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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九论”之我见 网友论广州的战略迷失

发布时间: 2013-04-25 10:34    来源: 南方日报 - 南网    作者:


编者按

《南方日报》近日连续推出的“广州九论”,撼动了广州舆论场,引起了各界读者强烈的关注。在同城报纸上,在微博上,在论坛里,不论是政经高端读者,还是普通网友,都对“广州如何不被超越”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少专家学者投书本报,围绕着第三城之争各抒己见,表达自己对广州前途命运的关切。今日本报刊出著名网友金心异先生的万言长文《论广州的战略迷失》以及彭澎先生的评论《广州的软实力不能再吃老本了》。金先生的文字保持着他一贯尖锐的风格,他的观点可以商榷,但是对广州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令人感动。希望广州各界能冷静听听不同的声音,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我们也欢迎各界读者继续关注本报报道并参与这场事关广州今后走向的大讨论。如果您想发言,欢迎登录南网问政平台(http://wen.nfdaily.cn/)发帖留言参与讨论。

作者:金心异

论广州,内心总有一种特别的情结,有些广州网友说我是“深圳主义者,因此仇恨广州”,其实作为一个40多岁的男人,肚量没有那么小。我户口在深圳、家在深圳,但是工作单位在广州,是广州的纳税人,本有权说广州政府的是非;我多年研究珠三角,其中当然包括广州,而且我还在广州住过2年,最近七八年还每年在广州呆一个月,我觉得自己对广州应该算有点儿发言权。

我一直觉得,与深圳每隔三五年总会有一波官民互动的城市批判思潮相比,广州的批判与反思浪潮要少一些。30年来,深圳无论是市民、学界还是政府,一直在检讨城市的发展战略、城市的定位与功能、城市应该对国家作出哪些贡献、城市是否会衰落或变得没有竞争力了,吵吵嚷嚷地。广州作为一个老城市,可能底气要较深圳足一些,文化界和学术界虽也有城市批判精神,却较少波及到市民与政府,更少会就城市的发展战略进行辩论。

是完全没有问题吗?只要是清醒的观察者,当然知道问题不少。事实上,我认为,广州至少最近10多年时间,其实是陷入到一种战略迷失。

1 广州人惯于自理家事,较少提及在国家中承担角色,“南沙新区”落户能否带来一些改变,成为珠三角和广东省新一轮增长的发动机,广州应当好好研究如何将这些资源和政策用好。

广州缺少战略视野

我之前文章中曾经指出过,粤人心态,惯于自理家事,广州作为粤人代表,亦有此心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较少提及在国家中承担角色。这一点与上海迥异。上海做事情,总是自告奋勇说这不单是上海的事情,是为国家做事,当然接下来,必然要求国家给些政策。

所以广州在近30年的国内城市竞争中,不喜欢搞什么要求国家给予“定位”之类的东东,我自己玩我自己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什么名头都不要,比如说广州人还是很受用“北上广”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穗人乐于见到自己和北京、上海并列。

我不知道这对广州是好事还是坏事。国家概念,在现实的考量中,至少意味着几件事:一、中央的政策资源,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利益,你不去要,就意味着受损失。比如中国科学院以国家战略的名义,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倾注了大量的国家科技资源,但是在广州却布局甚少,中科院上海分院是除了北京总院外实力最强的分院,而中科院广州分院却是实力最弱的分院之一;二、对于招商引资来说,这种国家概念意味着国家信用加持,还是有加分效果的。比如,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几年时间,欧美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潮中,上海由于被包装成中国的“经济首都”,因而收割到最大的红利,广州则几乎颗粒无收。

除了利益受损,这种心态,是否同时还表明粤人、穗人缺少战略视野?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有这个意味的。多位评论家对粤人文化特质有类似的描述:“只会低头走路,不会抬头看天”、“粤人务实,不喜欢忽悠”,这类描述虽不中亦不远。

