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本质在于创造性。纵观古今中外，历史进步的法则是，精英引领历史，大众决定历史。社会新的进步因素永远是从少数先知先觉者中产生的。然后，精英的创造性因素，在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并外化为具有相同特征的政治经济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时候，历史才呈现出新的面貌。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所谓民主社会，并不简单是使社会平民化乃至平庸化，而是通过民主选举、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方式，一方面挑选精英进入社会管理层，以实行科学的治理，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制约精英使其不得滥用权力，以保障普罗大众的权利不被侵夺。简单地说，民主就是大众选择精英而又制约精英的政治制度。
泛泛而论者，以为精英等同于有钱人、有权人或知识分子。这是导致“精英”一词滥用、可能“沦落风尘”的主要原因。不管怎么说，“为富不仁”的有钱人、“以权谋私”的有权人、“趋利媚俗”的知识分子，是算不上真正的精英的，绝不会为大众所认同。
时势呼唤精英，呼唤各行各业而非局限于政治领域的精英，呼唤能够适应变革目标要求具有创造性的精英。历史的经验表明，只要各行各业各领域那些能够适应变革目标要求并具有创造性的精英成长起来、整合起来，就完全可能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既丰富又有序，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精英”一词变时髦了。曾几何时，人们对它还是有忌讳的，现在则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了。究其原因，一是变革的时代呼唤精英。“时势造英雄”，首先时势需要英雄；二是人们不再囿于领袖与群众关系上的固有观点，对少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新的更加肯定的认识；三是一般人凭感觉喜欢使用这个词，无论自诩为“精英”，还是许人以“精英”，可以满足某种精神上或宣传上的需要，如冠之以“知识精英”、“财富精英”，称某楼盘、某商品为“精英之选”，等等。不管什么原因，鱼龙混杂，“精英”总有滥用的危险，其后果可能如“小姐”一样“沦落风尘”。因此，需要有所辨析，不单是为了维护语言的纯洁性，更是由于“精英”一词涉及许多重大的认识问题。
从语义上说，“精英”指出类拔萃之人。在不同类型的群体中，它必然是指那些起领导、组织或主导作用的少数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任何一个群体，它能组合在一起，它要团结和谐、增强力量，它要明了方向、实现目标，不能没有精英。哪怕武大郎开店，矮子里也有拔尖的。
但严格说来，精英并不只是数量上的相对概念。“精英”蕴涵“精华”的意义，真正的精英是大浪淘沙、披沙拣金的产物。所以，少数人并不必然是精英。历史的进化过程，不单是时间的流淌。在许多时间段，或是时代和社会太过平庸难以出产精英，或是精英被平庸的时代和社会“逆淘汰”而沦落了。
作出上述区别很重要。“精英”的本质在于创造性。纵观古今中外，历史进步的法则是，精英引领历史，大众决定历史。社会新的进步因素永远是从少数先知先觉者中产生的。然后，精英的创造性因素，在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并外化为具有相同特征的政治经济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时候，历史才呈现出新的面貌。在这个意义上，说“时势造英雄”是对的，反过来说“英雄造时势”并不正确，只有英雄和普通人即精英与大众紧密结合，精英代表大众、大众拥护精英，才能真正创造历史。但从逻辑上说，创造历史首先得有精英。
中国古代文明的成熟时期，在汉武帝以后的二千年；其创造性的形成阶段，则经历了春秋、战国、秦和西汉初期，至汉武帝时奠定基本格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革故鼎新自不必说，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不用说，单说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期，那样一个星光灿烂的时代。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探险家张骞，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音乐家李延年，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些代表人物的许多活动及其成果，都具有开创性的特点。如司马迁著《史记》，改变分国割据的历史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统一，巩固和发展主体民族的历史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骞西域“凿空”，是陆路交通时代可以类比“地理大发现”的伟大壮举。特别是董仲舒，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的名义下统一起来，使之适应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在汉武帝和这些代表人物的身上，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其上升时期所具有的活力和创造力。此后整个封建制度以秦汉制度为基础、汉民族以“汉”为族名，决不是偶然的。
在那样一个类似于传统中国(把秦朝至清朝看作一个整体)的建国年代(春秋至汉武帝时期)，龙虎风云，英才辈出。在这个年代的许多代表人物身上，的确体现出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君子风范，甚至不乏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今天读诸子书和《史记》中对先贤嘉言懿行的描述，油然而生司马迁当年对孔子的赞叹:“《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不仅英才辈出，而且产生并形成了一个主导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进程的精英阶层，即被称为“士”的士大夫阶层。仅就政治局面之晦明而论，传记作家高阳有一段总结:“大致知识分子掌权，常为升平盛世；藩镇跋扈，则每成割据的局面，地方有幸有不幸。贵族干政，应视所结合的势力为何，结合知识分子，便有清明之象；结合外戚或宦官，必致宫廷多故。最坏的是以阉人而操国柄，为苍生之大不幸。”(《清朝的皇帝》后记)这里的“知识分子”，就是指“士”。两千年历史进程中的所谓精英，既有创造性意义上的，也有少数人意义上的；越到后期，创造性意义上的精英越少，社会因此而停滞不前。
