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页面
找不到页面
找不到页面
[ 字号: ]    [ 打印 ]

温铁军:城镇化是应对危机的先手

发布时间: 2013-06-23 11:41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在“金交会分论坛——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创新”上发表主题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城镇化和金融创新,我在汤敏讲金融的时候正好有当地电视台的朋友问我对广东金融创新什么样的看法,我说广东以往的加工贸易型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处在全球产业分工的微笑曲线底端,它不产生足够的资本积累,而任何一种产业升级都得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才会有升级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调整这种加工贸易型的出口外向型经济,我们也没有能力改变在广东的所谓外资,至今仍然大部分是港台的无根企业投资,那这种企业很可能就会成为珠三角正在发生的去工业化的主力。去工业化这个话题,最近开始有人讨论了,那就是随着你一般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我们现在劳动力价格上升了,资源环境过去不算帐,现在环境成本也上升了,社会保障成本也上升了,原材料相对来说成本也带上升,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的加工贸易型出口经济恐怕就受不住了,它的利润不断摊薄。

当我们讲金融创新时,大家应该知道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服务于生产的金融,不是从事投行业务、中间业务的,搞生产性投资的金融至少要得到社会平均收益率。也就是说假如一个地方的产业,它的产业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收益的话,那么金融提供服务的可能性按照经济的基本原理,它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地方的产业平均收益率已经下降到了连银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都不足的话,那指望银行向这种产业投资恐怕也不太可能,当然这种产业也不产生足够的剩余,形成你提升产业层次、提升经济结构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怎么看待这个困难,这应该是任何讨论的中心议题。在这样的大会上很难做深入的分析,我们一般性的介绍中国经济所谓结构问题吧。

大家都在谈深化改革,但是改什么革呢?中国改革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过去是计划经济,现在我们是市场经济了,真的这么简单吗?如果你认真的做一点当代经济史的研究,你就会发现在1980年改革之前中国人没有来得及搞计划经济,或者说没有搞过真正意义的计划经济,我们能够像模像样的搞一个计划,并且去贯彻落实计划,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文革以后拨乱反正了,这个国家相对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是在80年代开始中国才有条件制订计划、贯彻计划,此前其实是一个战备经济吧,反正是特殊状态下,算不上计划经济。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中国靠引进外部投资形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因为中央政府不得不承担外债的责任,在外债责任的压力下导致中央政府放权让利,于是乎地方经济成为主力。地方经济作为主力,谁的经济呢?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经济。我们现在真实的体制问题,我把它归结为一条,这就是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这意味着各地的书记们基本上就是董事长,市县长们就是总经理了。地方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条件下,地方政府直接扮演着运动员的角色。因此它造成的困境是什么呢?上一届政府温家宝任总理的这十年很艰难,难在什么呢?难在摆平衡。大家都关心调房价这件事,老百姓不满房价太高,但是如果真的将房价调下来,连带着地价也下降,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土地融资怎么融呢,不外乎是以中央掌管的金融体系做交易,我拿一块地圈地套现,如果房价下跌导致地价下跌,那么地方套现量就大量下降,前任已经大量的地圈过来套现用于建设,现在还要继续至少将利息付了,旧债转新债,这样债务链才不能降。不压房价老百姓不满意,压房价到位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链条要断裂,如果你真的控制不住房价,房地产泡沫化最终还是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转化为金融坏账,这里外里两头,无论是不压房价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转变成金融系统的坏账,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链条断裂转化成金融坏账,这都是金融坏账。这十年我很理解,不仅是因为温总理姓温我理解他,难在他摆平衡非常困难,摆谁的平衡呢?其实是中央以金融作为工具来摆地方激进发展的平衡。

