧女儿案件的真相,为什么争议会这么大?我找来几年来的公开资料和案件材料,并着手采访整个事件所涉及的重要人物。

《唐慧的漩涡》想写的是整个唐慧事件中所展示出来的当下中国的各种困局。事情发展到今天,只选取某一个角度都可能偏离真实,所有“角度”相互依存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只能用一种接近全景的方式去理解它,去接近它的全部意义。

碰巧,去湖南永州采访唐慧的第一天晚上,宣布废除劳教制度的新闻即刻传播到那阴冷的小房间里。这新闻和唐慧密切相关,也算是人们努力后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是我进入这个家庭的窗口。在对这则新闻的反应中,可以觉察到夫妻关系的模式,也可以观察到唐慧的个性和处境。因此,报道就从这儿开始了。

第一个困局是关于唐慧家庭的。比较触动我的一点是,唐慧第一次引起媒体关注,她是靠说谎得到的,之后她成了底层想象的一个承载,也受到了很多同情。后来很多人去讨论她的道德,但更触动我的是,为什么要靠说谎才能脱颖而出?沉默的群体怎么发声?

唐慧自身的个性能力和环境存在冲突,追朔她的生命历程,感觉她是生命感强烈的人却始终被压抑着,她几乎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女儿乐乐成了她的寄托和释放。虽然没有采访到乐乐,但我尽量去接近她的环境。了解了这些,也许会更理解乐乐的际遇以及唐慧后来的表现。

对唐慧的过往经历我有过求证,可事实上让我理解她的一个关键点是一个细节。唐慧很多次讲到,母亲为了供哥哥上学以及照顾生病的弟弟牺牲了唐慧所喜欢的学业。走在永州的大街上,唐慧也讲了这段往事,她还提及,后来母亲和哥哥吵架,一气之下把已经长大的唐慧拖回去上小学。在路上,她来了第一次例假,这让她感到很羞耻。就是这个细节让我找到了一条理解唐慧的隐秘通道。作为一个被牺牲的人,被服从于农村父权体系的一个女人,虽然看起来那只是一个普通生理事件,但对她的人生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一瞬间,她也因此坚决不去上学,尽管她特别渴望。这个细节最后没写出来。第一稿写了,第二稿删了,第三稿写了,第四稿又把它删了,可能觉得有点私密,也怀疑我这个感受太个人。事实上,这种犹豫在写唐慧的家庭关系一直存在,一方面,乐乐成长的环境和这个家庭所受到的创伤是报道所要展现的,另一方面又觉得家庭关系没必要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最后选择只披露一部分。

第二个困局发生在乐乐“被迫卖淫案”所在地“柳情缘”。我透过唐慧在“柳情缘”对面居民楼凿出的小孔,看到店面以及过往的场景片段。这部分可能是整个报道的核心,乐乐案是怎么回事?这更为复杂,涉及到报道平衡性,涉及到新闻真实、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

从法院判决看来,钱的分成和打向乐乐的巴掌已经构成强迫卖淫罪的核心证据,唐慧所披露的乐乐被禁闭毒打的信息被没有被法庭采纳。这在公众看来也许是无法理解的。我查阅所能看到的卷宗材料,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调查,最终呈现时也遭遇了“平衡性”的困惑。

2013年《南方周末》报道发表后,业界热烈讨论着关于平衡性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每一则新闻稿要做多方平衡,甚至呈现各方陈述的篇幅也要均衡。还有另一种意见认为,新闻是一个大生态,既然前面铺天盖地的新闻都只有唐慧一方的声音,那么这一篇呈现另一种声音,事实上是对整体性失衡的纠偏。但也有人反驳,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会把所有的稿件看完,应该在一个稿件里面实现它的动态平衡。《唐慧的漩涡》一个基石是对案件的真相的探讨,如果没有这些探讨,就是各种混乱说法的呈现。我花了很大力气去说服当年柳情缘的性工作者接受采访,她们毕竟不是当事人,可能有相对客观的视角。其实她们站出来讲话压力很大,有一些已经结婚了,站出来讲述是要冒风险的。唐慧女儿的自述我也引用了一些,毕竟她在案件中是受害者。

如何引用这些性工作者的表述呢?比方多个小姐提到,11岁的乐乐会去“缠住”别人之类的场景。写稿时反反复复,如果这么写,很容易被误读为你在论证幼女自愿卖淫——事实上,她在溜冰场认识周军辉三天后,就被带到了柳情缘卖淫。我只能尽量全面展开这些信息。通过小姐们的讲述,我了解当地生态、这些男人和女孩的奇特关系以及她们当时的心态,当我听到玲玲15岁时被男友连哄带骗带去卖淫,后来为了挣钱堕胎来到“柳情缘”时,我是很震惊的。而她们之所以愿意站出来,是因为在她们的记忆里,被判决死刑的老板娘秦星是她们所遇过的最贴心仗义的老板。当然这一切没法推导出乐乐的处境,她的个人状况是没法回避的。采用了小姐们的说法后,我又补充了一些观点:“作为11岁的幼女,乐乐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却遭遇了成人世界的误读、利用和侵害。”同事讨论这篇稿件时认为这样的判断有些武断,还不如详细分析——从法律的角度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从“柳情缘”性工作者讲述的逻辑来看,如若不是唐慧执着,不是公众关注,发生在乐乐身上的事就是她们所经历的故事中普通的一则。这些青年男女缺乏法律观念,按照那个小世界的规则和价值观行事。我在当地采访了被告周军辉的同学,其实我很想追踪他们的生活。可惜一次采访后,他拒绝再次和我见面。

之后的困局是关于信访制度与社会动员模式的,报道想讨论十年来国家治理和民间参与的问题。写作时,唐慧始终是其中的线索,在这个过程中,唐慧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或者说心中某个种子找到了土壤。

这一部分的写作始终在牢笼中进行,那个我们难以触碰、笼罩着我们的言说牢笼。提及新闻界自我反思时,还应看到大家所说“大格局”。在原稿中,我加入了“在央视认罪”之类的语境,但最后的结果是这部分讲得很晦涩。现在当我重新讲述时,也不得不使用这样的语言。假如有的地方充分表达,有的地方却不能,那么报道注定是失衡的,真实只有全部真实,“部分真实”的提法只是一种发明。

另外谈到对涉案警察的同情时,我也会解释不同情者的语境,“巨大的生活经验已有足够多的样本支撑。每个人都没法不在结构之中。当柴会群同情那些被唐慧追责并受到处分的警察,说出‘假立功’的另一面时,许多过去同行的人并不愿意相信,仍然保持着对他们的质疑。他们也会反问:唐慧长年生活在受侮辱的底层,如何要求她做得更好?司法如果能够被唐慧所绑架,为什么又有那么多被践踏的人……”,“足够的样本”,“无法不在结构之中”,也是晦涩的表达。也许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写下这些时候,心中一直有枷锁,因而语言也是扭曲的。

不管如何,我艰难讲述到这里,然后视角再次回归到唐慧身上。最终她去寻找强人安慰,像是重新回到起点。当我站在伟人雕塑下,在那些永不停歇的鞠躬磕头许愿中看到茫然的唐慧时,我百感交集。

(作者系原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打印本页责编: 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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