广州似乎很少做城市战略研究,大概会觉得这是虚头巴脑的东西。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上海市社科院拥有研究人员1000人,而广东省社科院却仅有100多人,广州市社科院则更少。粤人或穗人宁愿花钱去修路或办厂,也不太愿意做务虚的研究。

这样会不会吃亏呢?我认为是会的。

比如,最近几年广东的媒体喜欢作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对比,以寻找差距。对于“追兵越来越近甚至有超越之势”的原因,粤媒和学界作了各种各样的论述,我看了后直摇头:大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对于苏、鲁两省GDP迫近广东,江苏最近10年GDP增速超过广东,我认为有两大直接原因:第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上海和江苏作为长三角的代表,收割了中国加入WTO后欧美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热潮中的大部分红利,上海收割金融及总部经济及部分大型工厂,江苏主要收割制造工厂,然而广州和广东在此役中受益甚少,这批投资成为支撑最近10年长三角经济成长的一大支柱;第二个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沪苏较早地预见到中国在之前20年快速完成轻工业现代化之后,将迅速转向重工业现代化,因而及时地大规模投资重化工业,长江口摆满了重化工项目;然而广东却后知后觉,上世纪90年代仅有惠州壳牌一个大型重化工项目落实,直到近些年才加速推进重化工大项目上马,然而已面临全国重化工投资过度、中央收紧项目审批矣。这批大型重化工项目投资,亦是沪苏最近10年经济成长的另一重要因素。

沪苏为什么能够先知先觉、动手早下手快?这是因为上海提早若干年,就已对此类方向性课题作了大量研究,及早预见,早作准备,趁势而起。然而广东呢?据我所知是没有作太细致研究的。加之珠三角各城市投资主要靠市场驱动,然而珠三角又较少重化工大工业经验,作为珠三角主要外资投资者的香港更是外行,所以珠三角失此两着,从而奠定了最近10年增速趋缓的基础。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吃了缺少战略视野、不重视战略研究的亏!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广州最近几年已有了一些改变,“南沙新区”这个国家级新区也终于落户广州。可是,南沙这个国家级新区,承担了什么国家战略?如何成为珠三角和广东省产业升级、新一轮增长的发动机呢?这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又能落到哪里去?所以,广州能不能将这些资源和政策用好,确实还是一件存疑的事情,因为广州以前不太善于做这类事情。

2 作为中心城市,广州应为整个区域提升竞争力指引方向,并继续加强在珠三角一体化中的战略担当,其角色绝不仅仅是集聚,同时还要有辐射及扩散。

广州缺少战略担当

近来广州频频强调自己珠三角龙头大哥的角色地位、强调自己区域金融中心的定位,但是请注意,广州这样做其实是有被动成分的,是对深圳向自己发起挑战的回应。

毫无疑问,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崛起,并于近年逐渐拉近与广州经济规模的差距后,对广州作为珠三角传统中心城市的地位构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广州力保自己压深圳一头的区域中心地位,关乎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作为中心城市,它首先将成为本区域各种资源的集聚吸纳者,多一个竞争者,意味着将分流自己的集聚规模。

所以我们看到,广州在应对深圳的挑战时,最着紧的是对自己珠三角及广东省交通枢纽地位的确保,因为路通财通,交通网络是确保吸纳能力的基础设施。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然而,作为一个中心城市,其角色绝不仅仅是集聚,同时还要有辐射及扩散,不仅仅意味着在财富再分配中受益,亦意味着巨大的区域责任。在这方面,广州应该做得更好。

首先,作为带头大哥,广州应为整个区域提升竞争力指引方向,并在转型升级中起引领作用,这一点,广州并未像上海那样对未来战略趋势作出准确预见并引领区域提升,以造船业为例,上海不但自己做大了造船业,还带动了长江口造船产业集群的发展,广州的造船业尚不能做大做强挑战上海地位,更遑论带动区域产业链。在这一点上,深圳都要比广州做得稍好,至少在科技创新方面,深圳探索的经验为区域和全国都提供了范例。