今天这个话题,中国真正的经济体制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央替地方公司化竞争承担了过量的金融风险,怎么办呢?一手增发货币,大量注入流动性,一手增发国债,还是流动性。这些年最近有些学者说中国是超级量化宽松,比美国、欧洲、日本并不差,给出了一系列的图表,但是很少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M2大量增加,并且长期和GDP之间的比值关系大大高于180%,最近说高于200%,这是因为集中于中央层面的风险没有别的方式,这就有一点像是美国。如果不是靠大规模增发货币,以零利率,这就是超级,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大量的吃进原材料和能源,而西方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冲进原材料和期货市场,60%的超发货币进入期货市场,这导致期货市场的价格上升。我们是因为制造业为主,所以我们大量的购进原材料和能源,那结果呢就导致我们的基本产品价格上升。基本产品价格上升就导致银行必须调高利率,今天人们说放开利率时又有一个大难题,口号好说,利率市场化、放开利率,但是当你国内不得不进口通货膨胀,我们说输入性通胀,这个情况下不得不提高利率,那么对方的零利率和你的高利率之间就存在金融领域的不平等竞争。

今天各级地方政府都要求什么呢,要求放开外资,我愿意张开怀抱拥抱低利率的外资。而低利率的外资,大家都欢迎外部资本进入,那是FDI,每进来一块钱的外资又会导致我们对冲增发。大家也知道另外一个数了,我们这些年增发的25万亿其中20万亿属于对冲增发,这又是一个困境,不对冲吗?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大量涌入的外资,各地欢迎外资,因为外资便宜啊,资金成本大大便宜内资。我们今天讲金融创新时,真实的矛盾是什么?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天的问题,今天是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

按照PPP法,也就是购买力评价法来计算人均量,广东实际排在哪儿呢?第九位。现在各地年轻的政治家们都希望保住GDP,因为十九大不过也就是四年左右的时间了。除了现在的一二把手之外,其他的五位常委都要换,所以很关键,所以我们也很理解。但是如果按照真实的PPP法衡量,沿海加工贸易型地区因无根投资、无根企业正在扮演去工业化的角色,而导致了我们如果按照过去传统的发展类型来维持原有发展的态势非常困难。这是大实话了,当然可能说的有些同志不一定爱听,但是我很难改变自己长期坚持说真话的习惯,我只能告诉大家难度相当大。昨天晚上有记者朋友问我说广东现在在加大基本建设,我说这个有道理,这是因为在原来加工贸易型企业外流的情况下,如果不用基本建设来替代,从产业拉动改变为投资拉动,我们很难维持住原有的增长率,这张图就告诉大家其实中国属于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我在国际交流中,人家经常说你别跟我说是国,你说你是一个大陆我就理解了。

中国各省用PPP法来进行比较,各省的排序都在这里了。其实中国是一个各地充分竞争条件下经济出现的高增长,我的观点在这里做一个简单归纳。我认为中央和地方长期存在着利益矛盾,中央在70年代因为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和华国锋提出的八二方案,我们大规模引进投资引发地方高度负债,对沿海作出了放权让利,这些都是改革。我得新书《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那里面对1949年以来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做了一次全面的重新解释,是去意识形态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高增长的地方政府风险越大,这些风险都上交给中央了,它客观上造成一种GDP竞争,这就是谁能够将风险交给中央,那么谁其实就提拔了,因此各地都在追求GDP竞争,这改变不了。我们要改变各地追求GDP的竞争模式,恐怕你以前的路径已经形成,现在是路径依赖。

中央因为在承受过大风险条件下,当危机发生时往往不得不宏观调控,因此导致宏观调控阶段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这也是为什么各地纷纷要求改革。尽管我们存在着矛盾,但是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们这个体制仍然显得高度有效。城镇化是什么意思呢?城镇是整个政府经济中的最低层次,长期以来是在省刮市、市刮县、县刮乡镇过程中的最低层次,而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危险就是新一轮危机挑战。08年大危机之后,西方相继用量化宽松和超级量化宽松来缓解危机,而不是解决危机,这是饮鸩止渴,只能使危机得到短期的缓解,但是用量化宽松的方式等于制造了更大规模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创造了更大规模的信用资产,那它最终还是会衍化为危机的。对我们中国来说,2009年危机爆发影响中国时,我们是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来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看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过程,应该说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消费,也就是内需,90年代靠外需,进入新世纪主要靠的是投资。三架马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它不是内需长期就驾辕,我们是分别用不同的马驾辕,其他的马换去拉套。80年代是内需,90年代是外需,新世纪是投资。