明朝中后期，皇帝动辄数十年不理朝政，依靠宦官及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实施高压统治，是一个连平庸都称不上而完全可以说是黑暗的社会和时代。开始时，有作为、有气节、敢于抗争的士大夫被打击、排斥，逐步被“逆淘汰”。最后，多数士大夫趋炎附势，集体沦落。明熹宗时期，宦官魏忠贤依靠皇帝的宠信，擅权乱政，一方面大肆残害忠良、排斥异己；一方面极力收罗爪牙、遍置死党，实行“阉党专政”。魏忠贤“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全国刮起一股为魏忠贤建生祠的风，各地争相“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各部大臣与封疆大吏，居然以争当魏忠贤的亲信和干儿义子为荣。一些文人还建议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顾炎武曾痛切地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故士大夫之耻，谓之国耻。”上述士大夫之所为，可谓国耻之尤。这是皇权专制酿就的苦果。
明代的这种局面，已昭示传统中国的国运走到了尽头。满清入主中原，虽然带入一股游牧文化特有的生气和活力，但终究被同化淹没。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以来西方势力的冲击，如摧枯拉朽，就不足为怪了。上世纪初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士大夫阶层寿终正寝。此后，替代“士”的、适应新社会新时代需要的新的精英阶层，一直处于曲折的孕育、成长过程之中。
纵观西方社会的全部历史，其古代文明的创造性形成阶段，差不多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同一阶段同时，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完成了；其现代文明的创造性形成阶段，则大致从15世纪到18世纪约四百年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始得完成。两个阶段都是英才辈出的年代。单就第二阶段的文艺复兴时期来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今日西方国家和民族在全世界的主宰地位，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比较之下，中国只经历了第一阶段，尚没有完成第二阶段，而且进入第二阶段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不是自发生成的。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本原因。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都处在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时期，是中国历史进入全新时期的又一个建国年代。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状况看，还是从创造性精英产出情况看，新阶段的完成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今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大变革。迈向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和谐社会，是大变革的目标。近代以来中国人奋斗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和确定。但达到这样的目标决不会一帆风顺。大变革带来大分化，特别是所有制的多元化、社会成员的分层化、思想意识的多样化，使社会生活既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充满生机，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混乱，难以驾驭。这对执政党，对全体国民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时势呼唤精英，呼唤各行各业而非局限于政治领域的精英，呼唤能够适应变革目标要求具有创造性的精英。历史的经验表明，只要各行各业各领域那些能够适应变革目标要求并具有创造性的精英成长起来、整合起来，就完全可能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既丰富又有序，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人反对精英主张，担心重视精英的作用，可能导致不恰当地突出领袖或领导个人的作用，甚至搞个人崇拜、个人专制。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诚如邓小平指出的:“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不过，这是就政治领域说的，而精英所指的范围要宽泛得多，而且更多倾向指精英群体而非个人。
有人以为，推进民主政治，建立民主社会是大势所趋，强调精英的作用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这种看法似是而非。这是把重视精英的作用与政治上的精英主义，即由少数人来垄断和把持政治权力的观点混为一谈了。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所谓民主社会，并不简单是使社会平民化乃至平庸化，而是通过民主选举、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方式，一方面挑选精英进入社会管理层，以实行科学的治理，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制约精英使其不得滥用权力，以保障普罗大众的权利不被侵夺。简单地说，民主就是大众选择精英而又制约精英的政治制度。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专制与民粹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泛泛而论者，以为精英等同于有钱人、有权人或知识分子。这是导致“精英”一词滥用、可能“沦落风尘”的主要原因。不管怎么说，“为富不仁”的有钱人、“以权谋私”的有权人、“趋利媚俗”的知识分子，是算不上真正的精英的，绝不会为大众所认同。即使不拿道德的、法律的和社会习俗的规范去衡量，甚至承认社会进化过程中必要的“恶”，有钱人、有权人或知识分子也未必是有创造性的。