其次,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应该是这个区域的重要投资人,这一点来说,深圳资本对珠三角的投资,也远多过广州资本在珠三角的投资;深圳产业向周边城市的扩散溢出,也远多过广州产业向周边城市的转移,这一点,广州甚至不如佛山。

再次,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中心城市应该是领导者及合作关系的维护者,这方面广州和深圳做得都不够好,最近广州在交通政策中推动限制外地车牌的举动,体现出珠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广州还要继续加强在珠三角一体化中的战略担当。

除了上述战略视野和战略担当的缺失外,广州在处理自己问题时的战略迷失也相当明显,接下来我试着从城市空间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两方面加以阐述。

3 关于广州的城市空间形态,我10年前就有过一句评价:广州和武汉是全国自然条件最好的两个城市,却是空间利用效率最差、规划最混乱甚或没有规划、城市景观最让人失望的两个城市!

广州的城市空间战略:

摊大饼与失焦

关于广州的城市空间形态,我10年前就有过一句评价:广州和武汉是全国自然条件最好的两个城市,却是空间利用效率最差、规划最混乱甚或没有规划、城市景观最让人失望的两个城市!即便是在今天,这句话基本上仍说得过去。

说自然条件最好,是说这两个城市皆是在市区有足够体量面积的山体、有大量和形式各异的水体并形成水系、城市用地较为充裕且易于展开、气候适宜、植被极为丰富等。

然而这两个城市却是全国最为典型的摊大饼的城市。武汉被人讥笑为“城市建成区延展到哪里、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就跟踪配套到哪里”(广州的近郊也差不多!)不说了,广州远不像武汉那样内地城市财力拮据,可是城市空间形态又如何呢?

姑且不说天河新城和珠江新城屡屡被人提及的规划不够完善之处了,让我们看看面对番禺北区成为广州最重要居住区之后政府的反应何等之迟钝?让我们看看新白云机场和高铁广州南站选址(主要为商务人士和中高级白领服务的高铁站设于远郊,而主要是低收入消费者服务的普铁站设在老城区,导致双向错配?)之何等成功?让我们看看广州三层立交桥上特别设置的红绿灯?

好吧,让我们说说“东进西联南拓北优”战略。

这是广州市委市政府于2005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大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到2006年又加了“中调”二字。

这一战略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四处开花”。每个区都给你空间,让你向外发展,每个方向都用力,每个方向都无法握紧拳头。如果这样的四处用力能形成城市治理的扁平化分权架构、能形成城市形态的多中心组团结构也好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相对深圳的市区分权而言,广州仍然是典型的市级政府集权、区级政府相对弱势的治理结构,相对于深圳已形成典型的多中心组团城市形态,广州却仍是单中心的圈层城市形态。

城市空间形态的失序,背后是土地一、二级开发规则的失控和地产业的过度发展。

最早发现南沙的空间战略价值的,是香港商人霍英东。在霍氏开发的头10余年,广州介入不多。直到近年广州才真正开始重视南沙。

然而由于四处开花的空间战略,广州市并未“聚焦南沙”,既未在政策层面提升南沙地位,在基础设施投资上,21世纪的头10年也并未向南沙倾斜。是2010年时,南沙与市区的联系,还主要靠南沙港快速路。真正把南沙摆到战略地位的,其实是在最近两年,还是在时任省委书记汪洋的催促之下实现的。可以说,没有汪洋,就没有南沙新区上升为国家级新区。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南沙拿来做什么,广州一直没有想清楚。

最初要在南沙搞重化工业。在南沙这样珠三角地理中心的生态脆弱区搞重化工业,这想法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就相当不靠谱——如果你不是仅仅考虑广州市自己的产业布局,而是站在珠三角和全省来考量的话。问题还在于,既然你要在南沙搞重化工业,为何却要在南沙港打造集装箱主枢纽港?