现在大家说要改变成内需拉动,对不起,其实不是内需不足,我们某种程度上是生产过剩。1998年到1999年我们发生生产危机过剩之后,就转变为靠投资拉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用长期的过剩来掩盖短期的过剩。这个空间还有多大呢?继续用投资拉动还能维持多久?很多学术界的朋友抱怨说这些年国有部门得到了超常的增长,私有部门被压抑了,这其实是对投资与基本建设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不理解。我们大量的投资拉动,说白了,短期没有收益,比如说新农村建设,我们向农村地区投资6万亿,其中一半以上是用于基础建设,以此拉动就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大规模失业时早就会有社会动乱了。因为有大量的投资,才能吸纳被沿海排斥的就业,缓解了社会危机,没有爆发灾难。但是往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有回报吗?往农村修路、通水通电话,哪一条能够是私营部门能干的?这些大规模投资都投到了国有部门,于是导致我们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70%多都是国有部门的,银行资金70%多是国有银行的,这当然就带来了一个挤出效应,对私人部门有挤出效应,导致现在的私营经济普遍不满,站在一般自由市场经济立场上的学术界也普遍提出意见,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因为你是生产过剩的内生矛盾,导致不得不靠投资拉动,客观上就造成这样的问题。现在新型城镇化是新一届领导集体为进一步维持投资拉动这种增长方式而找到的新的投资领域。

各位,我说了大实话,希望多多批评。因为面对欧美日全部都搞量化宽松,所制造的过剩流动性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我们按照一般的生产,比如说搞加工、搞贸易的生产方式,我们过去90年代的增长,其实是在进口通货膨胀。进口通货膨胀就使得我们用原有的增长方式维持不住,所以改变为现在的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到底能够维持多久?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回来,你们都可以注意到,大家认为他是奇谈怪论,他认为中国还有20年的高增长,他说的是如果我们坚持这样的投资拉动,中国这种超大型的内陆国家,内陆有广大的纵身,还有广大的需求,所以我们还有20年的增长。提出中国存在生产过剩这种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的也是林毅夫,提出新农村建设是缓解生产过剩这个危机的手段还是林毅夫。我跟他没有朋友关系,只是客观告诉大家,因为他提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听见了。1999年林毅夫率先提出了他的不太一般的观点,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这是1999年讲的。在座的各位年轻朋友,一定要认真的查一查他当年的说法,并且在2001年他当面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他的观点时,也明确讲到了要想缓解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只能是靠国债投资推动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谁提的?林毅夫。当然这个东西都不在正式发表的文件上,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中国怎么会推出一个新农村建设,当然中央提出是2005年,但是林毅夫提出是1999年,正式向领导汇报是2001年。希望媒体朋友敢于为新农村建设的提出者正名,我都在现场我都听见了,提的非常有针对性,针对的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只要上过党校或者高中的人都知道,这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并不新鲜,西方发生生产过剩最终使世界大战,二战是西方生产过剩的结果,我们在99年发生生产过剩,中国怎么着了呢?转向内陆建设。

我们看这个过程就会知道,当我们再次面临西方用所谓量化宽松制造过剩流动性,从而制造危机时,中国怎么保证自己还能有效的应对危机呢?城镇化是应对危机的一个先手。昨天南方日报的记者朋友晚上跟我做了一个采访,问我怎么看待城镇化,我这个观点已经讲了,但是不知道南方日报能不能发出来,我只是将实话告诉大家。我再提一句,当我们讲到城镇化时,我看到很多人的论文直接就是说城镇化只是在中国的叫法不一样,其实连老外都知道是有区别的,他们都有区别了,你们这些做研究的年轻人都不上网好好搜索吗?老师可能会批评学生资料索引不够。其实80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中小企业家的城镇化,当时就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县以下,1980年到1995年就是乡镇企业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增长,到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时,将城镇化纳入到县域经济的两大支柱,希望年轻朋友做论文要看看文件,文件上怎么写的,人家本来讲的是县域经济要靠中小企业城镇化这两大支柱来支撑,所使用的经验就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上半期,那前15年的经验。中小企业的发展当然就会带来对民间多样化的金融创新的需求,这就是一个规律。

