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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海晏:南方日报教我做报人
2009-04-17 15:05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年7月1日我以“余亦南”的笔名在《南方报人》上发表了俚句《读报偶感》,开头有几句话:喜读5月6日《南方日报》一版要闻后,B1-B2版《我们这一代人》全读了,深感新闻报道,贴近生活,有真情实感是提升可读性的正道,因而不计平仄写一首俚句。其一:“人才济济在南方,怒放百花千里香,毕竟衷情胸臆出,春歌一曲韵悠扬。”其二:“沃土丰饶育众芳,真情勃发好文章;才人浑洒拳拳意,一纸风行油墨香。”我之所以用“余亦南”笔名,意思是:我亦“南方报人”。正是由于这个“自封”,我在2003年南方日报社庆时,更不计毛笔字的工拙写了一首俚句,蒙装裱,悬于一角:“一自红旗耀广东,南方媒体作先锋。浩浩正气民心系,绵绵事业日光隆。”我之所以写这么一些俚句,不是没有原因的。

回顾近几十年,是南方日报教我如何做记者,如何做编辑,如何做人的。

我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当过教师、编辑,1968年我便成了“南方报人”,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是在南方日报社工作时期度过了我生命的“黄金季节”。

南方日报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集体,集中了全省办报的精英,在这支人才济济的队伍中,核心部分是有过革命经历的老新闻工作者。我从这些“老记”(包括“老编”)身上,受益匪浅。往事历历,多少位曾经影响过我,熏陶过我的前辈们,以及同我一起合作、一起熬夜的同事们,一位位同仁的身影在我脑的“屏幕”上显现;一件件事,一个个场景,牵动了我的情怀……

忘不了,我奉命到中山采访时,我向老记者请教:如何写报告文学。到中山坦洲后,我住在渡船上“体验生活”,开座谈会,和通讯员合作写出了算不上“报告文学”的《乡渡》。交稿后,左方同志叫我按版面压缩,我逐字删改,最后以5000字“达标”见报。这篇东西后来曾被选入高中课本(临时性的)。我想,文字精炼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从此,我更明白什么叫“铁版无情”了。

忘不了,我同张汉青同志以及另几位同事,一起为写一篇长稿而采访,我先同汉青同志到汕头、梅县采访,后又同李钟声、黄国平同志在高州逐句推敲合作写稿。这种小分队合作,如今尽管不必重复,但我们在采访和写稿时的真诚态度,让我永不忘怀。

忘不了,在“四人帮”已被击垮但消息尚未公开时,黄每同志指导我以不点名的方式写了一篇稿,表达对这帮祸国殃民人物的义愤。后来,又是在他的指挥下,我和张一村、刘陶同志合作写《剥四人帮画皮》的组稿,每夜一篇,至深夜交稿,第二天见报,一连干了7个夜晚。在党报工作,有时如同作战,我算是体会过了。