在省委的干预下,原本准备在南沙开干的钢铁和石化项目被挪到了粤西。

时任省委书记汪洋给南沙争来了国家级新区这个帽子,定位为广东转型升级的战略平台,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再造一个广州,使广州变成真正滨海新城”这个想法就有点太浪漫了;可是,要在南沙打造区域金融中心,这想法就不仅是浪漫了。

一个有两三千年建城历史的城市,经历了2000年的历史选择和沉淀,其城市重心怎么可能一下子移到几十公里开外的地方去?这不是浪漫是什么?在远离最为成熟便利主城区几十公里的新开发片区,怎么可能建成需要最顶级城市配套的金融中心或CBD?可行吗?我一直讲,‘珠三角地理中心’这个概念并不是南沙真正的优势(郑州还是中国人口密集区的地理中心呢!兰州还是整个中国的地理中心呢!形成经济优势了吗?)。南沙真正的优势就一句话:大面积的港口后方陆域。

仔细琢磨一下我这句话,想想南沙能做什么吧!

4 文教科卫,在10年前广州拥有的相对优势何等之大!深圳最近10年里也正是在这四个方面奋起直追,逐渐缩小与广州的差距,可以说,在这些方面广州至少浪费了10年的时间。

广州的主导产业选择: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没做好

关于广州的产业结构,这真是应了那句名言:“广州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城市”,谁能说清楚广州的支柱产业是什么?请不要超过四个,超过四个就不是支柱产业。

广州什么都想做,从外贸加工型的轻工制造业、到IT制造及软件业、到重化工业、到商业零售业、到物流业、到生活服务业、到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到文化产业……总之,看见别人做什么,就觉得自己也有做这个的优势,就也要做。

在我看来,广州这20年里,关于产业抉择,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在广东省政府宣布不将汽车列入支柱产业的背景下,勇敢地宣称“广州市要把汽车列入支柱产业”,毅然引进了三大日资汽车厂(有两点很幸运:一是收割了2004年之后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红利,二是日本汽车厂家更擅于把握中国汽车消费者的心理),结果汽车产业集群事实上成为广州最近5-8年GDP增长的最重要贡献力量。

但这样漂亮的手笔,最近10年里再没有见过。

广州产业决策很不漂亮的两件事,很不幸都和深圳有竞争关系,但我决不是因为和深圳有竞争关系才这样认为。

一个是在珠三角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已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将南沙港口建设的重点放在集装箱港。这里面有三个问题:一是,香港-深圳双港(由于深圳港三大港区皆是由香港几个主要的码头公司投资,因此可以视为一个组合港)事实上已在珠三角地区取得近乎垄断的优势,广州港很难挑战成功;二是,南沙港的建港条件在珠三角属较差的之列(处在珠江主出海口,港池水深不足,航道及港池皆有泥沙淤积的问题);三是,广州港核心辐射范围并非主要的轻工外贸制造(适宜于装箱货物)基地。事实上,南沙港较适宜于散杂货和件杂货的进出口运输,此外后方陆域宽广平整,亦适宜于发展临港大工业。

自己的优势不发挥,反而非要以自己的劣势去对阵别人的优势,这种选择并不明智。

另一个是金融业。在珠三角事实上已有香港和深圳两个金融中心(未来最终会融合为一个双子座的金融中心)之后,广州再想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事实上已不可能,除了后发劣势,被别人占据了控制性环节之外,更重要的是,广州缺少金融业的运作经验,更缺少懂金融的人才。每次听到广州的一些官员和学者谈金融业问题,几乎总让人觉得不够内行。

老实说,这十多年来,我最希望看到广州和深圳形成激烈竞争关系、互别苗头的领域,是高新技术产业,因为广州本来较深圳更有优势——有那么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较深圳强得多的研发实力,然而遗憾的是,广州反而没啥太大作为。

从2012年的数据看,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至少超过广州的一半;科技创新实力的最重要数据,R&D占GDP比重,广州仅为2.3%,而深圳已超过3.7%,这其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广州的统计数据中应该还包括了各大高校和中科院广州分院的科研投入;深圳拥有多家具有全球及全国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广州则寥若星辰。