县以下长期存在着面广地大的灰色经济、灰色金融,西方人称为影子银行,但其实越是当金融资产过量的集中到国有金融部门时,县这一级的审批权限很小,灰色地带出现的是灰色经济和灰色金融。如果我们通过城镇化的发展,能够有效让中小企业低门槛的进入到县以下的城镇,那么带动就业的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增加,因为中小企业比大企业6倍的多带动就业,当然也会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可以用三千多个县域经济、几万个城镇化的发展来分散我们所承载的全球金融化过大的金融风险压力,这是中国的大战略,我们这么理解的话就明白城镇化到底是做什么的了。

所谓地方化,其实从1957年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援助性投资,中央财政就跌下来了,那个红线就是中央财政,蓝线是地方财政,因此50年代后期中国就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中央集权,因为没有钱。当时老同志们都知道一句话,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机,50年代后期之后,连同1958年大跃进,整个过程都是地方自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央其实没有能力号令地方,所以我们说50年代之后长期以来是地方经济为主,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才变成一半一半,现在中央对地方的调控主要是靠财政转移支付、靠专项,当然这个专项就变成了政府内在的最核心的财政机制,在这个机制上的一次博弈。所谓地方差距很大程度来源于资本的差距,刚才跟地方电视台的朋友也在说怎么让县以下吸引人才,我说人才是被资本要素拉动的,资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北上广集中,当然导致人才要素也向大城市集中了。如果资本能够有引导的投向地方县以下,那么人才也会随着资本流动而流动,它是一个客观规律。

这是当年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放权让利式的改革,左边这张,80年代当我们发生高通胀危机的时候,恰恰也是中央不得不放权让利的时候。90年代是外债过高的时候,也是中央不得不进一步推进放权让利的时候,一次是80年代中期,一次是90年代上半期,这两次都是我们今天讨论改革的主要内容,其实都是危机造成的。我们重点介绍90年代这次。93年末根据李鹏总理在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是财政严重赤字、透支吃光了银行全部资本金,还多吃了80多亿的存款,中国银行在1993年末成为资本金为负值的银行了。财政严重赤字、银行严重赤字,外汇存底不足支付第二年的还本付息,外汇赤字也是1/3以上。三大赤字同时爆发,导致1994年中国出现深化改革。分税制改革出台,将1984年的财政分级承包正式改为分税制同时大规模增发货币,同期推出三大风险极高的资本市场,这就是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期货市场,以大规模吸纳货币的三大风险市场来辅助中央政府增发货币的手段,当然造成1994年的高物价指数。于是乎就迫使不得不调高利率,一调高利率企业受不了,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内需下降,农民负担增加,工人下岗。这就是90年代改革的客观真实过程,我们且不说这个过程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当你刚刚转向外需时迎头赶上97年东亚金融风暴,外需就下降了,那就导致1998年中国不得不紧急调整政策,调整为国债投资、投资拉动。1998年一年之内国债增发3倍以上,从原来1千亿的规模增加到3千多亿的规模。

  这个我不多说了。这是指的在1992年之后,当中央财政出现严重负担时出现了重要改革政策,我们放弃了所有的票证,人民币就成为货币了。我们知道在之前中国的货币不是货币,中国的货币只是一个交易的一般象征,主要还是要靠票证。1992年这是中国的货币化元年,正好是十四大召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其实是中国开始进入货币化,这之后中国的货币增发速度,除了93年遭遇危机,其实一直是在增加的,M2的比值一直在攀高。人们也说中国是超级量化宽松时,别忘了我们之前不是货币经济,92年才有货币经济,第一个五年就赶上东亚金融危机,各种累计的坏账爆发,导致98年中国推出银行改革,第一步就是银行和财政分家。过去银行、财政都只不过是政府的两个口袋,98年银行改革就让银行商业化。到2002年银行完成改革,中国进入了银行元年。92年是货币元年,02年是银行元年,从此中国有了商业银行,92年中国有了货币,02年中国有了银行。这个过程距今都很短,我们不能要求中国现在的银行业马上参与国际竞争,因为你其实还是很年轻的,刚刚商业化的银行系统,尽管在全球排名很高。