忘不了,陈培同志带我和岑祖谋到东莞采访。陈培同志采访时,问得很深入,精彩。回来后,我和老岑写了稿发了一版头条。这个报道,让我懂得,只有深入到农民基层中,一点一滴地采访,才能懂得农民需要什么。其时,农民早已厌恶“大锅饭”;懂得农村需要什么政策。懂得政策合乎农民心愿的重要。总之,这一“课”,让我懂得什么叫:“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忘不了的人和事太多太多了。即使是一个印象、一点“花絮”,也弥足珍贵。我不会忘却:在惠阳记者站时,同郑鸿裕到东莞道滘采访,发现了当地大胆请“老包”,致使生产效率大增,“割禾快过拖拉机”。我们和当地通讯员为农民冲破“大锅饭”的“铁框框”而兴奋不已,连夜赶稿。那天停电,我们便点了蜡烛, “挑灯夜战”。同岑祖谋等同志采写《救救惠州西湖》一稿,文中点了当地有的领导机关也参与在湖滨“占地”,稿件发表了,同当地领导关系毫无影响。我们俩还发现罗浮山风景遭受破坏的情况,回来之后写了《罗浮还须再装扮》一稿刊出后,引起很具权威的某部队某机关派人到报社点名要找我们,给黄每同志挡了回去,保护了我们。上述两篇稿均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而此类批评稿,锋芒所指,是破坏环境、破坏生态、破坏风景的严重情况。此种情况在“十年浩勃”中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万事待兴,顾不上什么“生态”,对此习以为常,罕见有人对此进行揭露。我还记得,林若同志到报社工作时,给了我一个题目:《假话一定不可讲》,根据他的指示写的文章我保存至今。陈越平同志到《南方日报》工作时,正值批判林彪,在他的指导下,黄文俞、张汉青、刘陶同我合写批判林彪的文章,文章分三段:黄、张各一段,刘陶和我负责一段,最后由张负责“统”稿。越平同志回机关任宣传部长后不久,便要“借”我到宣传部工作,我干了将近一年,由于留恋报社工作,主动要求回来,越平同志同意了。我从来没有叫他为“部长”。这种风气在报社通行,彼此不分职务高低,平等相处。杜导正曾在报社工作,当他在省委“宣办”时,同我及宣传部、军区的同志一起在广州造纸厂蹲点。他对纸厂存在的问题及发展作了深入调查并当面向纸厂的领导(军代表)提出了意见。那位领导被触怒,手上的铅笔摔在桌上,“啪”的一声。杜针锋相对,继续讲话。但他对我和胡中梅(当时在宣传部工作)却毫无架子,一次次掏钱请我们吃夜宵,我和中梅同志同他开玩笑时,他一点不在意。黄浩同志在《南方日报》工作时,我们曾按越平同志指示,到小岛采访师一级部队干部的会议。会上全是“绿色”(军装),我们两人“与众不同”。采访后写了一版头条。后来,黄浩到省委宣传部工作,还当上部长,但当我被叫去修改以省委领导人名义写的纪念古大存的文章(是为地方主义平反的重头文章)时,他“招待”我吃饭——跑到饭堂借碗筷、打饭……。彼此友谊真挚,毫无隔阂。当时风气如此,大家习以为常。新闻工作中结下的诚挚友谊,几十年不变。

我在《南方日报》工作期间,是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伟大时期。时代的列车隆隆地前进。在理论部工作时,我参与了揭露批判“左”的危害,批判特权思想的“思想之战”,特别是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我们主动亮出鲜明的观点,批评僵化,鼓吹思想解放。我从黄每、饶子持、马镇坤、林超等同志的思想和写作上受益良多,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有益的影响。在文艺部工作期间,虞丹、关振东、许立源、李钟声等同志都曾给我帮助。我写“星期随笔”,就是在那时摸索着写的。写着写着,写千字文上了瘾,至今未改。尤其是当我任该部副主编时,部里好些同志对文艺已经十分熟悉了,虽说我也算是一个所谓“领导”,但实际上我是边学边干的,没有部里的各位同事(我不一一写名字)的帮助,我工作会难度很大。后来,我又协助当时被任命为文艺部主编兼《南方周末》主编的关振东同志,和左方、陈兆川、关瑞湘等“老新闻”一起创办《南方周末》,更是心情舒畅,劲头十足。丁希凌同志思想比较开放,张琮同志工作严谨,黄每同志也重视这张新报。这一切,在《南方周未》“开张”的日子里,体现南方日报社的正确而大胆的领导。其实我在《南方周末》未有职务。由于《南方周末》与文艺部是同一支部,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当老关牵头忙着《南方周末》的种种事务,以及研究版面设置,乃至稿件组织时,由他召开的会议,我都参加了:分工要做的事,我也学着做了。老关执笔写《南方周末》一个个栏目的名称,如《南方茶座》什么的,在旁边的我,便有了一个“学师”的机会。正因为这样,当我接手《南方周末》主编时,顺利得多了。