由科技延伸开去,我一直的一个观点,广州在华南地区、尤其是相对竞争对手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其“科教文卫”四方面的资源,这也是广州最应该也最好做文章的地方,也是最容易与深圳展开差异化竞争的地方,然而广州过去20年里,恰恰是在这四个领域没有做足文章,至少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

我记得时任省委书记汪洋主粤之后,曾经在好几个场合、最后一次应该是在2012年广东省“两会”上,提醒广州发挥自己的核心优势,可惜广州就是没听明白。

这四个领域,既可以是长期的发展基础和软实力,又可以是现实环境下的产业支撑和财富汲聚核。

教育,你只要看一看每年全国数十万的学生到广州来念书、数万计的教师在广州生活,所带来的庞大消费能力,就明白了;还有这些教师学者在全国各地做项目、做课题所带来的资金流入、国内外学术交流带来的访问客流;还有全省各地的非富即贵家长们为了让孩子到广州来念中小学而到广州来买房子、租房子所带来的财富流入。当然,更重要的,是学校及科研机构作为人才池和技术池对一个城市长期发展所提供的强大支撑!

文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等几大传媒企业在全国的强大影响力,每年就吸引数十亿的资金收益流入广州,还不要说它们及员工所产生的税收。由此吸引广告业在广州的集聚,每年吸金也达上百亿。然则我们没有争取更宽松的政策推动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广告、演出等行业在全国获得优势地位,对于自己的优势不够重视。

医疗卫生,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只要去看看南方医院每年的医疗收入、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的兴旺,就明白这个行业何等的吸金了。何况还有带动医疗设备、医用耗材、人才培训、鲜花礼品等产业链的功效。

这四个方面,在10年前广州拥有的相对优势何等之大!深圳最近10年里也正是在这四个方面奋起直追,逐渐缩小与广州的差距,可以说,在这些方面广州至少浪费了10年的时间。

未来城市软实力的竞争中,这四个方面会越来越成为营商环境的核心要素!

问题还在于,广州过去20年里,不但没有充分发挥自己在华南区域的优势,更加没有扩大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自己的优势地位!以高等教育为例,上海不说,江苏、浙江的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在过去20年里都成功地挤入全国的前5左右的位置,然而广州的中山大学,却一直在10名左右游荡!

再比如,医疗卫生领域,广州为何没有利用自己经济发展的优势,提升自己到和北京、上海并立的地位?直到最近一两年,才提出医疗城的计划,醒过来得太晚了。

更多的产业案例我就不说了,仅就综上所述,我说广州“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没干好”、“有优势的不去发挥、没有优势的非要搅局”,算不算冤枉广州?

5 然而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只要中国的干部考核体制不改变,只要空间资源要素的投入还有潜力,地方政府习惯了过去那种靠土地投入和产出获得经济增长数字和政绩的老套路,就不会主动去改变。

广州增长方式还没有真正转变

我一直认为,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切中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要害。靠原来那种要素资源投入来获得经济增长的老套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必须改弦更张,否则中国经济没有出路。

然而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只要中国的干部考核体制不改变,只要空间资源要素的投入还有潜力,地方政府习惯了过去那种靠土地投入和产出获得经济增长数字和政绩的老套路,就不会主动去改变。

我也一直不客气地说,倘若非要从全国勉强找出一个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例子,那么只有深圳勉强算得上。因为只有深圳是真的到了无地可用的地步了!!!其它的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杭州、苏州,都还不能说是。

广州也不是。你看一看广州庞大的四处开花的空间开发计划、看一看广州的基建投资规模和银行对城市开发的授信、看一看房地产相关税收一卖地收入在广州市地方财收中的占比、看一看广州市财收的分税种比例、看一看广州市财政的负债状况,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往哪个方向转变?简单点说,就是一个词:创新驱动。