最为含混的，是把精英与时髦的“中产阶级”分子等同起来。“中产阶级”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特定概念，是指这个社会的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人们这么用，也许是由于在特定阶段，西方多数人的水平就是我们国家少数人的标准，如同吃麦当劳曾被当作改善生活一样。如果非要把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作为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的目标，那精英可以说是这个阶级或阶层的前驱和核心。
也有把精英与贵族等同起来的。这就过于牵强了。中国的贵族，作为一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在中古时期就已随着世家大族的衰落而消亡了，其某些社会功能完全被士大夫阶层所替代。残存的星星点点，不成气候，至“文化大革命”彻底消失。当然，往事并不如烟，今人追求一点想象中的贵族的优雅，也不是坏事。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子的“精英”呢？从中国现代化的趋势和需要出发，参考西方精英文化，承接中国“士”的优秀传统，统而观之，“精英”应有如下六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知识。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和基本的人文教育，好学深思、见多识广、注重实践，具有坚实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实践精神。
第二，收入。中上收入，能够满足个人与家庭体面生活与长远保障、以及社会交往的正常需求。在此基础上，精神生活成为人生的主要内容，得以展开创造性的活动。
第三，价值观。体认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现代理念，重新认知“仁义礼智信”、“智仁勇”、“天人合一”等传统信条，创造中西合璧的社会主流价值观。
第四，生活方式。过一种有教养而自然人性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有信仰的生活，包括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传统的信仰；是讲质量的生活，真诚、友善，节制、宽容，有个性、有品位，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是能进取的生活:注重实际、任事力行、富有活力。
第五，责任。确立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文明、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在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在价值混乱、世风日下的时候，坚守自己的良知和理想；在需要振衰起弊的时候，能够先我做起，推己及人；在遭遇艰难险阻的时候，能够勇猛精进、坚韧不拔。
第六，追求超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超越个人利害、超越时空的理想追求。在社会剧烈变革和转型时期，这种理想追求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显得尤为迫切:在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格局中建立主流价值观，是之谓“为天地立心”；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并使发展的(物质的、制度的)成果惠及广大老百姓，是之谓“为生民立命”；在传统文化遭受近一个世纪否定和摧残之后返本而开新，是之谓“为往圣继绝学”；探索确立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谐的基本理念、制度和文化，是之谓“为万世开太平”。
上述六个方面，组合成精英的理想人格。责任是精英之所以为精英的首要因素，没有责任，其他无从谈起；价值观是精英的内在规定性，也是人生的内在动力；生活方式是精英的外在表现，对其他社会阶层起示范作用；追求超越是精英的独特要素，是时代精英与历史精英相接续的特性、气质和境界；知识和收入则是精英的基础性条件。
以此六要素衡量，当今中国社会有没有精英呢？有，但不会太多；至于精英阶层，可以肯定还远没有形成。其原因，一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国家处于不断的战争、战乱、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之中，破坏太多，根基太薄。像“文革”十年高考中断，对今天造成的不良影响绝不可低估。即使文革后的正规教育，也是基础薄弱、不正规的正规教育；二是社会的建设、变革和转型经历了不过一代人的时间，新的积累不够；三是社会经历长期政治压抑和物质匮乏后形成反向追求，传统暴富文化的影响与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汇合、叠加，逐利、浮躁与放纵风气日盛，这在那些自诩为“精英”和可能成为精英的人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四是知识领域在西方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消化不良与逻辑冲突并存，迷茫困惑，甚至失去方向感，影响社会的能力大大弱化；五是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影响，具有平均主义深厚土壤的社会环境，对个性与创造性仍然有着很强的抑制作用。
一个没有精英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是无法发展进步的，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迟早要被边缘化、被淘汰。当今世界相当多的国家、民族和社会，实际上正处于这种被边缘化、被淘汰的状况。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正在为摆脱这样的命运而奋斗，曙光初现。但最终摆脱这样的命运，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无疑需要精英或准精英们的自觉努力和坚韧不拔的奋斗；需要社会为精英的孕育和成长、为精英的创造性活动提供良好环境；还需要将各行各业各领域的精英力量整合起来，将精英的力量与大众的力量整合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整合精英力量，主要是执政党的任务。精英力量一旦形成，成败利钝，盖系于此。（编辑：林湄）