大家看这张表,货币化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发生的实际变化,这个阶段中央政府有了一个新的手段,这就是货币手段。

90年代那次高物价之后发生了几次所谓通货膨胀危机。这个我不多说了。这是指的在1992年之后,当中央财政出现严重负担时出现了重要改革政策,我们放弃了所有的票证,人民币就成为货币了。我们知道在之前中国的货币不是货币,中国的货币只是一个交易的一般象征,主要还是要靠票证。1992年这是中国的货币化元年,正好是十四大召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其实是中国开始进入货币化,这之后中国的货币增发速度,除了93年遭遇危机,其实一直是在增加的,M2的比值一直在攀高。人们也说中国是超级量化宽松时,别忘了我们之前不是货币经济,92年才有货币经济,第一个五年就赶上东亚金融危机,各种累计的坏账爆发,导致98年中国推出银行改革,第一步就是银行和财政分家。过去银行、财政都只不过是政府的两个口袋,98年银行改革就让银行商业化。到2002年银行完成改革,中国进入了银行元年。92年是货币元年,02年是银行元年,从此中国有了商业银行,92年中国有了货币,02年中国有了银行。这个过程距今都很短,我们不能要求中国现在的银行业马上参与国际竞争,因为你其实还是很年轻的,刚刚商业化的银行系统,尽管在全球排名很高。

大家看这张表,货币化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发生的实际变化,这个阶段中央政府有了一个新的手段,这就是货币手段。中央政府不断的创造流动性,中央政府就等于将地方上交的风险转嫁给社会,实际上构成新的循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竞争形成大量的风险,风险上交给中央政府,通过增加所谓政府信用,那就是国债,增加货币信用那就是增发货币,用这样的方式转嫁给社会的通货膨胀。这个过程,本身经济也增长了。这个东西是客观的中性过程,不带有对错好坏的评价,任何政府只要你有货币发行权,都愿意用温和的方式来转嫁政府危机,不论何种主义何种体制何种领袖,各国都是如此。在座各位如果将来当了领导也会这么做,这不是好坏对错,只是一个客观过程。

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或者是所谓经济大国,主要经济国家他们的债务率。原来认为债务率主要是西方的,我们知道在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时有一个债务率的统计,世界各国政府债务70%以上是西方国家的负债,现在人们又有新的提法,认为中国政府的债务率是世界最高的,根据的东西不是特别科学,但是会导致当前在全球都出现严重过剩流动性的条件下主要的投资机构在唱空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些年我跟很多海外的投行打交道,他们老请我帮助他们讨论中国的宏观形势,上半年之前世界金融界的主流,特别是做战略的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发展是一枝独秀的、中国经验是值得重视的,去年下半年开始唱空,都认为下一个一定是中国,经济危机将会爆发在中国。今年上半年时这个声音越来越强烈,从做多中国到做空中国的变化大概就是一年时间,现在基本上就变成了主流。现在跟西方的投行打交道,听他们的意见,他们70%以上都是在做空中国。当然这个趋势是不能改变的,对我们来说如果中国这次新政府换届之后不能维持一个阶段的稳定增长,那恰恰就应了西方大的投行做空中国的不能说企图吧,用中性的词来说就是意图。如果真的做空成功,那其实倒是一个抄底的机会,中国能不能从他们的做空变成现实的空,这取决于我们在战略安排,比如说新型城镇化安排上能否真正到位。