在国家就是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城市就是要变成“创新型城市”。

创新驱动,于广州来说可以简化为两个方向:一是科技创新,二是文化创意。

广州也在这两个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确定为战略目标。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真的作为战略目标,那就必须解决这两个战略目标所遇到的主要障碍。什么障碍呢?在科技创新来说,就是建立产学研结合的机制,就是真正加大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是最烧钱的领域!)、改革科技体制、在关键的新兴产业方向上,舍得投入、最大可能地进行专利布局和卡位;在文化创意来说,就是放松管制、保障创作自由、保护知识产权。

就这些方面来说,虽然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规划中有涉及,但仍有待于付诸实施。因而我不能作出广州已走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通道上的判断。

6 即便是天津、苏州或重庆的GDP总量超越,但是在城市功能上已不太可能取代广州-深圳-香港城市群了,广州不必为GDP的数字而惊慌失措、手忙脚乱。

广州的未来,靠什么与别人竞争?

一个基本的判断,未来10年时间,将是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大致稳定下来的10年,一则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将基本告一段落,将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二则由于市场机制已经基本确立,那种打破竞争格局的外部政策条件创设之可能性已越来越少,就算国家想集中发展某一区域都已难以抗拒市场力量(过去10年天津的国家定位失败已足以证明)。

也就是说,即便是天津、苏州或重庆的GDP总量超越,但是在城市功能上已不太可能取代广州-深圳-香港城市群了,广州不必为GDP的数字而惊慌失措、手忙脚乱。

未来尤其是10年之后,广州,包括深圳,靠什么确立自己在全国、全球城市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面临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这样一个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将发生剧变之际。

我想,由于国内一二线城市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格局渐定,国内主要中心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也渐趋完成,大规模的跨区域移民浪潮也会告一段落,国内城市所谓硬实力的比拚将来必定退居次席,将更多展现为软实力的竞争。

这些软实力要素可能会包括:文化、生活环境及生态环境、法治信心、城市治理结构和治理水准、国际化水平(包括外语能力)、公共安全等等。

其它几项都容易理解,这里我特别想说一说城市治理结构、生态及生活环境这两项。

我想,由于我们的政治及行政体制以及传统,我国各城市较为相似的城市治理结构,在全球范围来说,是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准,可以说,还处在近代化阶段。未来的一段时间,会面临着严峻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谁能率先完成这个转型任务,建立起一个现代城市治理的结构,谁就可以率先奠定一个软实力的基础,倘若在这方面与国内其它城市拉开10年、20年的时间差,就可以获得一个明确的竞争优势。这个城市治理结构及水准,也与文化、法治、公共安全等几项密切相关。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国内率先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广州和深圳在这方面已与国内其它主要城市拉开了至少5-10年的差距,以这些内地城市相对落后的治理结构及水准,根本不能对广州构成长期的竞争压力。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同一性,广、深与国内城市在这方面拉开的差距还很不够,还没到彻底奠定竞争优势的程度。我们能不能拿出30年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来,大胆推动城市治理结构的改革,在全国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从而一举奠定这一软实力基础?

“生态及生活环境”这一项,主要是考虑移动互联时代所带来的大变局。由于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将会使得人的流动路向发生转变,过去人的迁徙是为了“谋生”,所以要流向资源配置能力较强的城市,而移动互联时代,人的迁徙是为了“生活”,因而人才将流向生活更便利、环境更优美或轻松、更能找到生活快乐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快乐型增长”。人的流动导致财富的流动,或者说,过去人的流动带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未来人的流动除了这一带动(人们不必非要在CBD上班,就可以更便利完成诸多商务活动)外,更会带动财富的二次分配。

就这两项而言,从过去数年广州市党代会和“两会”的报告文件中,我从未看到过清晰的描述。

行文至此,我对广州战略迷失的批判告一段落。我可以肯定的是,将会有许多广州网友对我进行各种批评。我将含笑以迎,惟希望你们批评得有逻辑性一些,有战略眼光一些。过去10年里,没有谁比我对深圳批评批判得更多更严厉。我对广州的批判,倘若广州能够重视,那至少会让我感到一丝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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