任《南方周末》主编期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愉快而忙碌的日子。我们工作在具有上进心和友谊的集体之中。同事之间,只有友爱,没有磨擦。一个办公室,办两张报;《南方周末》和《花鸟世界报》。我座位的前后左右,全坐着同事,要出去,“对不起,请让位”。中间的黑沙发便是“会议中心”和“休闲中心”以及“饮食中心”。我们一次又一次到从化、高明等处开“上台阶”会议,集思广益,报纸的质量是这样一步又一步地提高的。我们逐渐摸索,增强社会性,为民鼓与呼的路子,探索如何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批评揭露腐败,批评极左、僵化……在南方日报编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南方周末》在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中、在干部中,于全国“一纸风行”(著名作家秦牧为《〈南方周末〉精粹丛书》序言中的评价)。秦牧不仅给我们一次次请来当“评委”,而且得知《南方周末》在民间评报中处在“第三”名时,给我们诚挚的鼓励。我也在同仁们的帮助下,做一些“边角料”的事。诸如,为好稿《一个女研究生被拐卖始末》刊出后,反响很好,推荐参加全国评奖(后来得了个“特等奖”)我写了详细的评语;每周报纸印出后,便忙着按名单寄出(每位工作人员都按自己工作需要寄报)报纸。我寄的,其中有谢非同志(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书记)和他的秘书陈建华同志,目的是让谢非同志了解并在可能情况下取得他的指导。一次,他到南方日报社讲话时,我就曾征求他的意见。后来《南方周末》因一项不实报道惹了风波。谢非在对《南方周末》指出工作缺点的同时,明确表态,要让它办下去。据陈建华同志说,这与他平时看了《南方周末》有所了解有关。我的日常工作是修改文章,特别是标题,还有,培养新手。比如说,有一位原来毫无新闻工作经验的同事采写的稿子,我只好从头改到尾。我也参加紧急任务,一次我与谭军波在我家为斟酌他紧急采写的稿子而熬了通宵。在报社搬往新址后,我与李益伦、谭军波、陈微尘同一个办公室。当记者外出采访时,我多担负“电话记录”的任务……这一切,回忆起来,心里甜滋滋的。

然而,也不尽是“甜”,曾令我“紧张”的事也不少,印象最深的两件。一是,刊登连载《沧海横流——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中间突接某权威机关的文件,命令停止连载,我紧张极了。于是,我当夜打电话给在中央办公厅当副主任的张岳琦同志(他在当任仲夷同志秘书时,因工作的接触,我同他彼此很友好)求助。我说了这事,并提出由我负责,简编后面文章,让全文刊完。他当时答应与“邓办”联系,在第三天,他在电话中说已联系过了,我简述了我将“压缩”的内容和想法,他同意这样的处理。听完电话后,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其后,《南方周末》顺利登完这篇连载(现在看来,作为一张周报,未请示有关部门,就刊登如此重要的连载,我们的工作不能说没有疏忽之处)。另一件是“六四”风波前后,我对当时刊出的每篇稿都十分认真处理。有时上了版,还要作紧急“处理”。一次,一版在大样上刊登了反映某些学生冒雨静坐的照片。我问李孟昱同志(时任《南方日报》编委,是分管《南方周末》的编委之一)如何处理这张照片,我们商量后,他“拍板”撤稿。我立即跑到排字房,一手把大样拿在手中,跑回编辑部换上另一篇。如果读者有兴趣翻阅当时的报纸,可以发现,其时的《南方周末》前前后后,并无有关风波的报道和评论。作为一张周末报,我们考虑报纸的特色,在风波过后一版刊登了一篇游客游览天安门的文章,让读者感受:风波过去了。

在南方日报社工作期间,我受到了熏陶、启迪和锻炼;我感受到勤奋、正派,对于一个报人是何等重要!而集体的友谊、面向基层,注重调查,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坚持细心、冷静处理大事,审时度势不随风倒,坚持为老百姓说话,思想与时俱进等等,都是我在报社时受益良多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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