从城镇化的提出,去年就开始强调了,新一届政府以新型城镇化为第一个发展战略,这个已经提出来了,原定是今年4月份要召开全国的城镇化会议,但是因为很多问题没有讨论清楚,特别是有关主管部门在城镇化问题上,没有跟上中央在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县域经济能够直接结合的新型城镇化,因此主管部门现在所提出的方案还很难说大家都通过,因此城镇化会议也就一拖再拖。现在我们面对这种国际形势时,作出战略选择仍然有相当大的困难。西方原来认为中国政府债务率是最低的,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这张图是2010年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将中国的债务调整高超过200%,包括评级机构开始采取动作,做空的步骤已经有了。如果我们国内金融界和国内的政策界不够谨慎,也许恰恰就等于顺着做空的趋势制订政策,这就会出现大麻烦,我个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是因为我们实际的债务率很低,这些年我们大量投资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上,很多人批评“铁公基”,但是这实际上是大规模增加了固定资产,我们与西方的差别主要就是在投资上。大家看这张图,可以很清楚,中国之所以维持高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十几年维持了长期的大规模投资。

过去城镇化是城市带和区域产业布局是叠加的,越叠加越不符合生态文明战略,东部地区处于严重的污染带,这个污染使得国土面积的1/3都在污染带的控制下,再按照过去的发展模式肯定是走不下去了。过去我们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模式是值得反思的,尽管带来了增长,但是客观上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最近这十几年,从98年发生出口下降以后,我们其实平均每两年出台一个投资战略。稍微归纳一下,99年是西部开发,01年是东北振兴,03年是中部崛起,05年是新农村,08年是灾后重建,09年是救市的4万亿。朱政府时代只有5年,所以朱政府干进去5万亿左右的投资,温政府十年干进去了15万亿的投资,现在李政府上台,恐怕也会是持续维持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态势,这一点来说提醒媒体的朋友注意,广东现在的领导人提出加强基本建设的发展战略,这个思路符合现在这个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的趋势,它是靠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来拉动增长,至于说基本建设投资于哪一个领域,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值是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过程。

外向型经济对我们是双重输出,未必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未必有利于生态文明这种新战略。在双重输出的条件下,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正好应对的是西方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过渡的阶段。新自由主义大规模将产业转移,转移到海外导致资本市场主要是靠海外汇回收益,因此断掉资本市场投资和实业界的关系,当实业不能再雇佣劳动力时就会导致社会矛盾增加、街头政治爆发,政府开始负债,进一步推出量化宽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不可能靠传统的方式缓解,因此他们提出新经济,比如说能不能靠技术拉动提升产业,思路很好,麻烦在于原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利益集团未必能够适应这样的产业调整。对我们来说主要问题是微笑曲线,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了,这就是广东调查的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当遭遇到外需下降的时候就会非常明显的出现危机性状,这张图指的就是广东09年第一季度出现大幅度下滑的V形曲线,其实靠的就是内地,特别是西部的投资拉动了就业增长,缓解了东部的危机。从危机发生之后,你们看西部是红灯区,东部是蓝灯区,看GDP增长就会差别非常大。大城市的污染非常严重。

我们未来最大的问题还是就业压力,尽管现在有些地区表现为劳动力的所谓卖方市场,但是长期来看中国会有严重的就业困境,从现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就已经可以看到。因此城镇化我们说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中小企业6倍于大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而缓解我们的就业压力。新型城镇化某种程度上是去城市化,我们主张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政策中强调市民和农民的交融,而不只是农民进城。我们说现在市民转农民,这比农民转市民难得多,非转农比农转非要难得多。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城乡自由流动,实现良性互动,我们说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一个去城市化,市民下乡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市民要追求食品安全,会使得农业向生态化、有机化,有利于向资源环境的角度追求安全的农业发展,这将有利于国计民生,我们认同市民下乡的去城市化,这恐怕是新型城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趋势,希望大家关注。

我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仍然处于稳态金字塔结构。地产大概占100万亿,生产性固定资产大概是100万亿,这之上是金融资产150万亿,这之上就是债务资产20万亿了。社会结构方面,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赤贫,是因为我们下层社会是小资,土地革命之后农民都成为小土地的所有者,占人口的60%,小资的基础上长出了一个中产阶级,占30%,上面就是真正的大富了,占10%,因此是一个稳态的金字塔结构,这就是双金字塔的稳态经济结构。这样有利于中国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推进城镇化,我们说城镇化也是一个文化,它应该有人们对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种新理解。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分享到:

相关阅读:


网友评论()

网友最近网络问政的领导

找不到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